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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滄:拿什麼拯救我們的孩子

【大紀元8月13日訊】福建南平幼兒園血案發生後,雖然兇手很快伏法,但我和先生都認為那不過是一個開始。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無法想像到,在隨後的幾個月內,又會連續發生多起校園血案,而且兇手大多仍是將正處在幼齡的孩子作為了向社會進行報復的犧牲品。據說幼兒園、學校的安全問題由此引起了有關當局的重視,然後就像我們從小就熟悉的衛生大檢查一樣,去接孩子的時候有一位警察站在門口,幾位家長胳膊上臨時戴上紅袖標,當然,兩天後警察就不見了,一位家長問起,老師笑著回答說:「哪能天天來啊?」

雖然有幾位老人議論紛紛,並表示遇到對孩子行兇的人就該「打死他」,其中一位男性老者說:「打死也白打!完事誰都不承認。警察來都得說:『你打了嗎?你就說沒打。你打了嗎?也說沒打。政府都得站在咱這一邊。」一個六十多歲的女人說:「幹嘛不承認?就打了!怎麼著吧?敢動人家孩子,就打死你。」

但除了這幾位老人的議論,其他家長們的情緒都非常穩定,至少表面上如此。

而我,卻不知道應該為誰感到悲哀?

作為一個經歷過生活苦難的人,我理解、也體會過一切希望破滅後那種將人逼向瘋狂的絕望,社會的不公和壓迫、生活的四面困境、人性的自私貪婪冷漠,如此容易地就可以將一個人的靈魂碾碎,從中能夠站起來的必定是強者,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心靈真正健全的人究竟能有多少?更多的是有聲的和無聲的平凡人的悲劇。當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死亡變得比生存更加容易,必然會有人以身犯險,這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只是令人痛心的是,他們竟將屠刀揮向了天真無暇、像花瓣一樣嬌嫩的孩子。他們的身體奮然而起,但他們的心靈卻依然跪著,因為就在已經決定放棄生命的情況下,他們依然只敢把冤屈和憤怒傾瀉到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身上,藏在那背後的,是他們至死都無法擺脫的對於壓迫自己的強權者的深深恐懼。在經歷過人世間的打擊和絕望後,他們用沾滿孩子鮮血的雙手,選擇了向地獄中加速沉淪。

而從那幾位老者的議論中,我看到的是不亞於兇手的兇殘和孱弱。當一個人遇到危險,法律賦予人們以正當防衛的權利,但並不等於就要將對方打死,如果能夠制止對方對自己的傷害,同時也不給對方造成更大的傷害,那當然是更好的選擇。而且,只要政府認可,就可以「打死人也白打」是一種多麼恐怖的邏輯!當整個社會的土壤都蘊含著仇恨和對生命的冷漠的時候,我們還能指望從這裡產生心智健全的人嗎?又有誰會珍惜我們的孩子的生命?

看到最初關於一位母親眼睜睜地看著孩子在眼前被殺死的報導時,同樣作為母親的我,忍不住數次拍案而起,顫抖和流淚,波黑戰爭中曾經有一位婦女說過:「沒有人知道我們的痛苦。」面對種種不公,我們沉默;面對各種不合理,我們沉默;面對臨到他人頭上的殘害和不幸,我們依然冷漠地沉默;但是,當悲劇已經蔓延到我們的孩子身上,如果還不進行反思,我們究竟還能沉默多久?

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上刻有馬丁‧尼莫拉牧師的一段話: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1970年12月7日,時任德國總理的勃蘭特在波蘭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砰然下跪,表示懺悔,雖然他自己在二次大戰中也曾經遭受過德國納粹的迫害。

而我卻屢屢驚訝於中國人的不願意反思和懺悔。

一個民族經歷過那麼多苦難,那麼多的生命像蟻蟲一樣悄無聲息地死去,在中國,卻從來沒有看到任何人為此而懺悔。位高權重者將錯誤歸結於前任者的些許失誤,而普通民眾也似乎樂於將染滿鮮血的記憶洗去,大家落得個皆大歡喜。

當年讀《傅雷家書》,樓適夷寫的序言中提到傅聰二十餘年後,歸國參加文革中自縊身亡的父母的骨灰安葬儀式,數日後二人在返京的飛機上再次相遇,傅聰曾經問道:「那樣的災禍,以後是不是還會再來呢?」樓寫道:「我不敢對他作任何保證,但我認為我們應該有勇氣和信心,相信經過了這一場慘烈的教訓,人們一定會有力量阻止它的重來。」

當時我就想,那固然是一個美好的願望,但它單憑信心就可以實現嗎?我們究竟可以用什麼力量阻止它重來呢?用我們的自私、冷漠,對於弱勢者的欺凌和對於強勢者的孱弱?即使決策者的錯誤可以將數萬、數百萬、甚至數千萬人的生命輕易地從這片土地上抹去,那麼具體執行的人呢,其數目又該是多麼地龐大眾多,然而至今,從上到下,沒有一個人願意為此悔過和懺悔,便是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反思精神的回憶錄都很少見到,每個人似乎都成為了受害者,每個人的雙手都是如此地乾淨。一個經歷過無數苦難的民族固然是不幸的,但一個不斷地重復著相似的苦難、卻又沒有人願意為此負責和反思的民族的希望又在哪裏?

如今,當數代人累積的悲劇和傷痛終於臨到我們孩子的頭上,我們還能往哪裏逃避?早上,我們可以等幼兒園的大門關上再離開;晚上,不等幼兒園的大門打開,我們就早早地等在門口,但我知道,這一切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俗語說的好,「只有千年做賊的,沒有千年防賊的。」當不公、壓榨和冤屈在生活中與人們如影隨形,憤怒不是以這樣的方式,也會以那樣的方式找到新的突破口。

當年,魯迅曾經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而九十年後的今天,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個公平、合理、讓即使窮人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生活得有尊嚴的制度和環境,如果每個人都不願意審視自己內心的錯位、扭曲和對於推波助瀾導致社會道德淪喪所負有的責任,那麼我們究竟可以拿什麼來拯救我們的孩子?

最後,感謝我們這個神奇的國度。在這裡,不死,就是活著,而且應該好好地、像一個人一樣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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