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2月14日訊】任鴻雋是20世紀前半葉科學救國的代表人物，他是中國科學社和〈科學〉雜誌的重要發起人，稱他是科學社的靈魂人物並不過分，在主持中華文化基金會期間，他對推動科學事業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和同時代的科學同道者一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撒播了現代科學的種子，其貢獻之大應該得到科學史的公正評價。他是科學家，也是教育家，曾擔任東南大學副校長、四川大學校長，對高等教育有許多獨到的見識。他和胡適同時在美國留學，有長期深厚的友誼，他和陳衡哲結婚後，他們夫婦和胡適的交往一直沒有中斷過，在胡適這個自由主義朋友圈中，他們都是重要的成員。《獨立評論》時期，他們夫婦發表的文章很多，任鴻雋也以飽含鋒芒的筆調，寫下了幾篇抨擊國民黨黨化教育的文章，今天讀來還是能感受到他內心的激動、對國家民族的真誠。

1932年6月5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三號上，有任鴻雋的《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一文，其中說：

「教育的目的與黨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說來，教育的目的，在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在黨的場合，設如人與組織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自然要犧牲人的利益以顧全組織的利益。

……一個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須對於事理有正確圓滿的瞭解，對於行事有獨立自信的精神。要養成這樣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知識上的好奇心。有了知識上的好奇心，方能對於各種的問題或事務，加以獨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結果，才是我們信仰的根據。這種教育的方法，在黨的立場看來，是最危險的。他們的信仰，是早經確定的了；他們的問題，是怎麼的擁護這個信仰。因為要擁護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因為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所以不能有知識上的好奇心。」

在他看來，「黨化」和「教育」是一對矛盾的名詞，有了「黨化」就沒了「教育」，反之，要去「教育」，也一定要去掉「黨化」，「黨化教育」是不能成立的。他認為在特殊的情形下，比如國民黨通過黨務學校、中央政治學校等特別組織來宣傳黨義未嚐不可，「不幸我們現在要黨化的學校，不是這樣的一類，而是全國一般的由小中以至大學程度的學校。在這些學校裡面去宣傳黨義，便立刻有許多問題發生。……我們以為宣傳黨義的最好方法，是把黨義放在一個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它放在特殊階級之上，使它失去了自由競爭的機會。因為一放在特殊階級之上，它既不用與人競爭，便漸漸地失去向上改進的本能；同時在課室中或教科中強迫輸入的黨義，也未必能得到生徒衷心的信仰。這豈不是南轅北轍，愛之適以害之嗎！近年以來，國人對於國民黨的信仰，一落千丈，固然是因為政府的種種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謂黨化教育，於黨義的傳播，並無一點好處，也可以概見了。」對於國民黨政客、官僚把持某些學校，作為自己的地盤勢力之一，徒加了更多的紛擾，他的結論是：「辦學校以教育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來辦教育，是非失敗不可的。」

此文一出，許多朋友看了，都對任鴻雋說：「你真大膽。這樣的問題，豈是可以隨便討論的？」他回答說：「因為這個問題的重要，所以我們要提出談談，喚起國人的注意。況且現在不是言論自由的時代嗎？我們若是多所顧忌，而不敢討論眼前的重要問題，便是放棄國民的權利。」

因為來自南京的一封讀者來信，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任鴻雋又寫下《再論黨化教育》一文，進一步提出自己對教育的見解：

「在我們看來，教育只是一個社會裏面，老成人們加於少年人們的一種訓練。這種訓練，自然是以老成人們要形成少年人們的理想為標準。人在少年時代，受教育感化的力量狠大，所以施教者的理想，最能影響受教者的思想行為。

……我們認為根本問題，而有討論價值的，是教育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在危機存亡的國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來喚起人心，發生效用，那麼，社會目的的宣傳，自然比個人目的重要。不過我們不要忘記，一個社會，是由個人的分子組成的。有了健全的分子，不怕沒有健全的社會。」

對於「健全的分子」與「健全的社會」這個觀點，他在 1933年7月發表在《獨立評論》上的《煩悶與大學教育》中說得更清楚，他說，「要培養生活的力量，第一要各個分子的健全。若是大學教育還有它的目的與意義的話，培養社會上健全與有用的分子，就是它的最高的目的與意義。你在大學畢業之後，可以做一個醫生，一個律師，一個工程師，但你是不是一個社會的健全分子，還得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