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無奈的謊言，絕望的選擇

所見所聞，使我很快察覺到，我回老家前的那些想法完全錯了，我被官方的政治宣傳愚弄得太深了。現實如同一瓢冷水，把我潑醒了，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難怪在樂山「支農」時，為什麼有些農民還羡慕勞教分子，能夠吃到「商品糧」，每月還有幾元的「零用錢」用呢。

我心裏激烈地翻騰，如果在這裏呆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有點辦法的人都千方百計離開這裏，我這個大傻瓜反而想回來落戶呢！我不敢再往下多想了，我除了重返勞改營外別無出路，於是我下定決心，重返勞改營。

幸虧這時我的「右派」身分還沒暴露，村裏的人都認為我在外面當了「大官」了，即使是有人懷疑，但他決不會想到我是一個「階級敵人」。

我的「右派」問題，當時水西村只有一個人知道，此人叫王保全，他1957年9月跑來重慶找我給他安排工作，當時我已被打成「右派」，但還未處理。那時候，毛澤東對「右派」處理上，有個「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指示，我對毛澤東的指示尚存幻想，另外，歷史經驗證明，政治運動過後，我的問題肯定會平反。因此，在王保全臨走時候，我一再囑咐他，不要把我的事告訴家裏，以免親人擔憂，王保全後來去了新疆。

從父老鄉親的的談話和表情上判斷，這個問題還沒有張揚出去。我決定，絕不能暴露我的真實身分，重慶大坪派出所出據的遣返證不交生產隊。

按人事制度的規定，人在哪裏，檔案也跟著轉到哪裏，我想萬一我的檔案轉到當地政府，那麼，想走也走不了，當地政府必將我這個「右派」控制起來。因此這裏不是久留之地，必須盡快重返中川鋼鐵廠。慶幸的是，我有在高密旅館裏變賣了手錶的132元錢作路費，真是天助我也！

三叔為了陪著我多玩幾天，特地向原單位拍了電報請假。

我到家的第二天，三叔、五叔邀約我去東注溝鎮趕集。我哪有心思去趕集呢？為了不使長輩掃興，我還是去了。

東注溝距離我家有5華里路程，是我童年時經常去的地方，這裏的一草一木都給我留下了難以忘記的印象，這裏有我小學、中學時期的同學好友。

在東注溝東門外集市上，我舉目四望，無論如何也找尋不到我童年時代的痕跡了。這裏和水西村一樣，到處冷冷清清，一片蕭條，唯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公路兩旁的柏樹，長得高大、整齊、茂盛，一眼望去，一條綠樹「長城」直通向遠方。

趕集歸來，走到村南門外一個地名叫「栗行」的地方，三叔和五叔領著我走近路邊一座新的墳塚旁。五叔指著這座墳塚對我說：「開泰啊，這是你爺爺（祖父）的墳。」

一見到從小把我撫養長大的祖父的墳墓，一股無比悲傷、內疚的情感湧上心頭，我在他老人家生前不能報答他對我的撫養之恩。我站在祖父墳前默默的凝視，久久不肯離去。

10月19日下午，父親從林家村趕了回來，見到離別15年的父親，我激動得淚流滿面。

我很想把我的遭遇原原本本的向父親和三叔傾訴，但父親和三叔一樣，完全沉浸在骨肉團聚的又悲又喜的氛圍中，好像還不知道我是個「右派」。我如果說出我是個「右派」身分，必然會使他們難以忍受。歡聚一堂的熱烈氣氛馬上會變成悲聚一堂，而且，這意味著它立刻會成為全村的一件爆炸性的新聞，這樣一來，又會給家人帶來意想不到的痛苦和麻煩。

父親問我：「你怎麼三年不給家裏寫信了？」。我回答說：「因工作調動，大煉鋼鐵，一天到晚很勞累。」他說：「我給你寫了一封信，被你原來的單位退回來，信封背面寫著『此人去勞改去了』，我感到很奇怪，這不太可能吧。」我說：「這簡直是開玩笑，我已經調到樂山專署中川鋼鐵廠去工作了。」他又問：「你現在擔任什麼職務？」我回答說「我在該廠任黨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按我的資歷，他會相信），這次因去北京開會，順便回家看看。」

我暫時騙過了父親，雖然負有「欺父不孝」之罪，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如果真相一旦暴露，一個被遣返回原籍的「五類分子」，本地政府能允許我「亂動」嗎？但是我的謊話卻害了父親，在「文革」中，他被扣上了一條對黨隱瞞右派兒子的罪行被批鬥慘了。此乃後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