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09月22日訊】在毒食品泛濫的大陸，人們憂心忡忡，既不明原因，又不懂解決之道。 在上一集節目中，旅德著名學者、環保人士王維洛博士主要談到了中國食品污染和水污染的關系、水污染的現狀和原因。在這一集中，王博士將論述與毒食品直接有關的水污染問題如何能解決。

主持人：王博士，大陸毒食品和水污染已經都到了很嚴重的地步，您認為解決起來很容易嗎？怎麼做呢？

王維洛：我們的出發點是這個政府，這個國家的老百姓都想解決這個問題，而是在尋找這個解決問題的辦法。那麼這個辦法是現成的，辦法是很容易的。解決起來為什麼很快呢，你看中國的太湖的這個水的污染，影響了太湖周圍的所有的人的身體健康，那麼太湖的人是最關心的。那麼太湖當然有關心太湖這個水環境的人，而且他們都是自發的。你如果鼓勵太湖衛士的話，你不把他勞教，你給他資金的話，或者給他支持的話，那麼太湖邊上就有成千上萬的人他來監督這個太湖的水。如果你支持媒體來監督的話，他也是一個很有效的手段。哪怕你官商勾結，你只要污染環境這個事實擺在媒體上，擺在老百姓的面前，擺在公眾的面前，那就是為社會所不接受的。你只要培養這個抗衡的機制的話，你就很容易解決問題。

主持人：那中國也有環保人士，好像他們的處境都挺危險。象太湖衛士吳立紅曾被勞教過，四川的譚作人現在還在監獄裡。

王維洛：就講中國四川成都的那個譚作人，譚作人他最早的時候他是反彭城化工廠。最後判刑說他是六四，其實他是阻止彭城化工的建設，得罪了當地的官商勾結。他就把這個彭城化工廠的水污染、空氣污染和噪音污染這個問題擺在了成都老百姓的面前。我記得很清楚，彭城化工廠的生態環境報告裡頭它有一個東西，它可以排放多少生化蓄氧量。這個生化蓄氧量是超標排放的，是建立在四川成都的市民每人支付了很多水污染治理費以後，把成都的生活的生化蓄氧量降下去以後，留下來的空間就成為了彭城化工廠可以多排放生態蓄氧量的空間。譚作人無非是把這個事情告訴了成都的民眾，他是得罪了當時的這個官方。按照他們的邏輯，先把經濟發展上去了，有了錢以後，我再回來治理環境，那有可能他們掙了錢以後他們拿錢跑了，下次還得你拿錢出來治理。

主持人：是啊，中國的水污染和毒食品發展到今天可以說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能這麼簡單解決嗎？

王維洛：我再給你講個故事，這個故事在中國的電影叫做「永不放棄」，在好來塢叫做「Erin Brockovich」。 這個故事就講最後這個結果。就講這個女的最後帶領這些受水污染影響的人，把這個事情告到法庭，最後這個公司不得不賠償三億三千三百萬美元為它的水污染。我重復一下這個數字，三億三千三百萬美元，給六百個人。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不是一個假的故事。好來塢把它拍成電影，發生在美國。為什麼美國的這個公司它現在不敢去污染呢，因為美國這個公司他知道，如果他污染的話，他會付出十分沉重的代價，以至於它破產。你可以看英國的這個BP，它污染了墨西哥灣，它現在說它已經投進了八十個億，不管是真是假，它是說八十個億投進去了，它說它還有二百個億准備賠償，對不對？那麼中國的中石化把大連灣給污染，它賠了多少，它罰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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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剛才您講到國際上的做法是運用法律和經濟槓桿可以調節社會各方面，比如企業發展和環保的平衡。

王維洛：在一個商業社會，罰款是一個很起作用的手段，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社會裡邊這個是起作用的。只要抬高這個槓桿，利用這個槓桿，可以馬上把這個問題給它糾正回去。加上中國的老百姓都關心自已的生活環境，沒有一個老百姓說他希望生活在一個有水污染、空氣污染的環境，沒有一個老百姓是希望這樣的。所以，這個事情你要想做，辦法是現成的。

溫家寶在美國的哈佛大學裡發表了一次講話。他說這個困難的大和小的問題時他就說，中國的事情啊，地大物博，除以十三億人，那資源就很少。中國一件很小的事情，乘以十三億人，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他說的對！但是你換一個角度來講，你就可以說，中國的問題就很容易解決。為什麼很容易解決？如果中國的每一個人只是交一點稅的話，乘上十三億就是一個很大的數，中國就有很多的錢。如果中國的每一個人都出來保護環境的話，都來監督保護環境的話，那麼中國保護環境的大軍就是十三億。你做每一件事情，你後面就有十三億的支持，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力量。關鍵是你怎麼看這個問題，你把十三億當成一個乘數，你把問題乘以十三億，那就是一個大問題。你把資源除以十三億，那就是沒有資源。但是你沒想到一個交一點稅，那十三億人就是一個無比大的資源。一個關心環境的這個意項乘以十三億，那麼就是一個無窮的基力。就是這麼一件事情，中國的十三億人你怎麼來看待他，你認為他是一個損耗資源的要素，你還是有保護環境的力量。

主持人：王博士，那中國目前的環境保護法是一個什麼情況，為什麼沒有成功的約束企業呢？

王維洛：如果你要做的話，也是一個不難的事情。因為中國的這個現成的法在，他不用制定新的環境保護法。中國的環境保護法裡邊是誰污染誰治理。中國的法律是這樣制定的，誰污染，誰治理。長江上環保組織發現了環境激素，那麼你 就去查，你就去找啊，到底是誰產生環境激素的，這是很容易解決的。

我們這裡的、就是我喝的這個水裡面，去年發現了一種有害的物質。當時第二天報紙就登的很大。我們地區的政府就得去找啊，到底誰污染的，誰是污染源啊？那他馬上去找。是這家工廠？還是這個農業啊？他就得必須去找出來，給所有的選民一個答案，就是说到底是誰污染了這個東西？你要是政府不拿錢治理的話，那你就讓那家公司拿錢治理，你就罰他款。這是很簡單的事情。中國有法，而且中國的環境保護法不是制定的很松的，中國的環境法制定得是相當嚴的，就是他是有法不做。

主持人：那最後，王博士，您想對生產毒食品的廠家說點什麼呢？

王維洛：一個國家、特別是中國人他是把孩子看得很重的一個國家，孩子在家庭中地位也許要比德國的家庭（中的地位）要重要的多。所以，回到前邊周□說的《民以何食為天》，那麼孩子的食品是家庭中最最重要的一塊。真的是家長給孩子花多少錢，他們都是願意的。所以說那些做奶粉的，兒童食品的，給食品往裡添加的這個東西或者那個東西、對孩子身體不利的這些人，他們通過這種手段來掙錢的話，按中國人的說，那是天理不容的事情。監督兒童食品的問題也是要靠民眾，靠娛論來監督，光靠政府來監督是不行的。德國的這個產品質量監督的最厲害的部門不在政府部門，而是在民間的監督──商品檢驗，這是一個民間組織。

主持人：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軍隊警察，而是全社會允許公民和媒體自由的去監督，誰污染了誰去治理，這就是國際上早已行之有效的解決污染之道。感謝王維洛博士！

轉自《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天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