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2月13日訊】如果沒有其他相關可參證的史料，回憶錄有時是靠不住的，不能無條件地相信一家之言。讀政治人物、新聞記者的回憶錄尤其要小心謹慎，甚至要認真辨識。自1926年起，《紐約時報》記者哈雷特•阿班駐中國十五年，經歷過那個風雲跌宕的大時代，他的回憶錄誠然是有價值的，但我們如果將他的回憶當作信史，恐怕就會上當。不說別的，其中一個明顯的史實錯誤，一眼就可以發現，稱胡適於1929年夏天曾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四天後無條件釋放。書中是這麼表述的：

……文告發佈了，胡適也被召去聽訓，但他繼續無視友輩的警告，終至被捕。他的危險極大，我也全情關注此案。及至聽說他已被秘密判處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馬上寫了一篇電訊稿，對此案作了概述，然後托人帶往香港，再發往紐約。

我還告訴時報，拯救這個偉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時報上發表社論，對迫害行為作強烈譴責，然後通過電報將社論發給我，授權我不惜財力物力，設法讓遠東的所有報刊將此篇社論刊出。

1929年8月3日，《紐約時報》專門為胡適發表社論。

我將這篇社論，在遠東廣為散發。社論的英文版被送給上海的所有英文報刊，並通過無線電報發往北平、天津、漢口、南京、廣東和香港。……

四天後，胡適被無條件釋放……

[《民國採訪戰》，廣西師大出版社2008年版121—123頁]

既然親歷者哈雷特•阿班言之鑿鑿，對胡適生平缺乏深入瞭解的人很容易會相信其事，包括此書的編輯在內，在120頁的一張胡適照片旁邊就配了這樣的文字說明：「胡適既曾被國民黨投入監獄，亦曾遭受共產黨的大批判。」

《紐約時報》社論稱，「胡適博士是當代中國最優秀、最具建設性的領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實在是遠勝於他在政界的同齡人。」這一年胡適39歲，擔任中國公學校長，業餘辦《新月》雜誌。值得注意的是，社論通篇沒有提到胡適被捕，只是說他被國民黨「抨擊」、「並要求對他作出懲戒」，社論中多處使用的措辭都是「受到譴責」、「壓制」、「懲罰」、「受迫害者」，無一詞指向他被捕。社論是當時發表的，準確性顯然高於記者多年之後的回憶。

胡適本人有寫日記的習慣，他的日記是最好的依據。按哈雷特•阿班的回憶，胡適被捕的時間在8月3日之前那幾天，他1929年的日記大致上完整，然而從7月22日到8月5日這幾天，胡適恰恰沒有寫日記。那麼，胡適是否真的曾被國民黨抓捕？

他這幾天的日記雖是留白，給人留下了一點想像的空間，但是他7月29日、8月1日都曾給摯友、地質學家丁文江寫過信，從丁8月3日、5日給他的回信可知他安然無恙。8月1日，他還為中國公學的事給教育部長蔣夢麟和次長馬敘倫寫過信。這些信就是很好的根據，也可以填補他日記中留下的那一段空白。再說，當時上海的報紙，包括老牌的《申報》等都是有一定新聞自由的，最起碼有租界的保障，發生胡適被捕這麼大的新聞事件，也不大可能不報導。查遍報紙，並無此事。

8月6日，胡適日記說，宋子文到上海，邀他面談，還請他代為起草辭職電文。8月9日日記中沒有一句話，只是剪貼了《民國日報》批判他的文章《胡適所著〈人權與約法〉之荒謬》的剪報。8月13日起，胡適不斷將上海等地國民黨黨部呈請懲戒、拿辦他的剪報，以及報紙上批判他文章粘貼在日記中。9月29日，他粘貼的剪報國民黨中央訓練部要求國民政府行政院轉飭教育部，對胡適言論不合之處加以警告。10月7日，胡適將三天前教育部下達的「該校長言論不合，奉令警告」的訓令原件退還，並給老朋友蔣夢麟寫了一封信：「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章，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甚麼『令中國公學』？」

到此為止，都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胡適曾遭被捕，更遑論下獄。

關於胡適的三篇文章，就是在《新月》發表的《人權與約法》、《我們甚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加上另外一篇直斥國民黨反動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都收入了隨後新月書店出版的《人權論集》中。

胡適的言論雖然尖銳，國民黨各地黨部乃至中央黨部確實對他大為不滿，要求懲戒乃至拿辦的呼聲充斥報紙，許多朋友為他擔憂，他從未被捕卻是事實。哈雷特•阿班回憶，胡適常說，「是《紐約時報》救了他的命」。恐怕不可靠，但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輿論對他的安全無疑是一種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