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4日訊】中國模式下，高稅收低福利和各種「費」，讓中國成為世界稅負最重國家第2名。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過去的節目裡，我們曾多次談到中國模式，也就是國際上說的北京共識。今天我們再談談這個中國模式有什麼特點。這個中國模式能否成功。

草庵：所謂的中國模式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這就是高稅收、低福利。稅收和福利在一個健康的社會中，應該保持一種正相關的關係──也就是說：高稅收就應該意味著高福利。否則，老百姓就有權力向有關方面發出這樣的疑問：我們的錢你們都收去幹什麼了?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今天的中國，我們或許不能得出讓人滿意的結論。

伍凡：眾所周知，從1995年之後，國家財政與稅收收入遠高於GDP增長速度，更遠高於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從「十五」初期的 15,165億元上升到「十五」末期的30,867億元，稅收年均增長19.50%，然而，國家稅務總局仍然「意猶未盡」。他們認為，與經濟總量相比，中國的稅負總體水平與世界相關國家比仍然偏輕。我國宏觀稅負在2005年達到最高水平16.2%，這個水平比2000年以後工業化國家30%左右的平均稅負水平約低14個百分點，僅相當其一半;；如果加上社保基金的宏觀稅負，則為20%，仍然偏低。與此同時，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所做的一項調查表明，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是稅負第二重的國家，僅次於法國，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國家。

草庵：我們不妨來看看一些具體數字。 2007年中國稅收總額為49,449億元，GDP是24萬億元。除了收稅之外還有各種費用，統計顯示，如果把所有的稅費都列進來，全年徵收的苛捐雜稅不會少於9萬億元，這個比例占GDP總額的37%左右。我國的宏觀稅負已經一直高達36%以上，其中包括財政收入、預算外收入、社會保障基金、制度外收入、債務收入、企業虧損補貼等等，稅費總額不僅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發達國家還要高很多。這就是中國百姓今天面臨的所謂稅負痛苦指數真相!

伍凡：國家統計局曾自豪的宣佈，從1978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190元起步，到2007年，30年間這個數字已上升到了2,36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45億元，人均國民總收入則位居全世界最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行列。改革開放30年大大縮小了中國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到了2009年，中國已經超越德國躍居第三，而且2010年計劃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草庵：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 折合成美元，中國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為32,801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23.7%，日本的74.9%，德國的99.5%，分別比1978年提高 17.2、59.7和78.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也有明顯上升，1978年為1.8%，2007年提高到6.0%。按照中共的統計數據說法，1949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是5.7%，當時沒有內債和外債。也就是說新中國成立近60年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剛剛回到60年前，而且還欠下了大量的內債和外債，付出了破壞環境、掏空資源等等的巨大代價。

伍凡：再看看人民的具體收入。2007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為2,360美元，折合人民幣為16,520元。相當於每月收入1,376元。 2007年，中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據說達到了4,140元，比2006年增加了553元。從農民收入增長的絕對額來看是歷史上農民增收最多的一年。增幅扣除了物價指數之後和2006年相比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9.5%。也是自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幅最高的一年。其實，這是官方一個理想化的數據，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民，絕大多數人的收入並沒有達到這個理想的平均數。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6年底全國經濟人口達到7.82億，其中城鎮就業人口為 2.83億，鄉村就業人口4.8億，城鎮登記失業人口僅847萬。在這個龐大的勞動者隊伍中，納稅人口的基數並不是很高。以每月2000元的納稅起徵點算，鄉村就業人口幾乎不繳納個人所得稅，城鎮就業人口中，也僅1.1億左右的在崗職工為納稅的主要基礎，而這1億多的就業人口平均月收入1,726元，月收入超過2,000元的人數僅為2,600萬。

草庵：我們不妨跟美國做一個比較。據美國國內收入署統計，2004年有1.8億美國人申報個人所得稅，納稅人口約占總人口的62%，而美國個人所得稅占聯邦稅收的40%以上。今年10月16日美國國內收入署宣佈2009年的個稅起徵點將提高到 「夫婦合計申報11,400美元，單身或夫婦分別申報5,700美元，以家庭為單位申報人均收入8,350美元以上才繳稅」，由此計算出美國「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大致相當於其家庭年收入的1/4~1/5。而美國的平均物價，包括住房、汽車、燃油、肉禽食品、通信等等費用，都不高於或低於中國的一些主要城市，況且美國還有全免費教育以及終身養老保障。

伍凡：這就產生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稅收如此之高，而老百姓福利又這樣之低，那那些錢都哪裏去了? 一言以蔽之，官方消耗了。大量的稅收不僅為政府投資提供了充足的本錢，更為無節制的行政成本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中國的行政成本占財政收入的比例，1978 年為4%，2006年上升為24%，世界第一，大約是日本的15倍。而這15倍的前提是，中國的GDP當年只有日本的60%，而中國的稅費總收入卻是日本的2.1倍。更有數據顯示：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公車消費3,986億元，公款出境旅遊2,400億元，公款賭資外流2,000億元，僅這幾項開支合計就是12,086億元。而當年的中央財政收入是26,396.47億元。

草庵：我們再看一看西方高稅負下的社會：歐洲國家普遍是高福利國家，稅收高，但並不成為百姓的負擔，相反老百姓能從這種「高稅收、高福利」的體制中獲益。瑞典的福利可謂五花八門，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等不一而足。其實高稅負不一定就與稅負痛苦指數劃上等號，稅負痛苦指數是說在高稅負的重壓下，生活維持溫飽，甚至生存下去都成了問題，這讓人怎能不痛苦。而反觀歐洲高稅負、高福利國家，人們的生活優哉，環境優美。稅收的本質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公民納稅就是換取政府帶給國民各種福利待遇，給人們提供一個殷實的物質保障，使人們在高福利的待遇下充分發揮個人的創造力，從而增強國家的競爭力。

伍凡：中國的官員整天喊著與國際接軌，當然，中國不是不可以在時機成熟的條件下提高稅負，但前提有二：一是權力受到了足夠的監督和制約，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不能自報自批，必須經過人大批准而且全程接受百姓監督，使行政管理成本全面降低 「與國際接軌」；二是社會保障事業有了健康的長足的發展，公民的稅收大部份被用於公平的社會保障建設。

草庵：在後危機時代，各級大小官員都在喊，保增長、促內需、提高民生。啟動內需就是讓百姓消費，眼見著我們的GDP像火箭橫空出世，一日千里；中國的外匯儲備傲視群雄，獨步天下。但是所謂的「提高民生」就是看不見提高了多少？收入福利增加了多少？房價降了多少？總不能一邊讓百姓消費，一邊又用高稅收、低福利的枷鎖勒緊百姓的脖子，極盡壓搾之能事，使得民生枯竭殆盡。

伍凡：問題就在這裡，高稅收、低福利所形成的所謂中國模式，實際上是一種極為落後的發展模式，是建立在獨裁制度之上，他不可能成為國際社會的發展主流，不過是中共自吹自擂的一種虛張聲勢的表象。今天的時間到了，我們就暫時談到這裡，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