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華:阿拉伯之春的特色與未來

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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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12月13日訊】年終歲末,回首2011年的阿拉伯世界,可謂熱鬧非凡的一年,其歷史功績堪比20多年前的蘇聯解體,其影響力也無遠弗屆。

從突尼斯的茉莉花開、阿里下臺,到18天結束埃及強人的33年統治;從利比亞卡扎菲(又譯格達費)的陳屍肉鋪,到敘利亞阿薩德的惶恐終日;從也門(葉門)薩利赫的主動交權,到摩洛哥的先行立法大選,阿拉伯之春目前大致呈現4種演變模式:突尼斯埃及模式、利比亞敘利亞模式、也門模式、摩洛哥模式。具體來講,還有下面七大特色。

獨裁專制與民主制度的抗衡與衝突,可謂人類近百年歷史變遷的主軸。當1991年聖誕鐘聲為蘇聯敲響喪鐘的時候,也為新歐洲奏響了凱歌。不過在盛產石油的阿拉伯沙漠裡,聳立的依然是反西方的穆斯林世界。自從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後,阿拉伯人就把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視為仇敵,以至於穆斯林世界把對現實的不滿統統歸結為對西方的仇恨。

令人驚訝的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全然沒有了對西方的仇恨,取而代之的是很多民眾竭力邀請西方外交乃至西方軍隊的介入,革命的目標也鎖定在阿拉伯世界內部的需求上:反獨裁、反專制、還權於民、解決就業等基本人權,這無疑是人類群體的進步。對民主自由生活的追求,成了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大特色。

其次是不怕死的抗爭精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眾不怕死是因為被逼得走投無路:經濟上,從1980年到2004年,阿拉伯世界實際人均GDP增長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的實際工資和生產率水準與1970年相同。3億總人口中貧困人口接近9000萬,失業率甚至在沙特這樣富甲天下的王國也高達30%。如近一半埃及人、約四分之一的約旦人長期處於貧困線以下,三分之一的也門人長期挨餓。然而與廣大民眾的痛苦煎熬相對比的是王公大臣們的窮奢極慾。有統計顯示,阿拉伯世界有三分之一的GDP被腐敗所吞噬;政治上,阿拉伯世界也一直是盛產獨裁者的地方,十多位獨裁者高壓統治長達數十年,早已民怨深重。

為甚麼直到2011年民怨才大規模爆發呢?這就是阿拉伯之春的第三大特色:互聯網和科技進步的積累,讓阿拉伯民眾切實有效地改變了信息傳播方式:每個草根網民都被賦予了「振臂一呼、萬眾響應」的領導潛力,從而打破了舊的聯絡方式和等級制度。領導革命的不再是所謂的反對黨,而是「從來不參與政治」的局外人,革命也沒有以往的那種領袖,就像螞蟻搬大山一樣,群體效應導致了奇蹟。

第五,假如沒有全球一體化的精神鼓勵和物資乃至軍事上的支援,茉莉花革命也難於成功。當穆巴拉克竭力阻止西方記者報導廣場真相並關閉互聯網時,假如沒有谷歌推特的熱線電話特別服務,他也不會被關在鐵籠子裡受審;假如沒有西方軍隊二三十億美金的軍費投入,利比亞反政府的散兵游勇是無力推翻負隅頑抗的卡扎菲軍事政權的。

當然,敘利亞提出不希望外部干預內政,不過這次阿拉伯聯盟發揮了空前的作用,特別在西方無力出兵幫助敘利亞民眾時,阿盟不但停止了敘利亞的成員國資格,還反覆施壓,要求阿薩德停止對民眾的血腥鎮壓。

第六,由於長期的權威統治使中東國家沒有中產階級,也沒有真正的反對黨,在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家族部落統治以及世襲制還盛行的中東,當威權坍塌而出現權力真空後,如何真正邁向民主穩定,這不但是中東民眾面臨的學習任務,也是西方過來人要傳授的經驗教訓。準確的說,阿拉伯之春只是變革的開始,後面的道路還可能曲曲折折。

無論是溫和的穆斯林上臺,還是別的甚麼政黨領導,阿拉伯人想更多地融入國際社會,國際社會也希望多一個互助互惠的成員,這已是歷史潮流所定,這也標誌著以色列的復國之路將走得更加通順,聖經預言的「能見到猶太人復國的那代人將見證基督再臨人世」,這種美好的希冀更讓人們充滿嚮往。

畢竟時代不同了。就連伊朗的小霍梅尼都強烈主張結束他爺爺、父親所代表的宗教專制勢力,期待在伊朗實行民主,那些剝奪他人生命和權力的暴政,無論是在中東還是在亞洲,都會在一夜茉莉花開,或一夜梅花、牡丹花盛開之時轟然坍塌。阿拉伯之春將迅速蔓延,這可能是其第七大特色,因為老天爺往往在眾人不經意間安排了歷史的轉折點,一個小販之死、一個網絡告示,就成為了燎原星火和骨牌效應的起點。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在繼伊拉克戰事的判斷失誤後,一次又一次對茉莉花革命的預測失算,它本想想保住獨裁夥伴,卻不斷被事實推倒,最後落得被人恥笑的孤立角色,不過,未來世界舞臺正好聚焦在這個僅存的最大獨裁者身上,明年好戲真就要「開羅」了。◇

本文轉自253期【新紀元週刊】「自由評論」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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