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九五七，惡夢開始

一、輻射全國的「陽謀」

1955年11月，我調到重慶市五一技工學校（即現在的重慶市五一技師學院）任教務科長。

1957年初夏，共產黨進行「整風運動」，全國各個媒體都在大造輿論，人民群眾也在紛紛議論。

5月的一天，學校黨支委會討論如何傳達和貫徹毛主席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這是一份內部檔，上面要求先黨內，後黨外分別傳達貫徹。我是黨支部宣傳委員，副校長兼支部書記崔振傑指定我在全體黨員大會上宣讀這個講話。

講話的基本內容是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提出要針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進行一次整風。毛澤東指出：「房子要經常打掃，否則會積滿灰塵，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上灰塵的，也應該經常打掃……」因此，整風的目的，正是為了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對我們黨的侵蝕。毛澤東在講話中一再強調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為武器，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就是用「延安整風」時的那個「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來進行整風。

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要求大家對黨要以無比熱愛的心情，幫助黨整風，要求大家推心置腹，暢所欲言，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講話談到運動的步驟是：先把問題放出來，放深放透，然後進行大辯論，明辨出是非來，最後進行整改。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是我宣讀的，所以我印象極深，它內容生動幽默，誠懇動人，感動著每一個熱愛黨的人。我本人從小參加革命，是黨把我培養長大的，我把黨的恩情比作母親，把偉大領袖毛澤東比作大救星、大恩人，難道我能看到我們的黨沾染上灰塵而無動於衷嗎？難道我能對偉大領袖的講話有半點懷疑嗎？

黨內外傳達和動員之後，分部門進行醞釀座談。我主持的教務科和其他部門一樣，絕大部分同志表示要熱烈響應黨的號召。1957年還處在建國初期，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很高，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爹親娘親不如黨的恩情深。有誰不願意幫助黨整風，洗掉黨身上的灰塵呢？不過還是有少數人思想上有顧慮，怕給領導提了意見後，領導會打擊報復給小鞋子穿。

在部門領導碰頭會上崔振傑提出：「對少數有思想顧慮的同志，各部門的領導可以採取深入座談討論與個別談話相結合的方式，消除他們的顧慮，鼓勵他們積極的投入到運動中去。」這樣，全體教職員工基本上都動員起來了。

這時候，從中央到地方各種輿論宣傳機器，鋪天蓋地，在全社會上掀起了一場「大鳴大放」的高潮，群眾的確都被「運動」起來了，我們單位也開始「大鳴大放」了。此時，一切工作都要為政治運動讓路，幾乎天天都在開座談會，每個人的思想都活躍起來了，可以自由地發表意見，可以對任何一個領導人提出批評。寫大字報，隨便張貼。到處都是一片民主自由的氣氛，人們到處都談論著黨和領袖的偉大。社會名人，後來被打成「右派」的費孝通先生興高采烈地說：「知識分子的春天到來了。」

那時，根本沒想到這是叫做「引蛇出洞」的「陽謀」。

二、我校的「引蛇出洞」

一天，市勞動局趙時曙局長（兼黨組書記）親自前來學校「蹲點」，抓「鳴放」的典型以推動運動發展。趙局長特意佈置了一次全體教職工大會，推出一個名叫周人文的教師，在大會上作「鳴放」發言。

周人文按趙局長的安排「鳴放」，他把學校存在的問題歸納成「十大問題」。他有理有據地在大會上「鳴放」了一通，使與會者大受啟發，氣氛立刻活躍起來，很多人紛紛要求發言。

最後，趙局長對大會作了總結，他首先肯定了大會開得很好，對周人文老師大加表揚，並號召大家向他學習。然後，他把話題一轉，認為不足之處，就是「放」的範圍應該擴大，希望大家對「三個主義」以外的問題都可以「放」，這樣才能把問題「放」深，「放」透，整風才能整好，整徹底。

周人文的這個發言，標題叫做《學校存在的「十大問題」》，顧名思義，是針對學校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些針對性的具體意見，其中既沒有涉及到共產黨的大政方針，更沒有觸及到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敏感問題，即趙所說的「三個主義」以外的問題。當時，處在建國初期，社會陰暗面還沒有怎麼暴露出來，提意見者，往往大都是針對單位或具體的領導人。

周人文提的意見，有些是正確的，有些只是看問題主觀片面了，他的發言得到不少人的贊成。

然而，誰都沒想到，這是趙局長設下的「引蛇出洞」！

這位大受趙局長表揚的周人文和那些真正向他學習，給領導提了意見的人，後來統統被打成了反黨「右派」分子。

當他們醒悟過來得知受騙上當之後，已追悔莫及——有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的在勞改營命喪黃泉，而那個大露鋒芒的青年教師周人文，最後也死在勞改營內。

1957年，人們還相當單純，對這種「引蛇出洞」的「陽謀」完全沒有認識。如果是50年後的今天，人們或許不會再上這個圈套。所以有人說，黨的政治運動把人教「聰明」了，教得人人說假話，教出一些見風使舵，整人害人的投機分子來。

三、「陽謀」讓我中箭落馬

趙局長的到來，的確進一步把群眾「運動」起來了，當然，也把我「運動」起來了。

我作為一個部門的負責人，一方面要接受來自群眾對我的批評，另一方面，我對我的頂頭上司崔振傑也有很多意見。這次「整風運動」，黨的各級領導都接受群眾這面「鏡子」，對照自己，清洗自己身上的灰塵。不是說「只有把問題放深放透，都擺出來，通過大辯論，把是非理清楚，以後整改嗎」，因此，我決定給崔振傑提點意見。

崔振傑是山東莒縣人，他與我同是南下幹部，又是山東老鄉。開始，我們關係比較好，他對我這個青年幹部印象較好，曾經多次當面誇獎我，說我年輕，聰明有才華，才二十多歲就是十七級幹部，以後很有發展前途。他對我說，他接觸到的年輕幹部中，最欣賞兩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孫毓成（勞動局秘書，57年被打成右派）。他曾多次向我說，他這個人最善於培養幹部。言下之意：他就是「伯樂識千里馬」。他還直接向我許願，以後可以當教務副校長。事實上，崔也的確器重我，培養我，把教務副校長的工作叫我去幹。(筆者注：崔振傑自1956年至1981年任重慶五一技工學校校長兼總支書記長達26年，該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是他親手提拔的，有人說五一技校從車間班組長到校級領導幹部都是崔振傑的「子弟兵」。)

然而，我是個不識「抬舉」的人，這或許是性格決定了命運吧？我的天性不是當馴服工具的材料，我是個有鮮明個性的人，喜歡獨立思考，性格直爽，不善於隱藏自己的觀點，不會見風使舵，迎合領導的好惡。與崔的看法有矛盾時，往往與其爭執得面紅耳赤，非要爭論出個是非來不可。

例如，在寫學校期末工作總結報告時，崔主張大寫成績，對學校存在的問題輕描淡寫。我主張對上級要實話實說；他不准在《工作總結》中寫陰暗面，我當面說他對上不能只報喜不報憂。又如，對學生助學金的使用上，崔為了遷就少數學生的無理要求，怕學生鬧事，決定把助學金按學生人頭每人發給3元錢，在校務會上討論時我堅決反對，爭執得面紅耳赤，我當面怒斥他違反政策。諸如此類的事例很多。當時我年輕氣盛、鋒芒畢露，外加思想單純，書生氣十足，認為黨教導我們要服從真理，對任何事情要問個為什麼，不能當「奴隸主義」，即使是上下級關係，在探求真理的權利面前也是平等的、民主的，所以，我覺得工作上的爭論是正常的事，認為拍馬屁是舊社會可恥的行為。

現實生活中絕非如此！

我的「犯上」引起了崔的忌恨，崔認為我看不起他，說我與黨唱對臺戲。我滿不在乎，完全不知道得罪了領導的厲害，更不知道眼前有一個「陽謀」正等待著我自己鑽進去。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