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後在教務科的「鳴放」會上，作了兩次發言，向崔振傑提了一些工作上的意見，如：他有獨斷專行的家長式作風，農民意識重，思想狹隘，報復性很強。對上，報喜不報憂；對下，在幹部中以我為中心劃「小圈子」，用封官許願，挑撥離間的手段，拉攏一批人，排斥一批不馴服於他的人……並舉了一些具體的事實。我的發言記錄，學習小組把它寫成大字報張貼了出來。其實我對崔提的意見，以後在「文革」時群眾揭露崔的材料中證明我的意見是正確的。（筆者注：22年後我把保存的發言記錄原底稿交給了落實政策辦公室。）

這時候，學校還成立了「整改」小組，把「放」出來的所有問題都梳成辮子，分類登記，為下一步「整改」作準備。此時，單位與社會的「運動」進展，基本上是同步的，看來各個單位都「放」得差不多了，該「放」的問題都「放」出來了，許多人都很天真地認為「運動」可能要轉入「爭鳴」階段，即辨出是非，為下一步的「整改」打下基礎。

6月的一天，《人民日報》突然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號召開展反「右派」鬥爭，還公開發表了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文章。這篇經過大加修改的文章與「整風運動」剛開始時內部傳達的那個毛澤東的講話內容大不相同，原來那些誠懇的、感動人心的、叫人幫助黨整風提意見的內容沒有了，語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具有了濃厚的抓右派的火藥味。

事後有人說，那個內部傳達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是用來引「蛇」出洞的，否則，「蛇」不會主動出洞，「毒草」不會主動「放」出來。也有人說這是一個騙局，是陰謀，毛澤東反駁說：我們搞的是「陽謀」（筆者注：至今我不懂「陽謀」這個名詞的含義）。

7月24日下午，學校黨支委會專門討論研究單位反「右派」鬥爭問題，我作為支部委員，並沒有通知我參加會議。

「難道是因為我給崔振傑提了意見，就成了反黨「右派」？」

這個想法一閃而過，馬上我就想：這簡直是開玩笑，這絕對不可能！

7月25日，有人把我在教務科「鳴放」會上的發言記錄抄寫成大字報，張貼在職工飯堂裏，向全校公佈，用紅筆加上的按語是：請擦亮眼睛，提高嗅覺！請看王開泰的「右派」言論！！最後的簽名為「部分群眾」。

不可能的事情真真切切發生了，崔振傑借《這是為什麼？》要向我下毒手了。

我在教務科的發言主題是《我對學校存在問題的看法》，難道這就是「反黨」嗎？我除了對崔本人提出的意見以外，沒有對共產黨的大政方針和社會主義制度提出任何不同的政見；而且黨章上也沒有給領導提意見就是「反黨」的規定，我對崔提出的意見是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公開在會議上提出來的，是正大光明的，為什麼不經過辯論就把我打成「右派」呢?

我與妻子一起到學校飯堂，去將這張大字報的全文抄錄了下來，留待作為向上級黨組織申訴的依據，我們相信黨會明察秋毫把問題搞清楚的。（筆者注：22年後我把原抄件交給了落實政策辦公室。）

崔振傑白天晚上分別找人談話，暗地裏「運動」群眾向我開火。

7月29日，崔振傑以教職工座談會的形式事先「發動」的幾個積極分子在會上首先向我開炮。然而這一炮沒有打好。那些積極分子，一傢夥就給我扣上了一大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但這些「大帽子」底下沒有一條是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意見，只是在工作上的一些具體是非問題，這樣的空殼「炮彈」理所當然的爆炸不起來。

會上的群眾沉默不語，雖然崔振傑再三啟發，但發言者寥寥無幾，大會冷冷清清就事論事「鬥」不起來，崔只好宣布散會。

後來，有人說：「王開泰的問題是一些內部是非問題，與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兩碼事」。

這次會後，崔振傑總結了教訓，精心策劃重新發動群眾。崔的「發動群眾」就是以黨組織的名義，要求黨團員在「運動」中起骨幹帶頭作用，要群眾在「運動」中站穩政治立場，向黨組織靠近，爭取入黨入團提幹等等，總之，不外乎以利誘拉攏，或挑動那些和我有矛盾的人來鬥我，把群眾作為工具去整掉他要想整掉的人。這種手段很卑鄙就是以後人們常說的「運動」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的那套整人手段。

舉個例子，比如：學校辦公室主任李恩章基本上贊成我給崔振傑提的那些意見。崔知道把李恩章爭取過來，對「發動群眾」的作用很大。因為李是支委，反「右」核心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因此崔在李恩章身上大下功夫，多次主動到李恩章家裏做客，邊包餃子吃，邊談知心話。他首先挑撥離間李和我的關係，因為我和李是一起調來的轉業軍人。之後，他許願把我整掉後，叫李恩章當專職支部書記（校級幹部）……這就是「運動群眾」用的手段。

8月5日批鬥會改名為「黨群座談會」。這次會議崔事先作了充分的布置安排，先由崔振傑的打手，把我給崔振傑提的意見全文，生拉硬扯歸納為七條反黨「右派」言論。比如：我說「崔振傑對上報喜不報憂」的問題，被說成「否定黨的成績」等等。

我用我與崔的工作矛盾的具體事實來駁斥這些所謂的反黨「右派」言論。因為具體事實與「反黨、反社會主義」這個根本性的主題差距太大結合不起來，因此與會者仍然還是就事論事的爭論。這麼一來，會場上的崔振傑又被動了，結果只有崔的幾個打手在嚎叫，後面幾個積極分子跟著空吼，並且不准我發言，但絕大部分與會者沉默不語。有的不表態，有的只是談是非不扣大帽子，有人甚至同意我的發言，崔振傑精心策劃的這一手還是不能把群眾「運動」起來。

崔振傑認為群眾之所以「發動」不起來的關鍵是：我有一張「畫皮」，即：我是17歲參加八路軍，戰爭年代負傷的殘廢軍人，共產黨員，南下幹部。僅僅是因為「鳴放」時給他提了意見，就變成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這種180度的大轉彎，如果沒有充分的「鋼鞭」事實作依據，僅憑幾頂空洞的大帽子是很難說服群眾的。崔振傑認為，在上兩次鬥爭會上對我鬥不起來的根本原因是我的這張「畫皮」在迷糊群眾，因此，必須剝掉我的「畫皮」，叫群眾看到我的「本來面目」之後，才能把群眾「發動」起來。

1957年我有一個刻骨銘心的親身體會就是，凡是用權力整人者，都以「整人有理」來愚弄群眾，這叫做既當婊子又要立牌坊，最終的結果必將是自己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崔振傑就是這樣。

於是，崔在「畫皮」上狠下功夫——他篡改了我的歷史檔案。

於是，我的家庭成分由「中農」變成了「大地主」；我的父親由中學教師變成了「大漢奸」；我自願參加八路軍成了被八路軍俘虜過來……

於是，我被塑造成一個對黨有刻骨仇恨的，鑽進革命內部來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定時炸彈」。

接著，崔把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那些向黨交心，自我思想批判材料中，摘取個別段落字句，斷章取義，上綱上線，編成「階級敵人」王開泰的歷史反黨罪行。另外，他大量收集我平時的言行，掐頭去尾、根據需要上綱上線歪曲原意，甚至無中生有地編造事實，說成是「階級敵人」王開泰的一貫反黨言行。把我在戰爭年代為黨流血致殘，立功受獎等歷史一筆勾銷，統統說成是偽裝積極騙取了黨的信任……

他這樣剝開我的「畫皮」後，就把我給他提意見的性質從根本上改變了——這就不是給領導提意見的問題了，而是一個「大地主」、「大漢奸」的兒子，對共產黨有著刻骨階級仇恨的人，混入革命內部，借「大鳴大放」的機會，跳出來惡毒攻擊黨的領導人，企圖篡奪黨的領導權的問題了。

崔振傑以黨組織的名義，把他給我編造的檔案材料用「大字報」的形式寫出來，張貼在職工飯堂裏，向群眾展示。他這一手來得很毒、很靈光。呀，王開泰原來是這樣一個混進黨內的壞傢伙！是可忍孰不可忍，這一下子把熱愛黨的群眾「運動」起來了。

隨後在崔振傑的領導下，有組織、有布置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標語口號、漫畫到處張貼，有的甚至貼在我家裏和床前……

學校的高音啦叭天天按崔振傑定下的調子不斷地揭露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歷史，同時，號召大家行動起來，擦亮眼睛把混到革命內部的「階級敵人」王開泰鬥倒、鬥臭，並勒令我向人民低頭認罪。

崔振傑用這種卑劣的手段的確把群眾的「同仇敵愾」的激情「運動」起來了。那些相信黨、熱愛黨受蒙蔽的群眾，就這樣被崔振傑操縱著充當他整人的工具。這時，我才真正感受到用黨和人民的名義整人的欺騙性、卑鄙性和惡毒性。此時，我才知道只要有權就可以篡改歷史，可以歪曲事實，可以把好人說成是壞人，把與自己不同意見者置於死地。

難道黨內鬥爭竟會如此卑鄙惡毒嗎？難道為了整人可以如此不擇手段嗎？當時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共產黨會這樣。

當時，我絕不相信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會是這樣。

大小「批鬥會」白天夜裏接連不斷，「車輪戰」、體罰、逼供信……日日夜夜進行著。我完全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我已經被剝奪了發言權、申辯權，只有一條路就是向人民低頭認罪，因為這一切都是用黨和人民的名義進行的。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唯一的想法是「好漢不吃眼前虧」，等這場政治風暴過去以後，我要向上級黨組織伸冤。我從小跟著共產黨走，對黨抱有堅定的信念，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是代表真理的，用這種手段整人，有損於共產黨偉大光輝的形象。延安「整風運動」不是也傷害了一些好同志嗎？後來，黨給予了糾正，平反了。我堅信，事後上級黨組織也一定會甄別我的這個「右派」的冤案。（當時，我萬萬沒想到，這樁「右派」冤案，在毛澤東生前成了無人敢問，無人敢動的「鐵案」。）

9月23日上午，在全校教職員工、學生、職工家屬大會上，我被輪番鬥得實在招架不住了，精神和肉體支持不下去了，我終於被迫向人民「低頭認罪」，承認崔振傑給我編造的那些假材料都是事實，給我糊在身上的那些「反黨罪行」我全部接受包了下來，這才叫我「過關」，並在《右派分子投降書》上簽字蓋章。

從此，我成了「罪人」，成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成了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敵人」。

從此，我走入了惡夢般的22年悲慘人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