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1月31日訊】1月11日，一座高9.5米的孔子銅雕相忽然被立在天安門廣場，引起各界關注。很多分析家指，中共當局面對民怨沸騰，滿指望用孔子為其「站臺」，打造「和諧」社會，殊不知，孔子的「君君臣臣」、「平等」、「自由」、「仁義」等思想與中共長期以來為打倒孔子而灌輸給中國人的概念完全不同，而利用孔子在天安門「為維穩站崗」？恐怕是事與願違。

日前，有大陸學者研讀了《論語》、西周和春秋歷史後，從幾個基本方面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孔子，並重申古人的說法：孔子是聖人，是今人思考和追求人的尊嚴與優良治理的出發點。

你可能不認識的孔子

南方人物週刊1月30日發表署名”秋風“的文章稱，在大陸，只要上過小學，都認識孔子，但孔子是甚麼樣的人？人們的看法恐怕高度分歧：上了年紀、經歷過文革的人很可能以為，孔子是鼓吹復辟奴隸制的反動分子。知識女性聽到孔子，可能馬上聯想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會覺得他是個令人厭惡的男權主義者。

而關心自由的人士聽到孔子，很可能聯想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會認為孔子鼓吹等級制和專制。熱愛市場的人士馬上會聯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會認為孔子鼓吹平均主義，據說中國的平均主義觀念和制度源遠流長。

在過去十年中接受教育的年輕人很可能客氣地認為，孔子是一個思想家、教育家，好像他鼓吹「和諧」，但他離這個時代似乎過於遙遠而無干了。

作者這些年來研讀《論語》、研究西周、春秋歷史後，形成了新認識。一幅全新的孔子形象逐漸浮現，這形象讓作者本人也大吃一驚，他向各位描述這位你也許非常陌生、從來不會想像到的孔子。

君君臣臣-契約關係

很多現代人以為孔子的「君君臣臣」就是順從，其實不然。關於這一點，《論語．八佾篇》中孔子說過一句意思更清楚的話：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是對封建君臣關係的性質最為精準的概括。

孔子所說的「禮」，明確規定了臣對君的義務，也明確了這一義務的限度。君只能在此限度內要求臣。歸根結底，這裡的「忠」，不是忠於君本人，而是忠於契約所規定的義務。

一旦君對臣的命令超出了禮所劃定的合宜性之範圍，臣就可以拒絕履行。孔子這句話後面其實還有一句潛台詞：「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如果君超出法律規定的範圍強行對臣主張某種權利，臣完全可以拒絕。如果君侵害臣，臣完全可以拿起武器反抗。

孔子的言外之意，孟子後來十分清楚地說了出來：「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這樣的君沒有履行君的職守，也就喪失了君的名分。人民推翻桀、紂，乃是「誅一夫」，人民是按照禮制處死踐踏了與人民訂立契約的那個人。

因此，按照封建原則，領主怎麼樣對待封臣，封臣就可以怎麼樣對待領主。封建君臣關係的這一基本倫理恐怕正是孔子所樹立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儒家根本原則的社會背景。孔子將理想的封建君臣關係予以抽像化、普遍化，確立為處理所有人際關係的一般性倫理原則。

因此，君君臣臣的涵義與今人所誤解的正好相反，它強調：君與臣民之間是契約關係，而非命令-服從關係。如果君對臣民提出契約之外的要求，臣民可以拒絕；如果君侵害了臣民的權益，臣民可以反抗。這種反抗必然會得到上天的支持，因為「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是儒家天道主義信仰的根本要旨。

君臣任何一方不履行義務 解除契約

文章稱，設想兩個自由人面對面站著，一個人俯下身來對另一個人說，我把我的人身交給你，全心服事你。是為臣。另一個人說，我接受你，也保護你，我賜給你一塊土地作為你的報酬。是為君。周人把這個過程稱為「策名委質」，如果是周王封建諸侯則叫「策命」。由此，這兩人訂立契約，形成君-臣關係。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孔子周遊列國的涵義。孔子先祖是宋國的大夫，遭遇內亂，流亡魯國。孔子雖生活於魯國，但只要魯侯未封賜他為大夫或委他以公室官職，他與魯侯根本沒有關係。那個時候沒有甚麼「愛國主義」，孔子之所以願意定居魯國，也許僅僅因為，周王室已經衰落，「周禮盡在魯」。其實，孔子是自由人，他可以與任何諸侯通過訂立契約，建立君臣關係。

封建君臣關係是自由人間訂立的契約，這一點也決定了，君臣二人的權利-義務當然是不均等的，卻是相互的。臣對君有義務，但君對臣也有義務。雙方的權利-義務相互依賴。任何一方不履行對對方的義務，另一方可解除契約，甚至起而反抗。這被視為後者的一種權利。

打開平等之門

還有人認為，孔子或者儒家堅持等級制。首先是《論語》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通常標點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當然是鼓吹愚民政策。但其實，這句話應標點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郭店楚簡《尊德義篇》中幾句話正好為此做了註解：「尊德義，明乎民倫，可以為君」。「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凡動民必順民心，民心有恆，求其永」。民自有其意，意願和意志，君必須秉持民意而行。如果君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民，強民所難，成為人民的敵人。所謂「知之」，就是教養之。這與《論語》重「教」、重「學」的精神相一致。

證明孔子主張等級制的另一依據是《禮記曲禮》中的一句話：「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禮儀是繁瑣的，也需要各種物品。庶人花費不起，所以不能要求庶人履行這些禮儀。至於刑不上大夫，意思只是說，對大夫不能僅靠刑罰來治理，首先應當以禮儀約束他們。而一旦他們違禮，也照樣予以懲罰，古史清清楚楚地記載貴族被流放、被關押、被判處死刑的事情。

由此可以看出，說孔子愚民、歧視，均源於對孔子的話語斷章取義，而罔顧孔子思想的基本結構。仁和禮是孔子觀念的核心，仁的根本含義是人人平等相待，孔子也在實踐這一點，這就是「有教無類」。

文章表示，作為孔子最重要思想貢獻的仁，也與封建的君臣關係有一定關係，但孔子對其作了平等主義的超越。

封建君臣雙方的權利-義務是相互的，彼此都把對方當成自由而有尊嚴的人來看待，相互以禮相待，尊重對方的權利，履行對對方的義務。而《中庸》所記孔子的一句話最為精練地呈現了「仁」的內涵：「仁者，人也。」漢代大儒鄭玄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也即，人相互把對方當成人對待。

由此也立刻可以看出，孔子突破了特定的君臣關係，而從「人」的角度討論「以人意相存問」。孔子希望所有人對待所有人都以對方是跟自己一樣的人那樣。經由這樣的轉換，平等之門被孔子打開了。

所謂「吃人的禮教」-吃人的謊言

文章認為，孔子的歷史意義，也正在於，在王權專制即將降臨華夏大地的時候，堅持封建的美好原則。孔子所設想的通往優良治理秩序的方案是「復禮」，也就是復封建。

一提到禮，有人馬上想到吃人的禮教。但這個才是吃人的謊言。周代沒有今天人們熟悉的法律，維繫社會秩序的就是禮。這樣的禮治也許是人類所能設想的最好的規則之治。

禮是甚麼？禮就是西人所說的法（law）。請注意，不是律。它們不是某個至高無上的人一次性制定出來的，而是在漫長歷史過程中、透過實踐自發形成的。其主要來源有二：第一，普遍的社會習慣，這也就是孔子說的「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的含義。第二，周的歷代先王在封建諸侯時所發佈的策命書和其他文誥，比如《尚書》所收的文獻，被後人視為具有永恆約束力的先例，並且也轉化成為習慣。

總之，禮就是習慣法。因此，禮就像空氣，無所不在。自由人間的君臣關係主要靠禮來界定和維持。至關重要的是，禮制規則是客觀的，所有人都平等地受它的約束，包括君。儘管君臣的權利是不均等的，禮卻平等地約束君臣。

也因此，禮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禮為君對臣可以行使的權利劃定一個界限，從而劃出一片屬於臣的自由空間。雙方都可以根據禮向對方主張自己的權利，並自行尋找救濟。其他人也可以依據禮向那些遭受損害者提供救濟，懲罰侵害者。

自由學術的創造者

人們常常說，孔子讓學術流入民間。其實，在孔子之前沒有專業的學術。封建時代的君子都是通才，拿起劍戟可以打仗，放下武器可以管理領地，還可以在聚會場合吟詩賦樂。那個時代已經有了周易、詩、書等經書，但沒有人想到從事學術活動。上古的文獻構成禮法，它們是貴族的生活本身，而不是研究的對象。

因緣際會，孔子創造了學術。孔子一直尋找參與封建治理的機會，最終學術成為他的志業。孔子有意識地整理上古文獻，不是為了自家的治理，而是為了傳承文明。他對實踐中的禮法進行了思考，由此創造出了帶有哲學色彩的思想。在整理文獻和論述思想的過程中，他創造出了學術。

教育也就隨著學術而誕生了。拜封建制之賜，孔子所從事的學術和教育事業都是自由的。在封建制下，每個人通過君臣契約，被禮制劃出一片自由活動的空間。在這個空間內，他的活動不受干預。沒有人會瘋狂到去干預別人的事情，只要別人沒有違反禮法。孔子就擁有這樣一個空間。

封建制下的自由 當今有嗎？

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人，想像孔子的活動，就會感歎，那是一個奇蹟。孔子可以自由地收集文獻，整理文獻。孔子可以自由地收留弟子，教育弟子。他的所有這些學術、教育活動，沒有受到過任何人的干預。孔子可能是落魄的，但他是自由的。

於是，孔子的身上滲透著自由。他也對這個自由進行了反思與抽像。自由讓孔子的生命力向上而挺拔，讓他雍容而溫和，自由讓孔子天真而純粹。其實，在春秋時代有很多這樣的君子，孔子最為典範。今人如欲尋找理想人格的典範，孔子就是。

封建制：偉大的社會治理體系

文章表示，欲理解孔子，必須正確地理解封建制。因為，孔子就生活在封建制開始鬆動的時代，而孔子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堅守封建的理念，並將其予以轉換提升。

20世紀的理論家們所講的封建社會，恰恰是古人所講的封建的對立面。今人所講的封建社會，恰恰出現在古人所講的封建制崩潰之後，也即戰國、秦。事情很明顯：古人和今人中間，必有一個在撒謊。作者稱當然相信古人，古人有甚麼理由欺騙兩三千年後的我們？

古人早就說了，戰國以後是郡縣制，西周、春秋是封建制。查閱《尚書》、《詩經》、《春秋》三傳燈文獻，周人自己就是這樣說的。

作者研究結論：封建制藉助一種最簡單的人際關係單元組織了一個高度複雜、具有偉大的擴展能力的社會治理體系。

民間社會的構造者

文章認為，孔子通過自由辦學，也創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間社會。封建的治理秩序是沒有政府與社會之分。準確地說，在孔子之前的時代，政府和社會這兩樣東西都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政治，不存在權力這樣的東西。

到孔子時代，封建秩序嚴重鬆動。有些強勢大夫開始具有權力意識、政治意識，他們開始從事構造政府的工作。這些努力在孔子之後持續，到戰國時代，中國形成了王權制政府，出現了官僚制、郡縣制–這些東西不是到了秦始皇時才有的。

熟悉現代歷史的人們都會知道，一旦政府出現，則人民為了保衛自己，就必須構造社會。如果出現了一個政府，而人民處於原始狀態，那就不可能對政府的權力構成約束，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人民必然成為權力的工具。人民要保衛自己，就必須組織起來。人只有組織起來，結成會社，才形成社會。社會就是會社的聯合體。

在春秋戰國時代，由於工商業不夠強大，沒有有效組織起來，並沒發展出歐洲的「市民」社會。萬幸的是，有孔子，有孔子創造的學術和教育，中國出現了另外一個社會，這就是儒者、士人組成的會社。

在此後兩千多年歷史中，堅持孔子理想、具有道德理想精神的真儒者，活躍在政府之外，他們思考「道」，維持著一個判斷權力之正當性的超越性標準。他們「志於道」，成為專橫權力的批判者、抗爭者。概括而言，他們構成了一股憲政主義的力量。

從上面幾個角度重新發現了孔子之後，作者相信了古人的說法：孔子是聖人。他是今人思考和追求人的尊嚴與優良治理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