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1月03日訊】紀念辛亥革命和開拓中國民主之路之間，究竟是甚麼關係？換言之，我們紀念辛亥百年，紀念中華民國百年，究竟如何橫向比較人民國前途和改革－革命路徑，關係到辛亥一百年來國人面對的根本核心課題——也就是說，我們今天面對的革命對像和改革對象，是不是和孫文和袁世凱面對的王室和傳統，在性質上，規格上和本體上，可歸一類——抑或，我們面對的人民國和所謂黃俄體制，美中沆瀣體制和資本桔梔體制，是不是亟待區隔，必須澄清，乃是規劃紀念理論和紀念實際的基本定位。這個課題可以簡單一言：辛亥革命、含中國幾千年的農民造反和官事改革乃至孫中山暴動，都是 「大體制內」的改革和革命；不是推翻這個大體制。我們所謂大體制，就是中國的道統和政統體系。道統攜領一切之改革，革命和文化——道統攜領一切之皇室，朝廷百姓和遊民——道統在政權之上，不在政權之下——而正統，不過是改朝換代，官民輪替，不至於造成以後的外國意識和俄國體制入侵和侵蝕。這個說法就是，除去太平天國之偽基督教矇騙世人，泛一時之逆流以外，所有的農民和皇上，民間和朝廷，本來就是抱元守一的乾坤離兌，天人一合（雖然，我們對此天人之備並不完全認同）。所以，辛亥革命雖然推倒皇權，令立「中央」，但是，這個革命之道統，依然還是原來的道統：孫文道統，雖然可以說是三民主義；卻，也可以說是孔孟和基督二兼——這樣一種不毀滅文化的革命（其，直接針對文化革命），其認知和本體效應，就是造就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無論如何估計也不會高估的、孫文新道統和老文化之傳統與現代的集合。這個集合，完全不同於毛式革命和道統之廢。所以，紀念辛亥，完全不是要重新來一遍辛亥推倒皇室的運動（而是要改變極權體制）；恰恰相反，紀念辛亥，是要更加改革和保護中華傳統，施行一種完全反對破舊立新的解構，施行新一輪的結構和繼承，開拓和保守以反對毀滅文化之極權主義。這個課題，中外皆然。可以看看英國人對於傳統和保守的革命偉業和文化集成，即可瞭解。遠而論之，從估計希臘僭政帶來的希臘羅馬文化（含政治文化），到看待中世紀希臘羅馬之凋零和阿拉伯文化之接續（不是說這一文化的初肇），再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整個法國、美國和英國革命，都是在「大體制內」完成，補充，修正，暴動，不合作與再復辟之間的間性運動。他們的整體特點，就是並不根棄傳統，上帝，真主和體制（含波斯專制主義體制，羅馬帝制/共和——希臘僭政和民主）。這個革命，是從舊和復辟之革命；這個改革，是復辟和復原之改革。哲學上說，就是解構和結構的辯證。這是觀察整個世界歷史的角度。唯獨破壞這個體例，體制的例子，從列寧，希特勒和毛開始。一切，終歸導向推倒這種反傳統，反體制之體制，才是要務。當然,其中歧義甚多——關於革命；關於反革命；不贅。

這是本課題的一個部份。於是，我們轉向另外一個對應的部份。這個部份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中共政權，和孫文面對的滿清政權，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格外之局和傳統易數。我們完全不可能把紀念辛亥的觀念，研究孫文的看法，硬性套在今天對待人民國的路徑和實踐上。這樣說的基本根據就是，我們面對的人民國，是一個道統不存，天地翻覆，已亡天下，無制度，無政體的歷史斷裂之象限；而孫文對應的朝廷，官方，民間（三合會，哥老會，洪門等等），革命派，卻是古來傳統社會之社會存在。中共極權主義人民國，卻是社會基本廢黜的一總平面結構，是一種無社會社會，是一種無文化，無根據，無契約，無道德的資本原始社會（從毛的無資本到資本的極端壟斷）——這個社會，是完全不同於孫文面對的社會的。此中，當然牽涉到如何定位這個不同於滿清王室的人民國本體和本質課題（注意：整個世界，美國，歐洲等對此皆無定位。）這個課題的核心，剛好和孫文啟動民間社會的辦法有所類似，卻完全不同。這個問題，十分清楚。孫文，可以在這個本來就存在的軍閥社會，宗教社會和海外社會中，找到革命的資本和動力；而今天的中國沒有洪門，沒有遊民，沒有海外直接贊助，亦無前太平天國後裔和康氏通道之勢力。這是完全不能比擬的中國現實之古今具象。有人說，現今之維權運動，六四運動和其他民間運動，就是辛亥，就是三民主義——這個話誤解辛亥，就是，他不知道辛亥之道統，皇室，孫文、袁世凱，和毛氏，百億氏（特權家庭和個體）完全是兩碼事。這個兩碼事，造就了兩類完全不同的人們，完全不同的路徑和完全不同的結構。這個結果的直接體現就是，辛亥不是六四。六四，是甚麼？是極權主義時期，由於人民抗爭沆瀣了體制內外出現的改革呼聲，遂使得體制發生割裂，造成（人民日報）官方認同一部份人，一部份市民和一部份學生，起而要求改革——而這個改革，不是純粹體制外孫文主義的實踐路徑，而是半民間，半官方（趙紫陽系統）造就的半合法，半理性之抗爭（他們的「法」和他們的「理 」）。注意：辛亥革命是武裝暴動；六四是武裝鎮壓——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性質之裂變。所以，六四是半個民主，半個官方——辛亥是革命起義和炸彈成事。這就是說，辛亥武裝起義之可能性是存在的；勝利是可期的；政權是延續的（延續道統政統） ——他們固定在道統和傳統的意義上——而六四之「道統」並不清楚，是共與反對之之沆瀣——也是超越之之反毛派的非暴力，不合作抗爭；他們被學生幫助官方逮捕之。

再就是，辛亥革命造就的南、北兩端政府，的確可以游弋互動。這是孫文到北京和袁世凱，宋教仁合開議會的一種新契機。這個現象，在人民國（即便是《共同綱領》時期）也決然不能出現；共同綱領是在共產黨和張表方李濟生等人業已完成勾結以後出現的虛假民主和偽善議會（政協）之「契約」；而袁世凱和宋教仁卻是真正準備召開議會和選舉之中國民主政體的初始。這個現象說明的，上述大體制之設想並不廢黜一種真正互動力量的存在。至於袁世凱是不是可以虛君、民主、憲政，和孫，宋是不是可以並不假道於日本和蘇聯，走上訓政之路，都是後來根叉陰陽的錯置盲點。卻不能說明，民主在袁世凱那裏必然死亡；不是，民主是在毛澤東那裏必然死亡。因為，袁世凱還是大體制內之人物；孫，也是；而毛，就不是了。遠而論之，這樣的自由主義，在英國皇室與議會與民間可以成立；這樣的自由主義，在陳寅恪那裏，也可以虛擬成立；陳寅恪就是保皇主義——他的自由主義就是肯定張勳的自由主義。所以，孫文革命，袁世凱逼退皇室；北京議會和國民黨多數，一切一切，都是大體制之內的一種鮮活互動。歷史的偶然性造成了袁世凱復辟（失敗）——但是，這個復辟和孫文的二次革命（失敗），皆走到革命反面（如果說革命是正面的話）。這是一種歷史的捉弄。可是，歷經變亂和易幟，民國在孫文死後依然成立，發展，壯大，卻是不爭的事實。至於蔣介石和孫文染有多少日本，美國和蘇聯色彩，顧及到他們的立國之民主自由精神，那都可以鑒別而論（孫文尤其受到後世譴責揭露；他和日本人簽署的出賣條約，雖然不能兌現，後卻導向列寧。等等。）這裡的弔詭依然是，西方殖民主義和中國之賣國主義之間，很可惜，仍舊存在著一個大世界之內的所謂大體制課題——這就是殖民和後殖民辨正之看法——這個看法就是，殖民主義和革命，革命和獨立，革命和資本之間的關係。所有這些正負面向的轉化，都並非要根除文化，滅絕人倫而使天下亡（我們奢談香港問題，就在於此——他先進於人民國至少半個世紀——而美國之於印地安人，英國之於印度人，法國之於阿爾及利亞人，凡此種種，都不是要滅絕文化，消滅人倫，使天下亡。但是，列寧國和毛國，卻是如此。）所以，辨正孫，袁之間的正負，依然尚有迴旋餘地，不能都是一棍子打死。換言之，民國和滿清之間，是體制之爭，是權勢之爭，卻乏於文化之爭；道統之爭；人倫之爭；宗教之爭——而國、共之間之爭，卻是性質迥然兩樣之爭；是歷史和反歷史之爭；是文化和反文化之爭；是人倫和反人倫之爭。這一點，國人務必認得清楚，說得明晰；不然，囫圇吞棗，一鍋煮爛，難免毒害劇深也！

在此意義上，大歷史的體制內外轉動，和黃俄停止這個轉動，正巧是我們紀念辛亥的根本訴求。這個現象，這個本質，如果不予說清楚，不予分析到位，那麼，這裡就會犯錯誤。犯甚麼錯誤？就是犯不懂得針對專制主義——滿清王朝——一切王朝——一切歷史正統——與針對極權主義之迥然不同。所以，我們說，無論在孫文，宋教仁還是馮自由的書信和著作裡，他們，沒有針對極權主義黃俄的任何辦法和經驗；康梁和章絳，亦直接或者間接訴諸歷史的常識，傳統的標準和道德的經緯來講話說事，亦無如何針對毛式體制之先知先覺；他們知道，民國和朝廷並未另起爐灶，來一個反掉傳統和文化的革命造反——而這個造反，確是在毛手裡完成——那就是文革；在今天得以發展發揮出來一個中國特色，就是文革思維的繼續和異化，發展和膨脹——關鍵點是，文革是打亂資本運行模式；改革，是回到官僚資本掌權。這個東西，是新東西；不是蘇聯的東西，也不是古巴和朝鮮的東西；不是美國的東西，也不是歐洲的東西；不是中、東歐帕托甚卡和哈維爾的東西，更不是洛克和穆勒的東西——我們說，他根本就不是東西。而這個非東非西的東西，也完全不是兩極八卦和龍體隱顯之存在—— 他是一種存在的不存在；為甚麼？因為他，完全沒有根據；既無傳統道統的根據，也無傳統正統的根據。就是這個東西或者不是東西，在挑戰我們和人類；而人類中多為鼠目寸光之輩，鬼迷金錢之輩和扭曲歷史之輩。所有這些人加起來說，孫文面對的就是今天的人民國——這是絕對錯置時空，誤導歷史。在此無根局面之下，人類，尤其是國人，究竟如何紀念辛亥，成為一個關鍵議題，而且，勢必要經過爭論和辨析，才能物歸原主，人歸原位。這個過程，當然沒有完結——從中國和世界各國參與其中混水摸魚的狀況分析，這個過程，遠未結束——甚至，這個結束（蘇東波解體），就是開始——而這個開始，尚未結束——對象就是這個不是東西。所以，紀念辛亥革命，完全不是吵吵舊事，抄炒冷飯就可以萬事大吉之紀念。現在，台灣人，馬氏或者蔡氏，基本上是在一個小格局裡談論整個世界之中共，之中國，之台灣；他們不知道，孫文世界性辛亥整體論的辦法和觀點（從中東西南北中國；從北美到南非；從日本到南洋；孫文是世界化規模之革命）。所以，紀念辛亥，不僅僅是台灣鞏固台灣民主之事宜；不僅僅是中國自己走向民主自由之問題——這個問題合不合世界資本之運動，才是追究的必須和探索的要務。

那麼，甚麼是紀念辛亥的端倪和正道？那就是充分估計中華民國一切可能性的價值和其失敗勝利的歷史檢討。也就是我們上面紹述之民國價值必須充分估計之所謂。這個充分估計之一大原因，基本原因，就是，中華民國開始了中國文化政體和道統的傳統性和現代性集合。這是最為可貴，堪稱唯一和不能忽略的起端——這個起端之所在就是，他嚐試了西化之蔣介石和儒家天人一合的文化場域氛圍，且在多災多難的革命和外侵階段裡，玉汝於成了我們稱之為只有民國才可以運行的自由主義官民互動。建政和結構，革命和建設，革新和保守之端倪業已呈現。民國很偉大很細緻；從大學到報館，從教會到團契，從人物到制度，從經濟到戰爭……一切，都是我們中國人所行所知之極大正面經驗——說，因為辛亥，因為孫文，因為炸彈，所以，滿清新政，新憲失敗，導致孫文暴力和毛氏暴力——故，要回到滿清，或見人民國置憲，執法——這難道不是胡說八道嗎？民國，是一個雖敗猶榮的政治體制、文化價值所在。我們紀念民國，就是該還原最後一個尚有人性，文化，道德和價值的政治載體——再，雖然他千瘡百孔，病體罹危，但是，他的存在，辨正還原於歷史，發揚光大在傳統。所以，堅持不懈地肯定民國，就剛好體現了中國人可以有價值，可以有體制，可以有國家，可以有民族的一個契機，一個轉機，一個最後的希望。很多學人和專家為此不遺餘力，在人物、往事和事件之回顧裡，堅持不懈向讀者，向國人，向世界紹述和傳達這樣一種並非台灣一個彈丸之地的民國之大，之泛，之精，之博——這就對了；這就好了；這就是我們中國人命途轉變的唯一亮點。所以，跳過民國，奢談甚麼立憲和新政一類，是對民國的一種最大的辱沒。我們不贊成這樣的理想和誤談。紀念辛亥，就是探討一總暴力和非暴力，傳統和現代，革命和改革，文化解構和文化結構的立國精神。這個精神，應該既有人天合一之八卦周易之人文主義規格，也應該廣泛包涵前周時期，甚至西方古希臘古羅馬之天人精神，上帝精神，宗教精神和共和精神及其體制認同，普世價值——而不止是易經的人文主義思維（關於這個看法，我們可以再討論）。所以，短暫而言，紀念辛亥，紀念民國，就要區隔辛亥革命與當今民主針對性之研討；紀念革命，就是要研究極權主義根絕革命之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紀念老中國，就要研討新中國和整個世界資本互動的正、負兩性。所有這些紀念，這些研討，世界沒有開始，國人尚且懵懂。所以，還是孫中山那句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縱覽中國》，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