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樂村農場裏的苦痛經歷

黎明5時許，我與單位的幾個「右派」(其中就有原校辦公室主任李恩章)一起乘上勞動局派來的汽車，到市中區小什字與外單位20多個「右派」匯合，隨後，登上一輛大卡車，於下午6時許到達距離農場30餘華里的南川水江鎮，當晚宿在解放前一家大地主家的樓上。

3月23日上午八點，到達了樂村農場。

農場在南川縣城東與武隆縣的交界處，離重慶約200至300公里，是當年我們進軍西南時從酉、秀、黔、彭入川後向重慶進軍的必經之地。想不到8年後的今天，我這個當年的年輕軍官，以「罪人」的身分流放到這裏來被「監督勞動改造」。

農場座落在一個山區裏，這裏山高林密，群山連綿，人煙稀少。除靠公路附近有稀落的居民點外，要翻越幾座大山才能見到一兩戶人家。這裏人民的生活非常貧苦，終日喝包穀（玉米）湯度日，氣候陰雨連綿，很少見到晴天，是名副其實的「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地方。

樂村農場是重慶市委剛開辦的一個農場，人員來自「整風運動」後各單位的大批下放幹部，他們都散居在山區裏那些單家獨戶的農民家裏。

我和另外幾名「右派」被分配在四大隊。

我們背著行李，跟著帶路的人翻越了一座大山，到達一個名叫「一碗水」的地方。這裏早住滿了下放幹部，經來人介紹後，班長（下放幹部）指定我們睡在一家農民的豬圈棚子上。順著梯子爬上棚子時，稍有不慎頭就會撞在屋頂上。棚子下層睡豬，上層的木板上鋪了些稻草作我們的住處。棚子四處透風，還漏雨。所有人的大小便就在棚子底下的豬圈裏，一股股臭氣迎面撲來。山上的風特別大，夜裏，圈裏的豬發出吱吱嗚嗚的吵叫聲，山風吹得棚子左右搖動發出吱吱的聲響。遇到大風的夜晚，我們都不敢睡，披著被子坐在草鋪上等待天亮。

到達住地的當天下午，我們「右派」們就上山去栽菸。傍晚收工回來，只見院牆上張貼了一張醒目的大字報，上面開列著我們這個班裏的「右派」分子名單，這叫「示眾」。

名單下面寫著：「告訴你們這些『右派』分子！只准你們規規矩矩，不准你們亂說亂動。」旁邊還特別為我「優待」了一片條幅，上面寫著：「右派分子王開泰，你要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對你不客氣！」。剛到農場的第一天，我就像林沖發配滄州似的，吃了一頓「殺威棒」。

3月29日下午，農場召開全場大會，場領導在大會上作動員報告，號召全體人員動員起來，進行生產「大躍進」。從此，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

會後，大隊、班、組、個人，定計劃，表決心，寫保證，「右派分子」還要單獨定出個人改造計畫。這時候我的思想非常單純正統，我不怨黨，只認為是崔陷害的我，我想我不是「右派」也應該積極回應黨的號召，來煉我的紅心（當時的時髦的口號，叫做「對黨煉紅心」）。我要經得起黨對我的考驗，這樣更有利於我冤案的平反。雖然我已經被開除黨籍了，但還是要按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接受群眾的「監督」。

其實，我太天真了，這些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因為對「專政」對象來說，勞動改造是強制性懲罰的一種改造手段，其目的是專政對象的思想上必須「認罪」，也就是說，經過勞動改造後，我要口服心服地接受崔振傑誣陷我的那些假材料，承認他給我強加在頭上的那些「反黨罪行」，那麼我這個「右派」就改造成好人了。

這樣對我這個「想翻案」的「右派」怎麼才能「改造好了」呢？所以，儘管我不顧我腿有殘疾，仍拚命的勞動，然而得到得結果卻是「不老實」，「想翻案」，反而對我「監督」得更嚴厲了。但人群並不是鐵板一塊，也有人背後悄悄問我：「你從小參加革命，身上還有戰傷的人，怎麼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呢？」我回答說：「我現在是黃泥巴夾在褲襠裏，不是屎也是屎了！」

對我「監督」得最凶的人恰恰是那些出身成分不好，或者想入黨當官的人。特別是一些「右派」或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為了證明自己「忠於黨」，經得起黨對他們的考驗，在班裏借開「右派分子想翻案」批鬥會的機會，把我作為他們向黨表忠心的活靶子來射擊。本來，同是天涯淪落人，但我的不認罪卻成了他們的墊腳石！在這裏我初次嘗到了「以毒攻毒」的味道。

不久，農場三大隊有個「右派」，因不堪忍受這種摧殘折磨自殺了，在以後的歲月裏，「右派分子」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

同年4月10日，我再次向沙坪壩區委書記王秀峰書面控訴崔振傑對我的迫害，要求甄別此案。申訴如石沉大海。接著，5月5日我直接上訴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要求甄別此案。6月3日收到回執，只是證明我的材料收到了而已。

7月9日下午，在全場「大躍進」誓師大會上，我第一次聽到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畝產萬斤」、「已進入了共產主義」等振奮人心的辭彙。然而新的高潮的到來，就意味著勞動強度又要升級了，這時候新的口號叫做：「早七點，晚七點，一天幹它十二點」。每天除了十二個小時的勞動外，晚上有時還要搞「突擊會戰」。隨著勞動強度的增大，身體的消耗也自然增大，我的飯量更大了，每月的糧食定量只有31斤。那時候我年輕，強化勞動不太可怕，最怕的是肚子吃不飽。牛馬吃不飽要叫，而人吃不飽反而不敢說。如果有人抱怨，就會被扣上「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帽子。

我們四大隊有個「右派」名叫楊昌林，這人長得很魁梧，身材高大，一個月的固定飯卡他半個月就吃光了。有人說他偷吃了別人的一罐飯，在鬥爭會上被狠狠地鬥了一頓。

楊昌林是大學畢業生，原重慶電機廠財務主任。他是我落難時的親密難友，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是當時我唯一可以相互傾訴各自內心痛苦和想法的人。他為人正直，從不向上討好賣乖出賣別人，可惜的是，後來在長壽湖農場他被活活地餓死了。

有一次，我肚子餓慌了，趁班長叫我到農民家裏去借農具時，我把身上的一件襯衣脫下來，以四角錢的價格賣給這家農民。這個農民也很老實，他心裏有點過意不去，從屋裏端出一大碗吃剩下的南瓜湯給我吃。

我們四大隊有位姓劉的下放幹部，據說他是因為和一位政歷不好的女同志談戀愛，受到組織上的批評，於是他被下放來到了農場。他一直想不通，情緒很消沉。平時，他不愛說話，也不接觸其他人，但他對我這個眾所周知想「翻案」的「右派」卻很有好感。每次集合開飯時，他揣著他分得的那罐飯，有時只吃一半，有時只吃幾口，就從人群中走過來將他的飯往我得碗裏倒，我心裏暗自高興，多麼寶貴的「剩飯」哪！那時的我也沒有什麼自尊心了，只要能把肚子吃飽就行，時隔50多年了，也不知那位慷慨給我飯吃的劉同志現在怎樣了。

8月16日上午，召開全場職工大會，市委宣傳部肖副部長來作動員報告，內容是：辦場方針改為「大辦工業，大煉鋼鐵」。當大家聽到「20年內趕上美國，15年內趕上英國」的豪情壯語時，非常激動。但這個新的目標意味著我們的勞動強度又要大大增加了。果然，新的口號是：「白天晚上一樣幹，天晴落雨一樣幹，一天等於20年！」

為了大煉鋼鐵，建高爐，開鐵礦，錘石子，燒焦炭……轟轟烈烈的沖天幹勁一下掀起來了！

我被調到運輸礦石隊，又被稱為「備料隊」。我們的勞動任務是：有時各班組分頭到附近擔運礦石到高爐；有時集中打「突擊戰」，到遠處深山裏運輸礦石，甚至翻越幾座大山，常到老虎出沒的名叫「扁擔崖」的原始森林裏擔運礦石。有時候我們也錘石子到深夜；有時候白天冒著大雨上山砍伐樹木……總之，我們必須保證高爐能「吃飽」。

高爐終於化出了幾斤鐵水的那天，全場沸騰了！敲鑼打鼓，紅旗招展，人流湧向場部報喜……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太荒唐了。全場幾千名職工，日日夜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財力，破壞了多少森林資源，才僅僅煉出幾斤鐵水！正如後來彭德懷元帥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病」到了何種程度！在當時，全然不顧這些，叫做「只算政治帳」。如此狂熱沒有人敢說個「不」字，只有傻子才不怕當「右派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