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地之大，無我立錐之地

回到重慶後第二天，老保姆的女兒劉素清（七十年代被火車軋死了）就領著我去王家坡派出所上戶口。派出所不准，理由是：上面規定要嚴格限制城市戶口，原則上只准出不准進，另外，我又不是劉家的人。我頓時慌了手腳，戶口等於第二生命，沒有它，就沒有工作權和居住權，也沒有糧食供應和生存所需的各種票證供應，就意味著我呆在這個城市非法，根本無法在這兒生存。

我抱著一線希望去市勞動局，找到辦公室楊家修，他是我當「右派」前的老同事，請求他設法解決，他只是叫我先回去，後天來打聽消息。

第二天，我和劉素清又去派出所說情，還是不行，他們叫我找原單位。我是被單位開除了的人，回去有什麼用？還有，俗話說：「好馬不吃回頭草」。但是我走投無路，只得厚著臉皮試一試。我回到學校一問，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又灰溜溜離開。

10月6日，我抱著一線希望，又去勞動局找楊家修，但沒有見到他，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她叫我先到「公社」聯繫一下（此時的派出所都改稱「公社」）。她還叫作好思想準備，如果「公社」解決不了的話，只好返回原籍。一聽說「返回原籍」我的頭嗡的一聲：完了！完了！我有何面目去見家鄉父老？！

當天夜裏，我正躺在床上愁得睡不著，突然街道治安委員領著一幫人來查戶口，有人認出了我，說我是右派。我說我已經回到「人民隊伍」中來了。他們說：「那你就是『人民隊伍』中的『右派』。」老保姆一家為我說了許多好話，但他們堅持說，沒有戶口就必須走人。我說時間已經晚了，明天一定搬走，這夥人這才甘休。這事讓我意識到，我仍然是個「右派分子」，是一個人民的「敵人」，所謂「回到人民隊伍」中來，不過是分化「敵人」的一種手段。我感到自己又一次被愚弄了。

這天夜裏，我第一次聽到地、富、反、壞、右聯在一起的「五類分子」的稱號，以前只叫四類分子，沒有把「右派」排進去。我從這些人的口裏知道，我已經被排在「五類分子」的行列中了，我已經成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敵對階級中的一分子了。

第二天，我冒著濛濛的細雨，離開了黃沙溪老保姆家，搬到大坪旅館住下。然後，立即去大坪派出所（已改名叫「公社」），我把情況向他們談了，並出示了中川鋼鐵廠的證明文件，我對他們說，因為我的戶口原來在這裏註銷的，我現在已解除勞教回來了，我應該再回到這裏來上我的戶口。

他們認為，像我這種既無單位又無家庭，況且又是一個「右派」勞教釋放分子，在重慶上戶口是不可能的，應作好回原籍的思想準備。

當時既然在重慶上不了戶口，為什麼不返回中川呢？但我被中川那淒慘和恐怖的日子搞怕了，心想山東老家總比勞改營好吧。另外，那時我對政治宣傳機器報喜不報憂還沒有完全看穿，報上把「人民公社」吹成「社會主義幸福的天堂」，我還存在著幻想，認為全國農村總的形勢應當是好的。

10月8日上午，派出所正式答復我，不能在重慶上戶口，必須返回原籍，並叫我立刻辦理手續。這些天，我過夠了這種顛沛流離，舉目無親，無家可歸的日子，對回山東老家，也有了思想準備，因此我二話沒說（即便說也無用），立刻辦了手續。

下午六點鐘，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旅館，房主突然逼著我馬上搬走，說我事先沒有辦理當晚繼續住店的手續，床位已賣給了新來的住客了。這時天色已晚，我苦苦請求，他不由分說地將我的東西往門外搬。記得小時候看小說《隋唐演義》，秦瓊被店小二趕出店門，沒想到那種狼狽地步落到我頭上了。我只好背著行李去了火車站的「太和」旅館，因時間已晚這裏也早已客滿，我說了一大堆好話他們才象打發狗一樣地說：「好，睡在地上！」

那天，還有個插曲，當我走到大坪虎頭岩時，猛然想起死去的難友方田，想起他臨死前淚流滿面的託付。這裏離方田家已不遠，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何況是臨終之託，儘管我落到這般地步，心情很不好，但不能對不起朋友。我又想不能失去這個機會，以後就沒有了。於是，我找到化龍橋黃桷堡小學，見到了方田的愛人張琳老師和方田的老母親。我如實地把方田臨死時的遺言轉告了她們。

她們婆媳二人抱頭痛哭，哭得那個淒慘啊……

她們非要留我吃飯，那是饑荒年，我怎麼忍心吃她們那點糧。她們拉著我不准走，給我煮了一小罐飯，接著方田的母親（她是一雙小腳）顫顫顛顛爬到黑黢黢的床下，摸摸索索掏出一個皮蛋，背著方田的兩個孩子，剝開，一下子壓入我飯裏。方田家一貧如洗，那皮蛋是他家裏最珍貴的東西呀。

從方田家出來，我不知往何處走，想來想去，只剩下回山東老家一條路了。可是，我有什麼臉面回去見父老鄉親？回去後又怎麼生存？

此時此刻我刻骨銘心地體會到，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一個人一旦離開了組織（單位），就沒有生存的空間，甚至去當「和尚」、當「叫化子」也無容身之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