【大紀元2011年03月05日訊】由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1993年導演的《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又譯為《舒特拉的名單》)，不僅當時榮獲了六項奧斯卡金獎，至今仍是全球公認的最佳影片。電影讓保護了一千多名波蘭猶太人的德國商人辛德勒流芳百世。不過，世界彷彿遺忘了一位拯救出十多萬匈牙利猶太人的年輕瑞典外交官：勞爾‧瓦倫堡（Raoul Gustav Wallenberg，又譯為華倫伯格）。

瓦倫堡家族類似洛克菲勒、摩根等財團，六代人持續兩百多年興盛不衰的企業帝國，不過這個「堪比瑞典王室的隱形財富世家」，至今無法得知其引以自豪的家族成員的下落。

這樣一位偉人的故事，近來卻被中共的很多網站所刪除，少有的一點論壇信息也被淹沒在大陸無邊的黃賭毒大潮中，中國人對他少有所知。

如今，同樣的失蹤案在中國大量發生，數以百萬計的上訪民眾消失在祕密集中營裡。回顧歷史，國際社會為什麼默認縱容希特勒的大屠殺呢？瓦倫堡是如何救出十萬猶太人的呢？他沒有死在法西斯的鐵蹄下，卻葬身在共產黨的監獄裡，今天的人們應該從中吸取什麼呢？

瓦倫堡和他的10萬猶太名單

_{文 ◎ 魏先修、齊先予}

跳上押送猶太人的火車上，在殘暴的劍十字團面前，在一排子彈從頭頂上飛過之後，瓦倫堡打開名冊信口唸出一串瑞典人通用姓氏，聰明的猶太人逃生心切，應聲一個個走出來……就這樣從三千多猶太人中救出了約三百人……

時光回溯到1944年的匈牙利。

現在的人們可能對納粹殺害波蘭、奧地利、意大利等國的猶太人比較熟悉，但瞭解納粹在匈牙利對猶太人實施「最終解決」方案的人可能並不多。起初匈牙利作為軸心國成員，一直設法維護其國家主權，抵制納粹把匈牙利猶太人驅除出境的要求。因為匈牙利的猶太人在該國經濟、政治和文化藝術領域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很多猶太人已經跟本國的馬札爾人通婚。

納粹激進分子伊啟曼欲創殺人紀錄

不過納粹並沒有放過這裡的猶太人。1944年3月18日，希特勒逼迫匈執政者接受德國的全部佔領，匈內閣首相剋拉依逃往國外，前匈駐柏林大使魏森美爾繼任首相。不久匈政府把除布達佩斯以外的地方省的5萬猶太人集中起來服苦役，7月又把地方省的43萬猶太人放逐到東方。

3月18日政變後幾小時，納粹黨衛隊中校伊啟曼（Adolf Eichmann）就來到了匈牙利，開始完成他所謂的「最後使命」。伊啟曼雖然官銜不高，但很受希特勒的得力幹將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的賞識，並享有「猶太問題大師」的「盛譽」。伊啟曼在奧地利發明了流水作業法，並將此法介紹到布拉格和柏林。在用毒氣室殺害猶太人方面曾顯露不凡的調度天才，他從而使毒氣室的容量和效率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伊啟曼深信日爾曼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處決猶太人是拯救德國人所必須的。他對捕殺猶太人完全入癡著迷，立志要創造一個史無前例的殺人紀錄。

到達匈牙利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伊啟曼就用147列火車把43.7萬匈牙利猶太人運到了奧斯威辛等集中營，然後把他們屠殺掉。伊啟曼向柏林的報告誇口說，徹底消滅匈牙利的猶太人已基本成為事實，「處理布達佩斯的17.5萬猶太人，只要再花幾天工夫就行了。」

美國遲來的營救猶太人計劃

如何拯救這十多萬猶太人的生命呢？

此前國際社會對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罪惡行徑，或知之太遲，或知後冷漠處之。救援工作的拖延無形中助長了納粹仇恨猶太人的氣焰。納粹迫害猶太人的前十一年中，美國只給歐洲猶太人發了16.5萬張移民簽證。1942年8月，同盟國已確知希特勒命令修建一批巨大的毒氣室，但直到四個月後，國際社會才公開譴責納粹的屠殺行為。

即使知道納粹要徹底消滅歐洲的猶太人，同盟國、中立國，甚至像紅十字會那樣的國際救助機構，也沒能有效地開展救援。1943年，英國政府建議在百慕達群島召開國際會議，商量救助猶太人的辦法，可美國國務院在時過六個星期之後才同意參加。會議沒能採用有效措施，而當時納粹正以每天平均屠殺1.5萬人的速度進行。

1944年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收到了一份題為《本政府默許屠殺猶太人》的報告，報告結尾這樣寫道：「從屠刀下拯救猶太人是一個偉大的信託，它不能由那些冷漠無情、或懷有敵意的人插手。這個任務困難重重，但只要有一顆完成任務的熾熱的心，並作堅持不懈的努力，珍惜時間就能取得勝利。」

一週後，羅斯福成立了「戰時難民救濟會」，美國終於站出來要設法救助倖存不多的歐洲猶太人了。羅斯福總統和紐約天主教紅衣主教向匈牙利天主教呼籲保護他們國家的猶太人。英國政府警告：如果把猶太人集中關在猶太區，就要轟炸居民區。戰時救濟會強烈要求羅馬教皇使用「開除」教規，威嚇納粹和他的匈牙利幫兇，羅馬教皇拖延了一個月才這樣做。（直到2000年3月12日，羅馬教皇才就二戰時對猶太人遭受迫害保持沉默的行為進行公開譴責，請求上帝恕罪，並向世人道歉。）

很明顯，這樣遠隔萬里的警告是不起作用的，於是救濟會開始策劃一個直接從匈牙利內部搶救猶太人的行動方案。當時中立國瑞典正要增加駐匈的外交官，於是救濟會希望瑞典能派出一個能肩負此使命的瑞典外交官，美國將對營救給予資金和支持。最後，年僅31歲的勞爾‧瓦倫堡（Raoul Wallenberg）被選中了。

年輕瑞典外交官肩負營救使命

瓦倫堡出生於瑞典一個傑出的外交官、銀行家兼海軍將軍的家庭。極具語言天賦的他，曾在美國密執安大學讀了四年建築學，畢業後在銀行工作。他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並出差到過匈牙利。在南非和巴勒斯坦銀行實習時，他的南非僱主向他祖父報告：「我發現他有精明的組織才能和出眾的談判才能，不但富於想像，還很有創造性，他好像有使不完的精力和活力。」他的叔祖父說：「那孩子，很明顯更適合當政治家。」

上大學時有一次他們去參觀世界博覽會，回來時汽車被一群年青流氓逼著司機把車開到一條人煙稀少、路面泥濘的路上。車突然停下來了，流氓用槍口對著他進行搶劫，不過瓦倫堡鎮靜自如的態度，反倒嚇倒了搶劫犯。

瓦倫堡的外祖母具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他急切地希望能幫助猶太人，於是勞爾‧瓦倫堡以瑞典駐匈大使館一等祕書的身份來到布達佩斯，他同時也是羅斯福駐布達佩斯的私人代表、美國戰時難民救濟會的代理人。

時間就是生命。1944年7月9日，瓦倫堡背上舊背包，不顧火車的擁擠，馬上趕赴布達佩斯。在他背包裡放著一份在匈政府中身居要職的祕密反納粹者名單，一份可能給他提供基金的匈牙利猶太要人的名單，一本被懷疑與法西斯勾結的在布達佩斯的瑞典人名冊，還有一支舊手槍。

出發前的那天半夜，匈牙利當局突然宣佈停止放逐猶太人。這是個好兆頭，一下火車瓦倫堡就約見伊啟曼，一方面摸摸他的底，一方面從他手中買下四十棟樓房，以便擴大辦公室，容納他的猶太人僱員和受保護的匈牙利猶太人。同一天，他還在大使館建立了一個特別慈善小組，唯一職責是把儘可能多的猶太人弄出伊啟曼的勢力範圍，儘量讓他們都住進飄揚著瑞典國旗的特殊房屋。

救命的瑞典保護通行證

這一天，瓦倫堡會見了猶太大會的成員，交談中他想出了一個主意：給猶太人發放瑞典保護通行證。此前這種通行證只發給那些與瑞典有親緣關係或商業關係的人，他們由於護照遺失、在新護照補發過程中所使用的臨時護照。通行證上寫著：本證的持有者及其財產將置於瑞典使館的保護之下，本證持有者將立刻動身去瑞典。

為了保護猶太人而給他們發放這種通行證，這在國際法中是沒有先例的。在獲得瑞典大使館同意之後，瓦倫堡立即安排與匈牙利外交部和內政部的官員以及匈牙利憲兵司令會晤，因為這種通行證意味著把匈牙利公民撤離匈牙利，有損匈牙利的主權。起初匈牙利官員不同意，瓦倫堡軟硬兼施，用將要審判戰爭罪犯的口吻來威脅官員，他堅定有力的態度讓人覺得，好像戰爭一結束，他就是戰勝國駐匈牙利的第一代表，能決定哪些官員能享有免受懲罰的豁免權。

終於在一個多月後，匈內政部同意有條件地簽發4,500張這種通行證給那些有錢有地位的猶太人，瓦倫堡還設法說服德國尊重這種通行證。為了使僅有的 4,500張通行證發揮作用，他分給每家一張通行證，以使當局不好將一個新瑞典公民的親屬放逐出去。他隨意給每張通行證編號，以使員警很難發現多發的通行證。不過在這期間，伊啟曼不顧匈政府的禁令，依然用各種欺騙手法強行把1.2萬猶太人裝上貨車廂，拉出邊境屠殺了。

8月25日，匈政府宣佈把不受保護的猶太人趕進有黃色星條標誌的房子裡，同意把他們放逐到德國去。伊啟曼威脅道：如果匈憲兵拒絕照辦，他將動用德國黨衛隊。隨著放逐日期的逼近，沒有受到保護的猶太群眾驚恐萬狀，使館周圍的人越來越多。瓦倫堡一方面要求匈政府頂住伊啟曼的要求，一方面延長辦公時間，把辦理通行證的辦事人員增至一百人。

在恢復放逐的前四天，在瓦倫堡和猶太大會的強烈要求下，駐瑞典的各國外交官集體草擬了一份對匈政府的照會：強烈抗議匈政府同意放逐猶太人。匈國家元首霍爾第收到這個照會的第二天，匈牙利南方鄰國、軸心國的成員國——羅馬尼亞突然宣佈向蘇聯投降。霍爾第清醒地意識到：戰爭失敗了，現在必須與同盟國迅速媾和，媾和第一步就要取消圍捕和放逐布達佩斯的猶太人。

於是他派人通知伊啟曼：匈政府不同意恢復放逐。伊啟曼勃然大怒，指著來人的鼻子破口大罵，並給柏林發電報請求指示。希姆萊的答覆是不要強迫匈牙利。在當時的希特勒眼裡，把匈牙利留在軸心國裡抵禦德國南側的威脅，比伊啟曼完成對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更重要。伊啟曼面對事態的發展驚愕不已。瓦倫堡乘機向霍爾第提議，要求德國把伊啟曼的部隊撤走。伊啟曼離開了布達佩斯，但仍留在匈牙利境內等待機會。

面對納粹隨時可能再次回到布達佩斯，瓦倫堡一直在考慮怎樣彌補他簽發通行證的不公正，牽掛著那些不可能得到通行證的人。一天他得到一個非常祕密的情報。有個叫「格利克」的地下游擊隊，其領導人鐵柯爾茲是波蘭藉猶太人，手下有三百多人，目前他們正悄悄偽造各種證件，如基督教洗禮證書，匈牙利或德國護照，以及中立國瑞典的臨時通行證等，簽發對象是那些比較貧困又沒有社會地位的匈牙利猶太人，而且簽發時分文不取。於是瓦倫堡祕密約見了這個領導人，當面向他承諾其偽造通行證的合法性，並希望他印發時特別小心謹慎。到9月中旬，布達佩斯的猶太家庭幾乎都有保護通行證了，無論真的或假的，被放逐的威脅已經過去了，他的使命似乎快完成了。

殘暴劍十字團與美麗外交官夫人

誰知10月4日，局勢突然急轉直下。當德國探知匈政府密謀在10月15日宣佈與蘇聯停戰，納粹德國黨衛隊用綁架霍爾第兒子的辦法，逼迫霍爾第承認薩拉希為內閣首相。薩拉希是劍十字團的首領，這是所有匈牙利法西斯主義派系中最極端、最暴虐、最反猶太人的團體，比納粹黨衛隊更殘酷。

薩拉希一宣佈勝利，凌晨二點電台就開始播送德國進行曲，白天追隨他的那些布達佩斯貧民窟的十幾歲的少年文盲們，身穿綠色襯衫，戴著紅白兩色的劍十字型臂章，不時在猶太教堂周圍出現，劍十字團僅在統治的頭十二小時內就殺掉了三百多猶太人。

瓦倫堡幾乎被劍十字團的凶殘驚呆了。他把所有猶太職員都藏起來了，他還聯絡各中立國外交官，抗議薩拉希政府的暴行：如不立即停止暴行，他們就與匈斷交。他指示工作人員不再考慮猶太人申請者的資格，一律發給通行證。匈政府禁止猶太人走出室外，他和工作人員就把通行證送到人們手裡。那時他車子的後座裡儲存著一堆空白通行證和一台打字機，以便當場發給受劍十字團威脅的人。

第二天伊啟曼回到布達佩斯，薩拉希宣佈所有國際通行證無效，並決定把五萬猶太人押送德國，其餘趕進布達佩斯郊外的四個集中營。焦急萬分的瓦倫堡千方百計地說服匈政府承認保護通行證和瑞典房屋以及辦公室的治外法權，不過劍十字團政府態度十分強硬。

眼看瓦倫堡就要失敗了，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他得到一個出乎意外的盟友的強有力支持，這人就是當時匈牙利外交部長的新婚太太——美麗聰慧的伊麗莎白‧克麥尼男爵夫人。10月20日，男爵夫人偕丈夫來到電台，要她丈夫命令播音員播誦她事先準備的公告：恢復受保護的猶太人的特權。

但薩拉希政府又變換花招，沒收猶太人的定量供給卡，並宣佈凡是沒有定量卡的就要放逐。瓦倫堡和工作人員就通宵達旦地趕印「瑞典定量卡」。匈政府修改克麥尼的廣播公告，只有中立國護照的持有者享有特權，中立國的保護通行證不能享受此待遇。於是瓦倫堡在取得瑞典內閣的同意下，在每張通行證上加上附註：「本證現在與正規的瑞典護照一樣有效。」冒著種種風險，瓦倫堡救下大批猶太人。

在死亡威脅下智勇救人

德軍在前線節節潰退，希姆萊已感覺大勢不妙，他害怕被當作戰爭罪犯審判，於是命令將奧斯威辛的毒氣室撤除，停止執行根絕猶太人的計劃。但賊心不死的伊啟曼依然堅持他的放逐計劃。伊啟曼非常擔心瓦倫堡從中阻攔，於是他首先威脅、恫嚇，說瓦倫堡是反德間諜，要逮捕他。威脅恫嚇無用之後，他就想與瓦倫堡作筆交易。

他開價75萬瑞士法郎，願將一火車猶太人交給瓦倫堡自由處理。瓦倫堡將計就計，同意考慮。11月下旬，一輛德國納粹黨衛隊的重型卡車瞄準瓦倫堡的座車高速衝過去，不過瓦倫堡已得到伊啟曼要暗殺他的情報，早已改乘另一輛車了。

自11月16日以來，劍十字團在憲兵和陸軍的協助下，每天押運兩千多猶太人到奧地利邊境，沿途不給猶太人吃的穿的，使上萬人死在了路上，於是瓦倫堡的卡車隊帶著衣服、食品，來回在通向赫吉善洛門的公路上救助猶太人。有一次瓦倫堡清晨趕到車站，有的猶太人已被裝上了貨車廂，他出示外交證，強行爬上火車想救這些人下來，一排子彈從他頭頂上飛過，他不得不退了下來。幾分鐘後他買通一個憲兵軍官和一班匈牙利士兵回來，對劍十字團厲聲喊道：「我要把持有瑞典通行證的帶回去。」劍十字團不得不同意，但他們堅持這些人必須是上了瓦倫堡登記冊的。

只見瓦倫堡打開名冊，大聲說道：「凡是有名字的都站出來。」並信口念出一串瑞典人通用姓氏。事實上他的名冊上根本沒有這些名字，但他知道劍十字團不認識瑞典文。聰明的猶太人逃生心切，應聲一個個地走出來。有些膽小的被看守嚇唬住了，不敢貿然走出來。瓦倫堡又大聲喊：「凡是遺失瑞典通行證的，舉手！」他和他的助手穿過人群，暗暗地觸動一些青年的手。一下子如雨後春筍，到處有人舉手。就這樣從三千多猶太人中救出了約三百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沒有通行證的青年。

11月27日，伊啟曼說服匈牙利內務部把正在布達佩斯挖戰壕的17萬猶太人，「借給」德國到維也納城郊修築土木工事，並簽署了協定。這次伊啟曼的黨衛隊負責押送。瓦倫堡得知消息後衝到約色夫色諾斯車站，被年輕黨衛隊運輸官抽出左輪手槍杵著他的肚子。

瓦倫堡用德語使盡力氣厲聲罵道：「橫蠻逞兇！怎麼敢威嚇瑞典王國的外交代表？！」這個軍官被瓦倫堡流利的德語和架勢懵住了，收回了手槍。瓦倫堡趨勢嚷道：「太蠻不講理了，怎麼放逐受瑞典王國保護的猶太人？！馬上釋放他們，否則要向你的上司提出正式外交抗議！」軍官猶豫了，看守也驚呆了。於是裝車也就中止了下來。

令瓦倫堡失望的是，車上上萬人中只大約五十幾人帶有合法的瑞典通行證，於是他高聲對剩下的猶太人喊道：「一定有上千的人被沒收了通行證。你們中誰有匈牙利文的證件，能證明你們曾持有瑞典有效通行證？」不少人對這個計謀心領神會，一個個開始從口袋裡掏出貌似匈牙利官方原始檔的紙片，其實只不過是些郵政收據、牛痘接種證書、定量供應卡、納稅登記表、提貨單……黨衛隊軍官對匈牙利文一字不識，瓦倫堡也是如此。但他裝著熟悉匈牙利文的樣子，一張張地仔細審查，就這樣也只救出了三百多人。這批被伊啟曼「借去」的猶太勞工，由於運輸困難，大部分還沒到達德國就死在集中營裡。戰後在集中營的附近發現大批墳墓。

漸漸地蘇聯人的炮火已逼近布達佩斯，但頑冥不化的伊啟曼還是堅持「繼續清除德國的敵人直到最後」，他說：「以後當我走上絞刑台時，我至少知道，我已經完成了我的使命。」他給留在首都的黨衛隊下達命令：「絕不許一個猶太人活著走出猶太區。」後來伊啟曼被法庭以納粹戰犯名義處以絞刑。

最後一次露面

12月24日，蘇聯軍隊到達布達佩斯郊區。聖誕節的第二天，他們包圍了布達佩斯。劍十字團也在加緊屠殺猶太人，他們說猶太人是蘇聯軍隊的間諜，把猶太人三個綁成一組推入多瑙河中，然後開槍射擊中間的人，讓其他二人淹死。

蘇聯軍隊佔領布達佩斯時，那裡被保護下來的猶太人還有12萬人。許多年後瓦倫堡當時的同事伯‧安哲（Per Anger）回憶，1945年他催促瓦倫堡趕快離開匈牙利，因為他的處境越來越危險。「對我來說別無選擇，」瓦倫堡回答：「既然我接受了這個任務，在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盡力挽救盡可能多的猶太人生命之前，我絕不能返回斯德哥爾摩。」

1945年1月17日，有人看到瓦倫堡同一位蘇聯軍官乘車前往設在德布勒森的蘇軍司令部，之後便再也沒有露面。人們記住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要去見馬利諾夫斯基元帥（Malinovsky），不過是作為客人還是囚犯，還不得而知。」起初蘇聯方面先是否認拘留他，後來在瑞典方面的一再催問下，蘇方於 1957年發表聲明說，瓦倫堡已於1947年因心臟病發作而死在莫斯科的盧比安卡監獄。有人認為，蘇聯懷疑瓦倫堡是美國間諜因而將其逮捕，並隨後將他槍決。

由於沒有任何有關瓦倫堡死亡的證明，蘇聯的聲明並未使這一事件就此了結。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仍然不斷有消息透露，瓦倫堡還活著。1982年瑞典政府就這一事件公佈了詳細的、長達13,000頁的文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澄清。

瓦倫堡家族以及歷屆瑞典政府一直致力於找尋勞爾的下落。1985年1月17日，至少有25個國家的「瓦倫堡委員會」舉行了紀念活動。1981年瓦倫堡成為美國榮譽公民，裡根總統稱他為「偉大人物」。2001年俄羅斯檢察院終於為其平冤昭雪。

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裡，被救出的一千名猶太人用自己的金牙打製了一枚金戒子，戒子上刻著一句猶太名言：「救人一命就等於救了全人類」。年輕的勞爾‧瓦倫堡用自己的生命拯救十多萬猶太人，他的名字將永遠刻在歷史的豐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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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勞爾‧瓦倫堡——瑞典王國的驕傲和遺憾

_{文、圖 ◎ 石芳}

「勞爾‧瓦倫堡是個世界英雄！」即使失蹤66年了，無數被他營救倖存的猶太人與瑞典民眾仍不願放棄希望。遺憾的是，在歲月之輪面前，尋找勞爾‧瓦倫堡的親人及證人相繼去世，而他卻仍然下落不明……

勞爾‧瓦倫堡1912年8月4日生於瑞典。出生前三個月，父親不幸因癌症去世，母親不久改嫁。幼小的勞爾被當時在日本任瑞典大使的爺爺古斯塔夫‧瓦倫堡（Gustav Wallenberg）收養。在爺爺的影響和培養下，勞爾精通英語、德語等多國語言，並先後在美國、瑞典、南非、巴勒斯蒂納、德國和匈牙利學習工作過。

勞爾同母異父的妹妹，如今年近90的妮娜回憶說：「勞爾是一個非常樂觀、善良和熱心幫助別人的人。我和弟弟從小就很崇拜哥哥。他有很強的領導能力。他對我們全家都很重要。我從小就確信他是一個做大事的人，但我從未想到他能做那麼大且有意義的事。」

他被蘇聯紅軍帶走了

1945年1月16日，在勞爾‧瓦倫堡被蘇軍帶走的前一天，當時的蘇聯副外長迪甘諾斯夫（Dekanusov）通知瑞典駐莫斯科使館：瓦倫堡先生在布達佩斯的蘇軍那裡。

〈尋找失蹤的瓦倫堡〉一文作者，瑞典國家資料館研究員托馬斯‧隆格林（Thomas Lundgren）介紹說：「在瓦倫堡失蹤幾個月後，他的母親和瑞典外長太太從蘇聯駐斯德哥爾摩的代表亞歷山大‧科隆塔奇（Alexandra Kollontaj）得到消息，說瓦倫堡在蘇聯，一切安好。然而，蘇聯政府在1957年之前，先是一直否認他在蘇聯，可後來又說他於1947年7月17日在蘇聯盧比安卡（Lubjanka）監獄死亡。」

1951年，從蘇聯監獄被釋放的意大利外交官勒夫督（Leforto）證實：他和勞爾‧瓦倫堡被關在莫斯科的一個監獄。勞爾151號牢房，德莫爾被關在第152號牢房。他們以輕輕地在牢房的牆壁上敲擊出摩爾斯電碼的方法相互聯繫。

據波蘭猶太人阿布爾漢‧卡林斯基（Abraham Kallinski）向調查人員提供的資訊，他在被蘇聯監禁期間曾幾次見過這位瑞典人，最後一次是1959年10月在莫斯科的弗拉基米爾監獄。

1976年蘇聯從監獄被釋放的俄國猶太人彥‧卡波蘭（Jan Kaplan）證實說，監獄裡有一個被關了30年的瑞典人。

安娜‧比爾德夫人在1979年7月提供的證詞中說，她的父親被關在莫斯科的布季爾基監獄期間，曾企圖通過猶太人帶出一封有關勞爾‧瓦倫堡被監禁詳細情況的信，但這封信被克格勃人員拿走了。她的父親因此還被多關一年半。

尋找瓦倫堡

為了解開勞爾失蹤之謎，妹妹妮娜五十多年來一直參與各種有關調查和聽證，並與美國、匈牙利、蘇聯等國有關政府機構取得聯繫。勞爾的弟弟Guy曾積極與多個知名人士聯繫，其中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前蘇聯諾貝爾獎得主安德列‧薩哈羅夫（Andrej Sacharov）。幾個月過去了，幾年過去了，幾十年過去了，而勞爾‧瓦倫堡的失蹤仍是一個謎。

愛麗絲‧保爾（Alice Bauer）是被瓦倫堡救出的10萬猶太人中的一個。「我的印象中，他很高大，似乎有一種光在籠罩著他。我後來一直在琢磨那個人怎麼樣了。我萬萬沒有想到他會遇到這樣的災難，被蘇聯軍隊帶走，下落不明。這太荒唐了。我們大家都很關心，也都會很盡力幫助查找他的下落。」

隨著新證人和證詞不斷的出現，瑞典政府、民間組織及媒體於50年代中期開始投入更多時間尋找瓦倫堡。瑞典首相陶葛‧艾爾蘭德（Tage Erlander）在1956年訪問蘇聯時，向赫魯曉夫提出瓦倫堡被監禁的案例。據檔案資料記載，赫魯曉夫當時火冒三丈，大聲說他不知道這個人的情況，並威脅如果再提此事，他們將中止會談。

1957年後，瑞典外交部成立了瓦倫堡專案調查組，1965年發表了白皮書，1982年對外開放了1944年至1969年間有關瓦倫堡案的部分資料，1997年開放了所有至1970年的檔案資料。蘇共倒台後，瑞典和俄羅斯聯合成立了瓦倫堡案的工作組。該組於2001年發表一個調研報告，其中含有1971年至2001年間的資料，裡面有很多前蘇共從未公開的資料。

在勞爾的弟弟積極參與下，瑞典民間組織瓦倫堡委員會於1979年成立。僅三年的時間，會員就已經達到3,500多人。其主要宗旨是監督對瓦倫堡下落之調查和讓世人記住瓦倫堡的英勇事跡。他們曾多次給蘇共領導人寫信，要求蘇共提供事實和瓦倫堡在蘇聯監獄的下落。此外，他們積極與多國證人取得聯繫，並組織了很多有關尋找瓦倫堡的研討會。

遺憾的是，66年過去了，尋找勞爾‧瓦倫堡的親人及證人相繼去世，而他卻仍然下落不明。

問責、道歉和教訓

每當提起失蹤的瓦倫堡，很多瑞典人在感到驕傲之餘，未免感到難過和遺憾。隨著歲月的流失，這種交雜在一起的情感越來越強，因為人們不得不接受他再也回不來了的事實。

大量的資料公佈後，人們發現在瓦倫堡失蹤後的前幾年是營救瓦倫堡的最佳時機。恰恰在這段時間，瑞典政府卻對瓦倫堡失蹤案「無動於衷」，甚至在蘇共獨裁政權面前表現得「軟弱無能」。來自各方的批評指向瑞典政府和瑞典外交部。

國家資料館研究員隆格林先生說：「民眾對當時瑞典駐莫斯科大使瑟德布魯（Staffan Soderblom）的批評最為激烈。1945年瓦倫堡失蹤後，他對蘇聯領導人說瓦倫堡死在了匈牙利。他的言論帶有很強的誤導性，因為他的態度代表了瑞典政府。這等於是告訴蘇共政府，瑞典政府已經認為瓦倫堡死了。這直接導致了瓦倫堡長期被關在監獄。」瑞典資深外交官彥‧路德維克曾對瑞典電台說：「很難理解當時瑞典政府的態度為什麼這麼消極。可能是怕惹怒蘇聯。」

瑞典政府的消極態度令瓦倫堡的家人很失望。妮娜說：「派他去執行這樣危險的任務，卻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保護他。在他失蹤後，也從沒有向史達林要求尋找他的事。他先是要面對德國納粹，後又獨自面對蘇共極權。瑞典政府的淡漠態度令人失望。」

時隔56年，瑞典首相約讓派爾森終於在2001年1月11日，代表瑞典政府向勞爾‧瓦倫堡的家人公開道歉，承認瓦倫堡失蹤案是「瑞典外交的失誤」。人們不禁要問，外交部的失誤是否通過道歉就將損失彌補了？

「永遠也彌補不了！」這是瑞典外交使節彥‧伊利亞森（Jan Eliasson）通過《瑞典日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對所有瑞典人和知道他的人來說，這是長久的疼痛，使人難以忘懷。他是一個抗爭極權和捍衛人權的重要楷模。他的事跡告訴年輕人，人人都可以從自我做起。」

歷史學家奘德（Zander）說：「首相親自代表政府道歉和外交部承認失誤，意味著尋找瓦倫堡的工作告一段落，人們應該開始總結和接受。然而令人深思的問題還很多。諸如為什麼要怕蘇聯共產獨裁？為什麼不願救瓦倫堡出來？為什麼在美國、匈牙利、以色列等眾多國家將他視為英雄這麼長時間後，瑞典才開始承認他？」

一份針對此事件的民意測驗表明：德國納粹和共產極權都是人權的敵人，都令人唾棄。人們要接受教訓，告誡自己再勿懼怕極權政府，要向瓦倫堡一樣勇敢地站出來捍衛人權。

如今國際社會公認勞爾‧瓦倫堡是世界傑出的外交家，在全球各地有49座瓦倫堡紀念碑，瑞典軍事博物館的二樓專設了瓦倫堡紀念館，他的故事已經編入瑞典各中小學的教材，世界各國都有很多介紹他的書籍。正如歷史學家瑞琪所說：「勞爾‧瓦倫堡是個世界英雄」。與甘地、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偉大人物不同的是，瓦倫堡解救的是其他國家的人。

偉大的瑞典科學家諾貝爾廣為人知；同樣，偉大的瑞典外交官勞爾‧瓦倫堡的名字，亦將會永遠刻在人類歷史的豐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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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被歷史記住？

_{文 ◎ 王華}

瓦倫堡沒有死在納粹的鐵蹄下，卻葬身在蘇聯共產黨的監獄裡。儘管冷戰早已結束，但人類對善惡的審判沒有結束的那一天，歷史在分分秒秒不停地記載和評價著每個人的善惡行動。

六十多年前，當納粹祕密集中營的大門被打開，看到堆積如山的纍纍白骨，人們的良心受到煎熬，人類痛心疾首地發誓：「Never Again！」（絕不重蹈覆轍！）在譴責納粹殘暴罪行的同時，無論是美國人還是歐洲人，人們都在反思：在這600萬猶太人被屠殺的12年間，我們都做了些什麼？

當初就有人揭發納粹祕密集中營的暴行，當時的西方首腦都知道希特勒的殺人計劃，但為了一時的經濟利益，為了某種政治聯盟的需要，人們麻木地拖延著，致使六百萬猶太人，一個接一個地悲慘死去。

如今，歷史又在重演。

2006年7月，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國家勳章得主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與前加拿大國會議員、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合著了《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書中引用大量調查實例，證實「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罪行是大規模真實存在的。聯合國人權組織也把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定性為「群體性滅絕」。

據公安部內部消息，2000年有超過百萬人次的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很多人被捕後被秘密關押到勞教所、集中營裡，在外人眼裡，他們就跟瓦倫堡一樣失蹤了。不同的是，中共在屠殺法輪功學員的同時，還偷盜他們的器官，失蹤者的血肉還為打造中共「移植大國」、促進國際「人血交流」做出了「貢獻」。這是何等殘忍無恥的現實。

儘管善良的人們對此做出強烈反應，但很多西方政府還是如同當年面對猶太人遭受的群體滅絕一樣，再度麻木、沉默，雖然每年都有雙邊人權對話，但私下裡的人權批評對中共這樣的惡徒毫無作用，在公開場合，有的西方企業還同當年的IBM一樣，助紂為虐。

《IBM與大屠殺》作者愛德恩‧布萊克說：「這場大屠殺無論有沒有IBM都會發生，但是如果沒有IBM計算機在人口統計上的應用，猶太人被屠殺人數不會如此龐大。」

如今中共為迫害上億法輪功學員，動用了國庫四分之一的財力，假如沒有外部經濟支援，迫害將難以為繼。而此時的國際財團被虛幻的市場美景所迷惑，把大量資金投入中國，變相支持了這場迫害。更有甚者，如雅虎、思科等公司，幫助中共在網絡上監視和逮捕法輪功學員。

與這些羞恥紀錄相反的是，無論是喜好女色、經常搞賄賂的商人辛德勒，還是人品優秀、才華出眾的瓦倫堡，歷史記住的，都是那些能堅守良知善念的人，人類將千秋萬代傳誦他們的善行。

瓦倫堡沒有死在納粹的鐵蹄下，卻葬身在蘇聯共產黨的監獄裡。儘管冷戰早已結束，但人類對善惡的審判沒有結束的那一天，歷史在分分秒秒不停地記載和評價著每個人的善惡行動。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用良知指導我們的行為，拒絕與邪惡共舞，這是二戰歷史真正想讓人讀懂的核心，也是指導我們未來行動的準則。◇

本文轉自213期【新紀元週刊】「封面故事」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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