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2日訊】一轉眼，我在德國度過的時間就和在四川的一樣長了。從十七歲學德文到現在二十七年，發表第一批德文詩作也二十一年了。

有時我覺得像德國博物館裡的中國古董，但更多的時候則覺得像隻在東西方文化中採擷的蜜蜂，我的作品便是我釀造出來的蜂蜜。

八九一代與文革一代

八九年十一月九日， 民主陣營和共產陣營的標誌——德國柏林牆終於被推翻，從此拉開了分屬兩大陣營的東西德統一的序幕。因此，在德國有兩種人被看作「八九人」（89er）。一是八九年生人，他們生長在統一後的德國；二是七十年代生人，德國的統一對他們的思想和人生有很大影響。「八九人」像「六八人」（68er） 一樣在德國是與歷史事件相關的代稱，也因此成為研究的對象。閱讀相關的作品我自然會想起大陸的八九一代（包括天安門一代）和文革一代（包括紅衛兵一代和知青一代）。

德國的「六八人」雖然受紅色思潮的影響，離經叛道，也像紅衛兵一樣大打出手，但他們大多很快就恢復了理智，繼續受紅色勢力操控的少數人比如搞綁架、搞暗殺的紅色恐怖組織成員則依法受到了懲罰。而在大陸，文革一代要麼失學，要麼被共產黨挑動起來打人抄家，大搞恐怖活動，然後都被共產黨用美麗的謊言騙去鄉下接受變相勞改，所以，在文革中失學的黃鶴升在其著作《通往天人合一之路》的後記中認為「我們這一代，真正是被毀掉的一代。」

五七年生在海南島的一戶農家裡的黃鶴升顯然不甘心被毀掉，一再奮起抵制，並在六四屠城後於九零年背井離鄉。

從九零年六月起，黃鶴升就像我一樣旅居德國，但我十九年後在紐約拜訪《黃花崗》雜誌主編辛灝年時才獲知德國還有這位自強不息的同胞。辛先生很讚賞他的作品，不僅連載，還破例為他作序。《通往天人合一之路》讓我想當然地以為是探討人如何通神或通靈的著作，畢竟我腦子裡裝的是「天垂象，見吉凶」，我總想明白天象或地形（或曰風水），能像董仲舒一樣「天人感應」。

結果我估計錯了，不過我完全理解它為何深得辛主編之心，我想這可能也算代溝。

我屬八九一代，與柴玲同齡。我們這一代雖也有人挨餓比如高智晟，但像我這樣的共幹子女缺少的是精神食糧。我只能拽著大人或大孩子給我講故事。我也這樣第一次聽說了《紅樓夢》。後來才看到被長期禁演的越劇《紅樓夢》。直到我八三年上了大學才買到一套《紅樓夢》，才知道當年給我講《紅樓夢》的大孩子離原著何其遠也，不過她至少引起了我對這部傳世之作的興趣，讓我得以從《紅樓夢》中吸取東方文化（儒釋道）的智慧。就是說，我雖然生長在中共製造的紅色沙漠（或曰黨文化）中，但中國文化綿延不絕，只要有心，就能獲益。

無聲無息與無聲無臭

在閱讀《通往天人合一之路》時，我一再聯想到辛先生在其專著《誰是新中國》中所言，「當你在兒時就已經讓一個勝利者的欺騙和謊言深入你的骨髓之後，等到你長大以後再來剝開謊言和欺騙，並追求事實和真理，這種裂膚和割肉的痛苦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也算文革一代的辛先生在九十年代中期毅然為了思想自由而流亡美國。他在大陸的寫作生涯飽受馬列枷鎖的桎梏，為了撰寫史書《誰是新中國》，他還用了「大量的精力重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

而我在德國因六四屠城決定選學哲學後，很快就獲知馬克思的光輝形象乃中共偽造，為此我專門寫過《我的反共根源》來還原馬克思的醜惡面目。出於好奇，我研讀過《共產黨宣言》之類的馬恩原著，但不屑讀列寧名下的文字。我更願意把時間用來學習柏拉圖，這位被梅毒患者列寧詆毀的真正的哲學家。柏拉圖也是西方哲學的鼻祖。他的「洞喻」可謂形象地說明了佛家所說的世間的一切都是幻象。

我對哲學的期待與司馬遷的追求一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同的哲學像不同的史學一樣是不同的作者對真理的探討。真正的哲學家應該幫助讀者認識世界，領悟人生，明白天地人之間的關係，應該能夠「傳道解惑」。所以，我很慶幸不用去讀馬恩列斯毛等的偽哲學。

而《通往天人合一之路》卻花了大量的篇幅去駁斥辯證唯物主義，可想而知，作者也像辛先生一樣閱讀偽哲學。這自然浪費了他們的時間，影響了他們的視野。而作者批判的黑格爾也不是我認識的黑格爾。

我對黑格爾（一七七零～一八三一）的瞭解與同他一起學過神學的謝林（一七七五～一八五四）和荷爾德林（一七七零～一八四三）連在一起。黑格爾的不少看法與我的世界觀不謀而合，比如，他認為歷史不是由偶然事件組成的，歷史進程的意義在於它一步一步地向我們展示出一個絕對的、上帝的真理。在德國哲學史中黑格爾像謝林一樣也是唯心主義（Idealismus）的代表。唯心主義的一個觀點是物質只不過是非物質的一種表現，對我來說，可以理解成物質和精神（或曰意識）是一性的。簡言之，黑格爾是有神論者，而馬克思是無神論者。黑格爾哲學中的上帝在馬克思主義中變成了勞動者甚至生產關係。如果一定要說馬克思與黑格爾有關的話，那應該是原創與假冒偽劣品的關係。

黃先生對中文版的黑格爾的批判或許不錯，但與德文原版的黑格爾哲學相距不小。黃先生讚賞康德（一七二四～一八零四）和叔本華（一七八八～一八六零），痛斥黑格爾。這在我看來，好比一個喜歡蘋果的人非要說梨子不好一樣。黑格爾哲學與基督教密不可分，與康德哲學不矛盾，因為康德證明了理性的局限，正好反證黑格爾提出的體現上帝的「絕對精神」；而叔本華哲學則讓人想起佛教，就是說他對人生的感悟像個佛教徒，比如他認為，人世是可能有的世界中最壞的。不過他畢竟不是佛教徒，缺乏應有的慈悲，表現出來就是憤世嫉俗。黑格爾入世，也功成名就，招來叔本華之罵不奇怪。

總之，《通往天人合一之路》記錄了作者的思想探索，折射出了文革一代的人生和思想歷程，也展現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比如，讓我獲知「無聲無臭」，這之前我只知「無聲無息」。

中共專制的受害者

無論如何，我覺得《通往天人合一之路》的作者比剛去見馬克思的任繼愈（一九一六～二零零九）難能可貴，高明許多。黃鶴升能夠在業餘寫下自己對真理的探索，毫無顧忌地唾棄馬列邪說，推崇極高明而致精微的孔子和更玄妙的老莊。

而任繼愈在中共篡權時，已是三十三歲的哲學學者，可是他居然在四十歲時加入了共產黨，從此成為共黨欺騙中華兒女的筆桿子。

中共媒體宣稱任繼愈「是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中國哲學的優秀代表，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用我的話來說，就是他染紅了、玷污了中國本土的哲學和宗教。

對這位長我五十歲的馬列子孫，我無敬意，只有惋惜。當中華兒女比如黃鶴升不再相信辯證唯物主義後，筆桿子們便開始替共產黨借中國文化騙取民心，於是任繼愈也敢說出「儒教是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的常識了。中共想用民族主義凝聚民心，欺騙民眾必須要奴才們提供理論依據。任繼愈之流的奴才成了「國學大師」堪稱共產亂象。不過，他們確實是中共在六四屠城後納粹化的幫兇。

任繼愈八十歲時，請人刻了枚印章，上書：「不敢從心所欲」。二零零八年是因迫害而與妻子上吊自殺的傅雷的百年誕辰，中共藉機舉辦宣傳秀。任繼愈文革時也被迫害，甚至因此半失明，可他居然在宣傳秀上顫巍巍地發言說，「我放心了，知識分子因言獲罪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雖然中共奪取政權後因言獲罪的事情從未斷過。而他本人還積極支持江澤民鎮壓法輪功，剝奪老百姓的信仰自由。想來任繼愈不是老糊塗了，而是本來就很糊塗。

任繼愈的同代人李慎之老來不糊塗，但因此而痛苦，因為他曾經真誠地相信過馬列主義，他從年輕時就獻身於共黨，晚年時才似乎認識到自己上了賊船。不知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是否對任繼愈有所觸動，畢竟他們那一代都親身經歷過「表不完的態，站不完的隊，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

與他們相比，文革一代豈不幸運？

如果文革一代是被毀掉的一代，那他們就是被欺騙的一代，而且還是幫著共黨騙人的一代。他們深陷馬列邪說的陷阱，心靈已被扭曲，更難走上中華正道。

但願更多的受害者能「通往天人合一之路」走出共黨的思想牢籠！

二零一零年夏，萊茵河畔◇

本文轉自【新紀元週刊】181期「自由評論」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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