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從「鬼門關」到「鬼門關」

1960年4月15日，上面突然通知我去廠部參加「支農」工作。

我打好背包，告別了班裏那些與我共患難的難友們，下山去廠部管教科報到。從此，我離開了火燒埂採礦四隊，我慶倖能活著走出這個「鬼門關」。

走出「鬼門關」的我，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剛進勞教營時，有人說我還有一副青年領導幹部形象，但現在，面黃肌瘦，頭髮、鬍子長得很長，衣領上，頭髮上爬滿了蝨子，兩眼癡呆無神，兩腿浮腫，四肢無力，走路氣喘吁吁。總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1960年4月16日，魏副書記和管教科的江科長作動員報告。主要內容是談毛主席《關於工業支持農業》的重大意義。他說：「這次抽調全廠50多人，組成支農隊，由管教科鄧副科長親自率領，去樂山縣七區軫溪公社支農，時間最少一個月。」他還說：「抽調上來的人都是下面選送的改造表現比較好的人，希望大家積極努力搞出成績來，這是爭取早日摘掉勞教帽子的大好機會。」

我們背著行李，順著公路，沿著大渡河向上游方向前進，逐漸走出了山區，進入了風光優美的丘陵地帶。我們這些勞教分子的身體都被拖得不行了，我背著行李，好似千斤壓頂，兩條腿簡直不聽使喚。下午4點鐘，我們到達軫溪公社和平管區，全程9公里，我們整整走了4個半小時。

「支持農業」是個新的任務，也是我進入勞改營後，第一次接觸外部世界，感到很新鮮，如同從地獄回到人間。我們的任務是鋤草、種包穀、擔大糞積肥、挖田坎、割麥子、打麥子等等。上面有規定我們這些犯人不准和農民接觸，但有時和農民配合在一起幹活。可能是上面事先向農民也打了招呼，不准和勞教犯接觸，因此，我們相互之間不說話。

這是我參軍以來，第一次和農民一起幹活，四川和山東的農村農活有很多地方不一樣。特別使我感興趣的是「人民公社」這個新鮮名詞。報紙上大肆宣傳它的優越性。但社員的政治覺悟和積極性，並不是宣傳的那樣「被調動起來了」。我們所見到的農民實際情況和報紙所宣傳的大相逕庭。

這些社員本該早上8點鐘上班，但直到9點鐘，才稀稀拉拉來到工地上集合。有幹部守著他們幹活還可以，幹部不在時就在田裏「磨洋工」了，他們收工時間比我們早，收工後，回到家裏就幹自留地，常常幹到深更半夜，幹得非常起勁，其實這才是他們的積極性。我們這些勞教分子早上6點鐘起床，6點半吃完早飯就出工，幹勁比農民高，這並不是我們的覺悟性比農民高，而是因為我們之間相互監督，誰要是在工地上說了一些埋怨話，誰「磨洋工」，內部便有人會暗地裏向上面打「小報告」，作為自己改造好，靠近領導的具體表現。另外，我們每次上班，由隊長（公安幹部）跟著，嚴格監督之下，誰也不敢「磨洋工」。

我們隊的隊長叫邢國志，山西人，是個轉業兵，此人文化程度很低，政策水準低下，管理方式簡單粗暴。他對勞教分子開口就罵，舉手就打，或者不給飯吃。在那個年代裏，勞教犯就靠這點吃了半饑不飽的飯來維持生命，用扣飯作為懲罰手段太慘無人道，是要命的。

邢國志經常在上工時借我的手錶掌握時間，有一次，他把我的手錶弄壞了，也不說一聲就還給我。我有苦難言，不敢吭聲。過了幾天他裝作不知又來借。我說：「上次你借去弄壞了，不能走了。」我話音剛落，他對我一頓拳打腳踢。這是我跟著共產黨十多年第一次挨打，我痛恨自己失去了人身自由和做人的權利、尊嚴。邢國志只是一個轉業兵，如果過去在軍隊上，讓他給我當通訊兵，我都不會要，真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右派」分子不如狗，狗還有主人的保護，我無可奈何的仰天長歎，天啊，我的祖宗三代沒有做傷天害理的缺德事，我怎麼會落到這般地步，連狗都不如。

「支農」不同於「大煉鋼鐵」，季節性強，為了搶季節，不分白天黑夜打「突擊戰」，有時候，夜裏打著火把幹到天亮。對此我並不感到可怕，可怕的是饑餓。勞教犯們長時期高強度勞動，外加吃不飽，身體很虛弱。那時，一天到晚只想吃東西，人的七情六欲中的其他「欲」都沒有了，只有「食欲」。為了填飽肚子，大家向房東買了一些曬乾了餵豬的老白菜葉子，（每斤3角錢），或在田裏幹活時，順手挖點野菜，用洗臉盆煮了吃。這樣越吃，人渾身越無力，生病的人也越來越多。

我們班有一個名叫郭銘新的教師「右派」，我們倆的關係較好。有一天，他流著眼淚對我說：「老王啊！這樣下去，我恐怕活不出來了，與其活受罪，不如死了算了」他上氣不接下氣說完後，兩隻淚眼一直盯著我。不久他病倒了，因為吃爛菜葉子，又拉肚子，甚至拉在鋪上……

我也生病了，有一天在工地上我突然暈倒在田裏，鄧科長見我實在不行了，叫我回宿舍休息，並告誡我說：「王開泰呀，不要再亂吃東西了，這樣要死人的！」後來，鄧科長指定一位年輕的，身體較好的同學廖明俊來接替我當組長，並把全部老弱病號臨時集中起來，叫我負責，能幹多少就幹多少，不強求。在我的生命危急關頭，我聽了鄧科長的告誡不敢再亂吃東西了，加上又降低了體力勞動的消耗，那時我年輕生命力強，身體慢慢恢復了。鄧科長減輕了我的苦役，還多次表揚我，說我帶病積極改造，後來還評選我為全隊的勞教分子「標兵」上報廠部。在我危難時刻，鄧科長救了我一命，至今難忘。

農民中有人知道了我過去是南下的老革命，被打成了「右派」。一些農民把我看成是個「大官」，因為他們的縣長和縣委書記等大官，才是南下的老革命。他們對我有點好奇，一些男男女女見到我時互相交頭接耳，指指點點地望著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同時也感到很羞愧。

有一次，一位青年農民悄悄對我說：「我對你恨不起來，你是因為提了意見而被打成『右派』的」。我聽了這句話，大吃一驚，感到不可思議，一個普通農民，竟能說出這種很有見解的話呢？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一個農民為「右派」喊冤，很受感動。

我說：「你們總比我們好吧？」他回答：「我和你說老實話，我們主要是吃不飽，你們吃的是國家『商品糧』，每月幾十斤供給有保證，我們那點口糧，根本不夠吃，只有靠自留地的那點菜來當家。」。難道我們勞教分子還比農民生活還好？我難以理解，後來，我的親身經歷回答了這個問題。

6月1日，我們離開了和平管區，去二十幾里以外的新華管區「突擊收割麥子」。

初夏季節，我們沿著大渡河進發，一路上青山綠水，風光十分美麗。

上午10點半，我們到達了新華管區的一個生產隊。在休息時我有幸第一次見到了久慕大名吃飯不要錢的新生事物——公共食堂。引起我的好奇心而注意觀察。

11點半鐘，食堂的鐘聲敲響了，農民男女老少從四面八方向食堂湧來，有的人從幾里遠的地方，拖兒帶女，提著籃子前來吃飯，有的人就地吃了後，還帶著飯罐回去給家裏的老人、病人吃。糧食的分配是按照大人、小孩定量，每人一罐飯。一時間，食堂裏裏外外，到處是吃飯的人堆，場面十分嘈雜。從人群面孔上的表情來看，對這個「新生事物」沒有歡樂的氣氛。

下午，我們在離生產大隊幾里路遠的一個農民家住下。四川農村與北方農村不同，無論是在山間還是平原，零零落落的三、五家或一、兩家人就是一個村落。

新華管區勞動期間，有兩件事讓我記憶猶新。

一件事是母子爭飯吃。

有一段時間，我們每天天不亮就被房東大嫂的吵罵聲和小孩的哭喊聲驚醒。弄得大家心裏很煩惱，後來一打聽，原來房東大嫂每天派她的約八、九歲的小男孩去幾里外的公共食堂把飯打回來，哪知小孩在路上，拿著這兩罐飯，一路走，一路用手抓著吃，到家時，只剩下兩個空罐子，氣得她把小孩痛打一頓，打得小孩又哭又叫，當場認錯，下次再也不敢了。可是第二天早上，孩子在路上照樣又把飯偷吃光了。我很可憐那個小孩，也很可憐那位大嫂，這到底是誰造成的？

另一件事是一家一天餓死兩個人。6月5日中午，在另一個工地，當我們收工回來時，一進院子聽見屋裏傳出哭叫聲。原來是房東兩兄弟同時在這天上午餓死了。院子裏很多人，只見有兩個大隊的幹部，帶著鶏蛋、糕點前來慰問。他們剛走進屋去，院子裏一個青年農民怒駡說：「他媽的！這頂他媽個逑用！人都已經餓死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一家人在同一天餓死了兩個人的悲慘情景。

但那時，誰也不敢說「餓死」二字，因為社會主義「沒有」餓死人的這種事情，只能說是病死，這和我們勞教隊裏的情況何其相似。通過這次支援農業，我發現農村也是所到之處，民有饑色，野有新墳。我很不理解我目睹的這一切，可報紙上和廣播裏的宣傳卻是：人民沉浸在社會主義，人民公社的幸福中。

我仍然擔心，這種悲劇哪一天會落到我的頭上。

7月1日，上面宣布「支農」工作結束，全體勞教分子返回廠部。

我慶倖又活著走出了第二道「鬼門關」。

在76天的「支農」中，我最大的收穫是能接觸到廠部有關領導，加深了廠部管教科鄧副科長對我的瞭解，因為他是決定我能否解除勞教最有發言權的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