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林達丹麥哥本哈根報導）最近，「辛亥革命百年，歐洲取聖火萬里行」的活動來到了丹麥。中國民主黨（海外）主席徐文立先生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介紹了該活動，並暢談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樂觀展望。

辛亥革命百年，歐洲取經重走共和路

徐文立是於7月24日抵達丹麥的，他說，這次是受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會的委託，進行「歐洲取聖火萬里行」而來到丹麥。這個活動將進行約3個月之久。「我本人是5月28日來到德國，在6月4日那天，在柏林，既是紀念六四這樣一個慘烈的、被屠殺的政治事件21週年，也是這次「歐洲取聖火萬里行」的啟動儀式。之後到法國、奧地利，還去了東歐原共產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再回到德國。之後去了荷蘭，然後到北歐來，丹麥是第一站。」

徐文立表示，「歐洲取聖火萬里行」活動就是為了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中華民族曾經有過一段光榮的歷史，就是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成功。有些歷史學家說，辛亥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不對的，他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的帝制，是一次成功的革命。第一共和時期，中國實現了第一個憲政法統。雖然之後有袁世凱的復辟，有國民黨的一段威權統治，更有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使得建立共和國，建立第一共和國的理想受到了影響和挫折。

1935年5月5日，蔣介石、國民黨時期曾經有過一個五五憲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準備工作。但由於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八年抗戰中止了這樣一個憲政過程。1945年，當抗日戰爭取得勝利之後，中華民國再次決定要回到憲政這條道路上來。就有了1945年重慶談判，1946年制憲國大。第一次讓中國的各種力量坐在一張圓桌上一起進行討論。之後有1946年《南京憲法》，被胡適先生讚譽可以和美國憲法相媲美。美國憲法是世界民主的結晶，成為全世界的榜樣。中國也有過這樣一次制憲活動，當時採納了在野的或者說甚至是在叛亂中的中國共產黨的八項政治主張。這樣的圓桌會議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是共產黨在前蘇聯的支持下，繼續他們的武裝叛亂，在大陸奪取了政權。使得我們稱之為第二共和的過程被中斷了。1947年行憲在大陸被中止。當然這樣的過程被延續到了台灣。但是台灣有著特殊的原因，走了一段威權時期。但是後來還是回到了憲政的道路，否則不會有民進黨的出現。目前來看，中華民國的法統是在台灣被延續。我們把這段歷史看成為第二共和時期。

「中國現在面臨著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雖然進行了經濟改革，經濟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和變化，但是政治上依然是處在侵犯人權，貧富差距巨大，這樣一個國家政治環境中。解決這個問題的政治捷徑，最好的辦法是建立第三共和。為了繼承辛亥革命的傳統，解決中國問題，我們決定在歐洲進行「取聖火」的活動。」

憲政民主的兩個基石條件

徐文立先生說，要回復到憲政民主的道路上來，其理論和精神上應該有兩個基石條件：第一個就是優秀的文化。尊重真正中國傳統的文化，不能像共產黨那樣，特別是毛澤東時代，對真正中國傳統的、優秀的文化採取毀滅、鄙視的態度。另一個就是現代意義的人權、民主、自由、憲政這樣的普世價值。這些普世價值的來源正在歐洲。當年孫中山先生和中華民族優秀人才做了這樣的事情。這些普世價值我們也是非常尊敬和承認的。我們今天依然要到歐洲來取聖火，這裡是現代自由、民主、人權的發祥地。

糾正中共歷史分期的嚴重錯誤

徐文立先生指出，目前在中國大陸，在歷史分期上有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解釋，他們把秦之後，公元前221年之後的這段歷史定位成封建社會。包括中國的教科書、還有中國憲法的前言部份都是這樣的論述，這是完全錯誤的。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建立的是一個完全的中央集權專制社會，它不是封建社會。恰恰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中國經濟、文化，特別是他的精神財富最為發展時期。就是在這個時代，才出現了孔子、孟子、老子。怎麼能說封建社會是落後、保守的代名詞呢？這是在學術上、政治定義上的絕大錯誤，特別是1919年五四之後，共產黨1949年建政之後，做了這個錯誤的學術上的解釋。

紅藍雙十白星旗

他說：「因為我們要紀念辛亥革命這樣的偉大運動，紀念孫中山先生這樣的先賢，我們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發動大家討論，要用什麼樣的旗幟，什麼樣的符號來紀念。最後設計出了紅、蘭。白三色的雙星旗。雙星是紀念辛亥革命雙十，紅表示熱情，白是開放，面向世界，藍色代表公正和莊嚴，三者結合，表明我們繼承中華民國法統。再次開創共和憲政體制。」

變了性的獨裁黨已無希望

談到對中國未來發展，徐文立先生說，他對此抱樂觀態度。「現在的共產黨還叫共產黨嗎？共產黨的原教旨是消滅私有制，認為唯有私有制是最大的罪惡來源，然後建立所謂的公有制。他們今天是這樣的嗎？不是這樣的。他們是比私有制更私有制，是把所有的國家財產，基本上讓那些貪官污吏和一黨專制的權貴們揣到腰包裡，所以這樣一個名不副實的黨，它還有希望嗎？會因為它不存在了，中國就會亂嗎? 不會的！」

他續說，「從1957年開始，一些知識份子所進行的反抗，就是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開始，當然被鎮壓了，被淹滅了，有22年之久。但是到1979年，西單民主牆運動，他是以一個完全獨立於中國共產黨之外的政治力量出現的一場運動，他已經跟中國共產黨體系沒有關係了，他是批判共產體制而產生的一場運動，當然後來也被鎮壓了。我本人在那個期間就被判了15年徒刑，坐了12年多的牢獄。後來因為建立中國民主黨，再次被判13年，又坐牢四年多，然後來到了美國。像我這樣為此而奮鬥的人，不止是我一個人，民主牆是群英燦爛的一個整體，這些人依然堅持到今天，這些人是中國憲政、民主、共和未來的希望。他們是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有理論、有組織、而且會行動的這樣一群人。後來也有延續者，有1989年六四的民主運動，和慘烈地被鎮壓的這樣一批人，這些人又成長起來了。所以中國的現代民主運動是前仆後繼的，是共產黨消滅不了的。

我們在1998年建立的中國民主黨，我們的全國聯合總部，當時在中國國內有28個省市共同舉行組黨活動。是國內外相結合。我們雖然總部在海外，有十幾個地區和國家黨和組織，在國內還有28個省市，其中有50至60位領導人，都相繼坐過牢，經受過煉獄考驗。所以未來的中國不會像共產黨所宣傳的「只要它們不存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

「就像我剛才說的，我們可以很容易回到共和這樣一個憲政體制上。我們尊重自己母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吸納西方的人權、民主、自由、憲政這樣一些思想，把他們結合在一起，中國只會更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變了性的共產黨沒有什麼希望。」

中國社會結構「位移」已實現，變革條件逐漸成熟

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一定要有他的基礎條件的。基礎條件是什麼？就是兩個，一個就是合法的私有財產。因為只有合法的私有財產，才可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保護自己的個人利益，從而使政府受到有效的監督。另一個就是社會的高度自治，也是因為個人擁有了合法的私有財產，才可能使社會高度自治。

徐文立先生舉例說：「例如美國，我們現在把他稱為有50個州。但是，其實這是翻譯上的錯誤，清朝末年的一些翻譯家，由於對應中國的州府制度，把他分成州，其實都是國，所以他叫聯邦合眾政府，就像我所在的羅得島州，其實是羅得島國，當地有自己的國會，有自己的完整的立法機構，有自己的司法機構，有自己的行政機構。作為白宮來說，他只可能掌握國家的司法、國家的外交、國防的大權，還有全國難以解決的問題由他來做協調而已。他已經干涉不到哪怕像我們一個最小的州，羅得島州或羅得島國的一些事情。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高度自治才能夠讓最高的領導人受到監督。

以台灣為例，台灣的總統是馬英九，他是國民黨的領導人，但台北市郝柏村也是國民黨人，但馬英九都不可以隨便指揮他。不要說南部的高雄等地是民進黨的地方。就是這樣的高度自治才使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能夠確立起來。而這個基礎條件又是一個個人合法私有財產作為基石。」

我們今天看看中國，雖然，是不完全意義的市場經濟改革，是中國共產黨給操控的，是他們權貴高度壟斷的一個經濟，但是他們不得不進行了、認可了私有財產的合法性，這已經載入了他們的物權法中。還有一個悖論就是，即使權貴集團的這些人，他們掠奪了全國的財富和霸佔了全國的財富。但是這些人和他們的子女也不願意回到所謂的公有，也會不自覺地維護合法的（包括他們所掠奪的許多非法）私有財產。

「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社會，整個的社會結構，已經向一個尊重合法的私有財產和高度自治的這樣的社會結構的位移，已經實現了這樣的位移。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叫《中國大勢》。這個位移將移倒共產黨這樣一個變性的黨，它的統治已經到了搖搖欲墜的程度。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前景是樂觀的。

現在中國的問題，雖然經濟有些發展，但是貧富差別極大，社會的不滿程度也遠遠超過以前，社會的群體事件，特別是今年以來的罷工事件——他們現在的憲法已經取消了罷工是合法的——但是他們也不敢鎮壓。中國的環境，破壞的程度已經到了中國人都不知道吃什麼好，吃什麼安全。另外從地震當中一些災害很多都是人為的。所以人民的不滿情緒，是極為嚴重的。所以在中國進行一場顏色革命或者是變革的條件逐漸在成熟。所以說，從各種方面來看，我個人認為，中國改變的前途是樂觀的。中國改變了之後也會走向一個穩定的道路。」

西方社會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是主流

可能有些朋友認為全世界的一些國家，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在討好中國，在放棄強調人權價值。確實是存在這樣的情況，但是這一點並不是全部，因為西方國家不是只是政府作出承諾。西方國家長期積累起來的對於人權價值的尊重，獨立的知識份子包括輿論在這方面的尊重，還是主流。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所受到的這種壓力還是強大的。

另外在這個過程中，有法輪功長期以來受到迫害的事實，這個事實也引起了國際社會高度的、包括全世界人民的同情。法輪功也成為了結束共產黨一黨專制獨裁的有生力量。

法輪功遭受最殘酷的群體迫害，是人類的恥辱

針對法輪功遭受中共殘酷迫害十一年之久的事實，徐文立先生說：「我本人對於法輪功被迫害的這個歷史是高度關注和同情的。（迫害開始時）當時我正在國內，因為我在監獄當中，看著那些所謂的共產黨的宣傳材料，我就不可能相信。特別到了海外，就更瞭解情況了。如果真像它們所說的，法輪功會去謀殺親人，那怎麼搞的，在海外這樣的事件一起也沒發生過？！海外的媒體很公平，如果發生了這些事情也會曝光。可是十一年來，在海外可以找到哪個媒體說，有法輪功去殘害自己家人的這樣一個事實？！所以共產黨的宣傳完全是捏造的，是不得人心的。因為它不講事實，它講謊話，怎麼能讓人相信？謊話是走不遠的。我本人到了海外更是這樣，長期以來我是非常同情，而且跟法輪功學員的關係也極好。因為在實際接觸的過程當中，我覺得他們都是些修養非常高尚，真是把真、善、忍不但在口頭上這樣講，而且是付諸於實踐的這樣一群人。

法輪功學員所受到的迫害是1949年以來，作為群體受迫害最殘酷的一部份。我在斯特拉斯堡的一個會議上曾經說過，還不要說有那麼多的活體器官被摘除的事實，只要有一件發生，都是全人類的恥辱，都是對於全人類人權的侵犯，都是不可饒恕的罪行！所以我希望敦促國際社會調查這個真相。

法輪功學員長期做出的工作和努力，在中國的民主事業意義上，他們做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實際工作也很多方面是超過我們，值得我們向法輪功學員學習。」

徐文立簡介

徐文立先生積極參與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運動。1982年，被中共判刑15年。1998年又因公開建立和號召建立中國民主黨，再次被中共判刑13年。2002年被中共放逐到美國。2007 年，當選為中國民主黨總部（海外）主席。現為美國布朗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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