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破空:對話--埃及能,中國為何不能?
【大紀元2011年02月09日訊】2月6日,埃及政府與反對派舉行對話。對話取得具體成果,包括:政府承諾開放新聞自由,不再封鎖互聯網與手機;釋放被捕的示威人士;承諾加大力度,打擊官員貪腐。反對派則同意已經在位30年的總統穆巴拉克留任到今年9月大選之前(他回應民意,承諾到時退位,不再參選),以確保和平過渡。雙方同意:將成立憲法改革委員會,修改憲法。
參加對話與會談的,政府一方,包括副總統在內的高級領導人;反對派一方,包括深孚眾望的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曾遭當局取締的最大反對派團體—穆斯林兄弟會;以及其他具有影響力的團體。
通過平等的對話與會談,朝野雙方初步擬定民主改革路線圖。儘管前景還不完全明朗,但,這是埃及邁向民主之路的重要一步。埃及民眾抗爭僅僅兩週,就取得如此重大成果,令世界欣慰。這一成果,是埃及政府與民間彼此妥協的結果,而其中,又主要是政府的讓步。
反觀1989年的中國,中國學生和民眾示威,持續兩個月,中國政府毫不讓步,鄧小平聲言:一步也不能退,退,(共產黨政權)就全垮了。其間,哪怕莘莘學子以絕食抗爭,至氣弱命危,鄧當局也絲毫不為所動。
學潮一個月後,鄧當局曾假意與學生「對話」,但當時的中共總理李鵬在其日後的「六四日記」中,頗為自鳴得意地披露,就在他與學生領袖舉行對話的當天,鄧當局已經作出次日調兵進京的決定,李鵬也在對話中予以暗示。表明,對話是假,乃緩兵之計;鎮壓是真,早已磨刀霍霍。
埃及朝野對話後,仍有五千民眾堅守解放廣場,誓言抗爭到底,直到穆巴拉克下台。這一呼聲,也不可忽視,是一種無形壓力,迫使政府兌現承諾,確保埃及民主進程不致逆轉。
與此同時,抗議人數已經劇減,不再是動輒上萬、十萬、或百萬之眾。包括首都開羅在內,各地秩序恢復正常,銀行和商店重開,交通重現繁忙。
而1989年,中共當局無視民眾呼聲,僅僅強調,民眾示威,影響了「正常的生活與工作秩序。」同樣為了恢復秩序,埃及政府以對話達成,中共當局以屠殺實現。
在埃及持續兩週的抗議活動中,因警民衝突、或反對與支持穆巴拉克兩派民眾的衝突,死亡300餘人;而在1989年遍及全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在中共軍隊介入之前,中國警民無一死傷,甚至沒有發生任何警民衝突。與埃及、與世界各國民眾相比,中國民眾抗爭,堪稱最溫和、最理性、最和平。而中國民眾遭受當局的鎮壓,又堪稱最殘暴、最血腥、最令人髮指。
埃及抗爭期間,每天蒙受經濟損失高達3.1億美元,但埃及政府沒有把責任歸到抗議民眾頭上;示威期間,有人趁機洗劫商舖、超市、購物中心和高尚住宅區,但埃及政府並未以「打砸搶燒」為名,嫁禍民主運動,並以此作為鎮壓理由。埃及政府的做法是:向遭受暴力攻擊者道歉;設立賠償基金,補償那些因搶劫和破壞而受到損害的人;拍賣25億美元的政府短期債務,以補救經濟。
而1989年,中共當局僅僅以「經濟發展受到影響」為名,就調集重兵,殺氣騰騰。埃及軍隊明言:決不鎮壓民眾。哪怕抗議民眾躺在裝甲車底下。而中共軍隊,不僅大開殺戒,而且駕駛坦克,高速追碾和平撤退的學生。那支「黨指揮槍」、「聽黨指揮」的中共黨軍,以虎狼之師、殘暴之師的惡名,冠於全球。
地處北非的突尼斯和埃及,經濟增長與專制統治並存,因而表面繁榮、表面穩定,這與1989年的中國或今日中國,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新一波民主運動,發生在突尼斯與埃及,並實現和平轉型。官民對話,朝野和解,突尼斯能,埃及能,中國為何不能?
從政府到民間,從軍人到知識分子,都可以羅列無數因素,找出種種差別。最重要的一條:同樣是獨裁,同樣是一黨專制,在埃及與突尼斯等國,是開明專制、溫和專制;在中國,卻是黑暗專制、極端專制。中華民族的大不幸,彷彿命中注定。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