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1月27日訊】大陸《南方週末》日前報道了日共黨員川口孝夫喬裝成中國人，以中共「國家幹部」的身份，親歷了從反右，三年「大飢荒」，到「文革」的一連串政治運動，見證了日共代表在北京遭暴力批鬥，美國總統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國老百姓質疑中共「腦筋急轉彎」的事件。

就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的問題，川口認為：「不管如何強調『天災』，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災』的因素，『人禍』乃無可爭辯。

川口認為：「川西平原當時並無水災，在被稱為『蜀犬吠日』 的四川，儘管陰天頗多，但那時日照比較充足，晴天持續出現。由於有充足的岷江之水從灌縣的都江堰中引來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疇，絕未發生過乾旱。按照古老的說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則必定豐收。在全國範圍內，『天災』掩蓋了『人禍』，然而在天府之國，沒有人能接受『天災』的結論。」

涉嫌赤色暴亂活動 被迫流亡中國

據《南方週末》2011年1月20日D27版報道，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於日本北海道上川郡士別村（現士別市）的一個農家，原在日本共產黨北海道地方委員會機關軍事部門工作，流亡中國前在日本進行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動。

1951年10月， 日共通過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奪取政權的「五一綱領」。在日共的策動下， 「山村工作隊」遍佈全國，一時間日本列島「武裝蜂起」，不無燎原之勢。僅在北海道一地，就發生過市民哄搶運煤列車的「紅燈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門前靜坐示威的「我們要年糕」事件，均遭日本警方鎮壓，被認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黨員多數被捕。

對此，日共隨即給北海道札幌市警方，包括因堅決鎮壓赤色暴亂活動而被日共視為「兇惡敵人」的白鳥一雄警官，寄送了數以百計的寫有威脅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營救被捕的日共黨員。

1952年1月21日晚，白鳥一雄警官騎自行車回家途中，遭人射殺。嫌疑人騎車逃遁。這就是日本當代史上的「白鳥事件」。

於是美國對日軍事佔領當局和日本政府決定鎮壓，逮捕了逾50名日共黨員及其外圍分子。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殺，或出獄後離奇死亡；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承認與事件的關聯，並在成為檢方證人後脫黨。

因受「白鳥事件」的牽連，另外10名日共黨員雖免於被捕，但被認為與事件有關，被迫流亡中國，川口孝夫夫婦就是其中的兩位。

川口夫婦從此在中國一住十八載，其間無法回國。夫婦倆更名改姓，喬裝成中國人，以中共「國家幹部」的身份，親歷了從反右到「文革」的一連串政治運動。中日建交後的 1973年，才輾轉回到自己的祖國。

審查無異於「侮辱」 後悔不該來中國

剛到中國的時候，川口孝夫對一切都感到新鮮。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動，來到中國以後，我切身體會到一種彷彿頭頂的石頭被搬掉的解脫感」。

1956年，日共指派中國籍日共黨員羅明一週一次來川口下榻的中聯部招待所，開始了對他的審查。

羅明在反覆聽取川口的陳述後，再讓他寫成報告。報告內容與前一次陳述稍有出入，「便會受到喋喋不休的責難」。川口覺得，如此審查，實無異於 「侮辱」，後悔不該來中國。

審查持續了兩個半月之久，6月，川口被羅明告知要去北京西郊的「學校」，名叫「中國人民大學分校」。

甫一抵校，就被校長連貫告之：「形勢沒有根本的變化，不能回國。」川口追問何謂「形勢的根本變化」，連回答說，即「日本革命取得勝利的形勢變化」。

至此，川口才明白，日共在他來中國前告訴他的所謂「在北京同黨的領導人見面後再決定具體工作內容」云云，純屬欺騙。在京期間，連日共駐北京的代表褲田的影子都沒見過。「此時，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滿被黨所算計而產生的滿腔怒火。」

「坐享中國人民的血汗成果」的學校

在這所「中國人民大學分校」，校長由中聯部副部長連貫兼任；教學和科研由中方教師和日方助教來擔當；而教學的實權則掌握在蘇聯人手中，學校裡有很多穿中山裝的日本人，不少人川口還認識。

校舍建在一片由圍牆隔開的田地上，門口有士兵站崗，完全與社會隔絕，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魚、肉，紅腸、鹹魚籽等也常見，各種酒都有賣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園裡到處聚集著醉醺醺的人們」。

川口剛來時，對中國的實情還懵懂無知。後來接觸到中國社會基層的情況，便「痛感這段學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國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像，在一個與現實社會隔絕的地方學習教條，能夠培養出真正的革命家」。

好在這所特殊的學校一年後就被關閉了。日本人學員或為回國而先期分散至內地各處，部分人則按組織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婦屬於後者。

看透「引蛇出洞」背後的機關

1957年盛夏，川口夫婦一行北京出發，經過7天的行程，抵達位於重慶郊外歇台子的中共中央第七中級黨校（簡稱「七黨校」）。川口夫婦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產黨的機關學校裡，讓社會上知道有那麼些外國人呆在裡面影響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榮子被稱為李蓮英。從此，這兩個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這對患難夫婦回國之前。

在歇台子，川口夫婦生活了一年，親身經歷了整風、反右和除四害運動。眼瞅著身邊的高級幹部，一個個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沒有料到，黨內會有這麼多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而即使是作為一個日本人、旁觀者，這時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遊戲背後的機關：「『整風』初期宣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然而等到讓人們充分發表意見後，負責此項運動的人就將當事人所發表的意見整理成材料，並將其定為『右派』。無論如何，當事者無法抹去蒙受欺騙而遭暗算的感覺。以後的運動大都蹈襲這種方法，並且愈演愈烈……從這時候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內，民主制度開始逐步喪失。」

1958 —1960年 目睹大量嚴酷的社會現實

1958年，歇台子的「七黨校」被遷往成都，與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合併，統稱「省黨校」， 川口夫婦在這裡一直待到1969年，度過了11年的歲月。

在這裡，川口親身經歷了1958年到1960年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以省委黨校工作組的名義下基層，參加勞動，親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目睹了大量嚴酷的社會現實，「思想上充滿巨大的矛盾」。

由於當時幹部們都作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工作隊員已前往農村，學校處於閒散狀態。川口覺得既然不知道何時才能回國，便不能孤立於中國社會。為此，「除了同中國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外別無他法」。他還要求工資待遇與中國同事「一視同仁」。

因此，老田（川口）被定為行政17級，每月工資是人民幣92元；妻子李蓮英被定為19級，月薪78元。倆人月薪合計 170元，「過普通生活綽綽有餘，還能存錢」。同時，老田還能享受專門對外賓的肉類特供。這種幹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婦離開中國回國時。

1960年以後，糧食短缺問題更趨嚴重。在鄉下，一隻鵝賣到10元錢。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物資供給嚴重匱乏，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以至於在城裡，「黃牛」開始在暗地裡活躍起來。為了解決通貨膨脹，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幣，在物資供應極度短缺的情況下，高級糖果、香腸、點心以高於普通市價10倍的價格出售。在成都，1949年前就很有名氣的耀華餐廳，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華宴席。「然而，貨幣回籠並未收到預期效果」。

就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的問題，川口認為：「不管如何強調『天災』，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災』的因素，『人禍』乃無可爭辯。何以言之？川西平原當時並無水災，在被稱為『蜀犬吠日』的四川，儘管陰天頗多，但那時日照比較充足，晴天持續出現。由於有充足的岷江之水從灌縣的都江堰中引來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疇，絕未發生過乾旱。按照古老的說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則必定豐收。在全國範圍內，『天災』掩蓋了『人禍』，然而在天府之國，沒有人能接受『天災』的結論。」

「四清」運動：4名正副局長均被打倒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縣（現彭州市）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及後來的「小四清」運動。

1964年1月，川口被任命為彭縣農業局副局長，分管農業技術方面的工作。

在彭縣的「小四清」運動中，其他4名正副局長一個個被打倒，只有川口倖免於難。原因是他上任伊始，縣委曾發出一條指示：田副局長（川口）不屬於批判對象。

老田（川口）一邊參加運動，一邊勉力維持機關裡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對在同一機關工作、因所謂「歷史問題」而遭輪番批鬥，乃至精神崩潰至自殺邊緣的職員夫婦。

農業局的局長先被打倒，後因毛澤東發表《二十三條》又被解放，局長淚流滿面地對老田（川口）說：「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

可包括老田（川口）在內的基層幹部們誰會料到，被毛澤東救了命的幹部們一年後又被毛澤東打倒。正是這個『小四清』運動，確實成為翌年發動的『文革』的預演。」

「陳永貴的手怎麼軟乎乎的？」

1966年5月，川口被從彭縣召回成都的省黨校，因為「文革」開始了。

1966年10月1日，川口被邀請出席了北京的「十一」慶典。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與勞動模範們一起觀看焰火晚會。

宴會結束後，從人民大會堂出來，正好陳永貴也步出會堂。幾位日本貴賓覺得陳永貴是中國農民的代表，於是紛紛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剎那間，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後，不知誰嘀咕道：『他的手怎麼軟乎乎的？』」

川口是北海道農家出身的日共黨員，基於過去的經驗，對農民有著固定的想像。「這種感覺與頭戴白頭巾，耕田犁地的純粹農民的手相去甚遠。見面的印象遠不如和王進喜見面時那樣令人激動，只給我留下某種難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覺。」

「一個孩子真能夠領導這麼大的港區？」

1967年3月，上海剛剛發生過被稱為「一月風暴」的奪權革命，包括川口在內的外賓參觀團赴上海視察「文革」現狀。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姚文元花了一天的時間為川口一行人介紹了上海「文革」的情況。

接下來，川口一行人赴上海港參觀。出面負責為外賓介紹情況的是一位年僅17歲的紅衛兵，這也是姚文元津津樂道的「成果」。紅衛兵得意地介紹他們如何從「保皇派」那裡奪權後克服了「經濟掛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懷疑：「這樣一個孩子真能夠領導這麼大的港區麼？」

1967年 日共代表在北京遭暴力批鬥

1966年，日共已經與中共對立。在上海，日共領導人宮本顯治與毛澤東的會談破裂。

1967年1月，在北京的日共左派發表了同日共的決裂聲明。2月，在北京的日共造反組織內又有人起來造羅明的反，發展到召開批羅大會。

8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日共定性為「現代修正主義」，中日兩共產黨的對立升級。在這種情況下，日共決定將在北京的黨代表砂間良一和《赤旗報》特派員紺野純一調回日本。二人預定於8月4日乘朝鮮航班離京經平壤回國，中方在前一天安排紺野在北京機場住了一宿。但3日晚，北京方面突然決定批判紺野，正在接受批判的川口也被要求參加了紺野的批鬥會。但紺野本人毫不示弱，針鋒相對，結果批鬥會無果而終。

翌日，在北京首都機場又召開了以「人大三紅」 （人民大學第三紅衛兵司令部）為核心的各大學紅衛兵組織的批鬥大會，規模很大。

為此，川口等人將砂間從「十八處」帶到機場。快到機場的時候，與正往這邊趕來的日本「山口左派」一干人遭遇，砂間被搶走，押到機場候機廳開始批判。

川口親眼目睹了暴力批鬥的一幕：「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人身侮辱。中國紅衛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員從砂間的口袋裡掏出翡翠，擱在他的頭上，反覆批判砂間和日共。最初計劃是批判大會進行一小時左右，之後讓砂間等乘飛機去朝鮮。但是朝鮮的飛行員對中國的這一野蠻的批判方式表示抗議，拒絕起飛，因此，批判大會竟持續了三小時以上。砂間不斷被人們推推搡搡，終於挺不住了……時間一長，批判的方式開始升級，從推搡進而發展為拳打腳踢。」中聯部的人要求保護砂間不要受傷，不能出人命。於是，川口等人設法靠近砂間，將他圍在中間。「然而這樣一來，我們則必須忍受周圍紅衛兵的推擠和敲打。」

批判大會終於快挨到了尾聲，砂間好不容易開始向飛機舷梯移動，接著又是一陣騷動。「他從機場大廳出來時，就被兩旁排列的紅衛兵毆打，挪向飛機舷梯時，連老太太都在敲打他，小孩子們罵道：『你是狗，爬著走！』砂間被孩子們敲打著，被逼得最終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到達朝鮮平壤，據說紺野和砂間的肋骨都受了傷。」

對這種赤裸裸的濫用暴力，即使在北京的日共左派中，也不乏質疑的聲音。但這些人往往被批判、被孤立。就連川口自己，雖然「也認為那種批判大會太過無情，但嘴裡沒敢說出來」。

尼克松訪華 中共「腦筋急轉彎」 群眾有疑問

1969年10月，北京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即所謂「一號號令」），川口等長期生活在成都的外國人，被疏散到樂至縣。

1971年4月，川口夫婦終於離開樂至返回成都，落戶於紅旗柴油機廠。川口被分配在工具車間鉗工夾具班，主要工作是修理氣錘。他一邊在廠裡勞動，一邊著手與有關方面商討回國的問題。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閃電訪華，舉世震驚，也在全國的工廠、學校、農村中掀起了輿論的波瀾，多數群眾對中共中央的「腦筋急轉彎」持有疑問。於是，上方傳達了周恩來的講話以消除群眾的疑慮。周的談話內容大致有兩點：一是利用美蘇間的矛盾，使其相互牽制，從而緩解中國的壓力；二是通過與美建交，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往來，加深友好。

田中角榮訪華 激起更大輿論反響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訪華激起了更大的輿論反響。

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師傅情緒激動地說：「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動的。日本鬼子在我們村焚燒房屋，強姦婦女，用刺刀刺死嬰兒後拋向空中，殺人掠貨。邀請那麼反動的現行當權者田中，我要對毛主席、周總理講，我反對！」

對此，中共方面再次傳達了周恩來的講話，大意無非是說利用美日矛盾，對削弱敵人力量、增強人民的團結有利云云。

不久，工廠放電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訪華的新聞記錄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場上觀看。當銀幕上出現田中在北京機場檢閱中共解放軍儀仗隊，接著軍樂團奏起日本國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畫面的時候，「突然，放映場內人聲鼎沸，被一種異樣的氣氛所籠罩。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氣氛。我感到了某種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的仇視、怨恨的巨大壓力」。

踏上歸國之旅

1972 年，隨著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婦的回國事宜突然開始峰迴路轉。

1973年11月，中聯部通知川口夫婦進京。川口向日本駐華大使館領事部提交了赴日簽證申請書。這是川口自1951年後（即「白鳥事件」發生後）22年來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當時與其說感慨萬千，毋寧說湧起一股奇妙的心緒」。

使館的簽證官問道：「何時，從何處來到中國的？」川口自然無法作答，便反問道：「難道不回答這些問題就不讓我回國嗎？」官員沉默了……如此簡單就拿到了簽證，川口甚至有些掃興。

1973年12月11日，川口夫婦從天津港乘「聖山丸」啟程回國。

少小離家老大回，「我把壯年時代的18年歲月留在了中國，53歲時終於重返故鄉，當時心中真是無限感傷」，「對我而言，回國並不單純是返回故鄉，而意味著從人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來」。

川口對流放中國十八載的事實難以釋然，因為「絕非我的意願，而是被黨（日共）所欺騙，幾近被強迫的結果」。

自費出版《蜀國飄流記》

回國後，川口長期擔任四川省彭州市經濟顧問，為日資企業在中國內地合資建廠等事宜牽線搭橋。

與此同時，對自己在中國的18年流放生涯，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日共歷史及自身的社會主義信仰本身，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脫胎換骨式的反思。

《南方週末》報道稱，川口的獨特經歷，使他在觀察中國、思考歷史時，獲得了某種雖「融入」 卻不致主觀、客觀又不失「體溫」的視角。他晚年在日本自費出版了回憶錄《蜀國飄流記》，後被翻譯成中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1年9月18日，川口榮子夫人病逝。2004年11月10日，川口也因病在北海道去世，享年 83歲。按川口夫婦的遺願，兩人的骨灰合在一起，然後將其一半撒到「第二故鄉」四川的河山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