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1月23日訊】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後，沈從文填寫的《博物館工作人員交代社會關係表》：

「1927至1928熟悉胡適，私誼好，過從不多。因所搞政治和哲學，我興趣不高，我寫的小說，他也不大看。我後來搞的工藝美術，他更不明白。但私誼甚久。解放前，國共和談未破裂，尚寄托希望於馬歇爾作和事老時，個人尚以為胡還愛國家，或可為國家內部和平有貢獻。後為蔣請美援，即近於為虎作倀。但直至其逃美，個人尚以為可勸其不要再受蔣利用，將來可為國家作點事。為中美關係好轉時，幫人民作點有益於中國新社會的事情。向人民自贖。到美帝侵略朝鮮，仁川登陸，並表示用艦隊封鎖中國海上交通，侵佔台灣時，對於凡在美國住下受敵利用，深覺厭惡。和胡適也完全要斷絕一切聯繫。」

1956年，他根據上級佈置寫下帶有交代性質的《沈從文自傳》提到「人的影響」時，再次提到胡適：

「他的哲學思想我並不覺得如何高明，政治活動也不怎麼知道，所提倡的全盤西化崇美思想，我更少同感。但是以為二十年來私人有情誼，在工作上曾給過我鼓勵，而且當胡也頻、丁玲前後被捕時，還到處為寫介紹信營救，總還是個夠得上叫做自由主義者的知識份子，至少比一些貪污狼藉反覆無常的職業官僚政客正派一些。所以當蔣介石假意讓他組閣時，我還以為是中國政治上一種轉機。直到解放，當我情緒陷於絕望孤立中時，還以為他是我一個朋友。」

1929年，經徐志摩的介紹，青年沈從文在上海認識胡適，並因胡適的推薦而登上大學講壇。雖然他在《新月》發表過文學作品，在新月書店出過好幾本小說，深受徐志摩等人的賞識，卻不是「新月社」成員，始終是個文學「單干戶」。他在1966年末寫的檢查交代材料中說：「和羅隆基、潘光旦、胡適都相熟，他們的政治活動卻沒有參預，私人來往也不多。」他一再自稱與胡適「私人來往也不多」，與他自己50年代初在革命大學學習結束前寫的思想總結就有矛盾：「和胡適之相熟，私誼好，不談政治。」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沈從文對胡適充滿了敬意，兩人的私人關係也很密切。1930年11月21日，沈從文剛到武漢大學不久即寫信給胡適，說武漢和南京一樣，不許賣《新月》 所以上海帶來的《新月》成了「寶物」一樣。 1931年11月13日，沈從文在青島給徐志摩寫信，為胡適可能去做官而擔心：

「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應當來領導一個同國民黨那種政策相反的主張，不能受人家的騙局的。許多對政府行為主張惑疑的人，在某一情形下，都可以成為他的小兵，若他作了甚麼財委會的事情，有許多人是很失望的。」

1933年6月4日，丁玲被捕不久，沈從文寫信給胡適，「丁玲事承向各處說話，費神實在感謝。」「先生提倡人權有年，且因提倡人權，每當說過了些比較公平的話時，就吃過政府的小虧，在這件事情上還盼望能主持公道，說幾句話，提醒一下政府。」

沈從文認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在民族趨向健康的努力上負有責任，為此，他在1934年4月9日和6月25日兩次寫信給胡適，希望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能撥出一點點款支持新文學事業。「正因為現代中國文學對於中國青年人的思想問題關係十分密切，國家對這事除了消極禁止以外，從不積極獎勵，一切文化學術機關又因主持者的拘迂與淺見，更把它除外。」

1944年9月16日，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教書，住在昆明鄉下三十里的「桃源新村」，給七年不見的胡適寫信，當時胡適正離開駐美大使的職務，有人感到惋惜，認為是中美外交的一大損失。他說：「但想想國內政治上種種，官吏尚總永遠從外戚與閹寺身份上活動，且有變本加厲趨勢，先生離開了外交職務，真正為中美友誼可盡的力，為人類可作的事，也許更多！今年這裡『五四』，學校開了個文學會作紀念，有兩千人到場。談及白話文問題時，大家都覺得當前文學運動與政治上官僚合流的趨勢，以及凡事八股趨勢時，已到文學運動末路，更加感到當年三五書獃子勇敢天真的企圖，可敬可貴。算算時間，廿年中死的死去，變的變質，能守住本來立場的，老將中竟只剩先生一人，還近於半放逐流落國外，真不免使人感慨！」

也是這一年，他在1930年光華書局出版的《一個天才的通信》後扉頁寫下一篇題識，提及當年被殺害的友人張采真、胡也頻之後，他寫道：「代為介紹這個小書出版的徐志摩，也死去了十三年。因這個文件，使我有機會到中國公學教書的胡適之，如今正若在半放逐中不能歸國。這就是時間。」他絕對想不到，幾年後，他必須一再聲明，與胡適斷絕關係。這也是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