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大師看21世紀的致勝關鍵(3)

華倫.班尼斯 Warren Bennis、丹尼爾.高曼 Daniel Goleman、 詹姆斯.奧圖 James O’To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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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由數位技術推動透明化的大國是印度。根據不透明指數(二○○五年,印度在腐敗一項上的得分是57分)公正地說,印度也是腐敗的。

它也在經歷著由技術引導的重大社會變革。二○○四年的《商業週刊》有一篇名為「數位村」的文章,報導了由於兩千多萬份土地記錄的電腦化,對高科技的班加羅爾周邊地區貧苦農民的影響。

過去,農民想要得到他們的契據只能透過村裡的會計,農民們沒受過教育,社會地位低下,會計有時還會和大地主合謀,騙取他們的財產。

現在,在播種時節,當農民需要契據影本來獲得銀行貸款或其他資源時,他們可以到政府所屬的電腦亭得到這些契據。甚至可以用一份30美分的價錢,列印出這些檔案;然而在舊制度下,則需要付給會計2美元到22美元不等的費用。

印度的網路用戶人數相對適中,二○○八年初預計六千萬左右。但政府的高科技亭給農民上了難以磨滅的一課:數位技術改變了遊戲規則,這樣一來,也就可以改變他們的生活。

監督電腦化計畫的印度官員解釋道,「現在,有了平等獲取資訊的管道,社會地位低的人擁有了和社會地位高的人同等的特權。」這種說法無疑是誇張的。

但新的透明化已經給了村民們新的期待。《商業週刊》報導聲稱,「他們開始夢想有屬於自己的電腦,並讓孩子去學習電腦。」簡言之,村民知道了數位技術是一座梯子,他們可以藉此爬出那口由貧窮、社會階層和傳統把他們推下去的井。

那些鎮壓型政府,雖然能夠強行控制報紙和電視臺,但控制虛無飄渺的網路就沒那麼容易了,在這些政府統治的國家,能夠上網,特別是登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網站和上部落格的能力,更可謂是一種解放。

在這樣的地方,部落客等於在進行一種數字抵抗運動。一篇引人注目的部落格日誌能夠吸引到上千名讀者;每個讀者再將自己的觀點告訴更多的人,很快地,全世界都聽到了這個啼哭聲。

例如,伊朗的五百萬線民中,大約有十萬人是部落格用戶,其中還包括備受爭議的部落格領袖,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政府對伊朗部落客施加的壓力日新月異。

曾經,對網路一竅不通的宗教權威忽略了部落客,現在他們則有可能被拘捕。但鑑於國內的基本環境,他們的壓力還沒有那麼大,因為「政府希望自己看上去很民主化,」伊朗的部落客侯賽因.德拉克斯汗(Hossein Derakhshan)在二○○五年六月告訴《連線》(Wired)雜誌的記者傑夫.豪(Jeff Howe)。

據《民族》(The Nation)報稱,在政治部落客的幫助下,二○○五年的大選成為「伊朗有史以來⋯⋯最開放和透明的(大選)」。大選前一篇叫做「伊朗部落客」的文章,對伊朗的部落客將如何重塑伊斯蘭共和國做出了推測:「儘管伊朗仍然是一個封閉社會,但部落格中正在進行著一場關於國家未來的激烈討論。

臨近的大選即使能給伊朗人的生活帶來的改變不會太多,但在部落格的推波助瀾下,社會能更開放,各種資訊和想法得以獲得空前的自由流動。」

二○○七年秋天,緬甸的執政軍政府對抗議者實施數位鎮壓的主要原因是出自對透明的恐懼。和過去的示威相比,八月開始於緬甸的反政府抗議是在網路空間和街頭同時進行的。

當上千名身著藏紅色長袍的佛教徒聚集在首都仰光時,攝影機和手機照相機偷拍下他們的影像、照片、透過網路傳到了世界各地。

一名日本攝影記者在拍照時被政府軍隊開槍射死,當他在街頭臨死時,仍在繼續拍照—類似這樣的照片點燃了人們對抗議者的同情。

《紐約時報》生動的記錄了這場網路起義,賽斯.麥丹斯(Seth Myclans)報導,抗議者發郵件、寫簡訊,寫部落格,在Facebook和維基百科上不斷發送訊息。

幾週後,他們向泰國和其他地方的網路支持者發送這篇報導,藉此避開了當地的官方機構。此外,麥丹斯寫道,持異議者「使用記者過去用來傳送照片和報導的信使—網路『信鴿』,以衛星傳輸的方式將他們的資料交給了大使館及非政府組織。」

但是最後麥丹斯寫道,「掌管緬甸的將軍完全關閉了網路。」也就是說他關閉了該國兩個網路供應商。和那些靠奪取相機來阻止影像傳播的官方人員一樣,他們中斷了國際長途電話,以此來壓制抗議者。

泰國一家報導緬甸流亡的雜誌編輯說,他認識的一位最可靠的緬甸內部激進分子,打來的最後一通電話說,「我們不能到處走了⋯⋯我們什麼也幹不了了。我們失敗了,我們被士兵抓了—我們失敗了。」

在麥丹斯的文章發表前,被恐懼包圍的緬甸幾乎沒有傳出任何抗議者的消息,一個國家如此不透明,以至於外部尋找透明的人員難以找到準確評估它的資料。

紐約大學的米切爾.史蒂文斯(Mitchell Sttvens)教授曾說過一段話,講的是在這個時代,技術賦予每個市民做記者的能力,在這樣的新紀元裡,真相終究會出現的可能性有多大。

麥丹斯引用了他的話:「人們總有辦法把資訊找出來,政府必須一直和他們鬥爭⋯⋯無法留下照片的事件越來越少;世界充滿了澤普魯德」(暗指亞伯拉罕.澤普魯德〔Abraham Zapruder〕,也就是那位在一九六三年拍攝下約翰.F.甘迺迪被刺殺事件的商人)@(待續)

摘編自 《透明領導力:讓一切變得簡單、坦誠,三位大師看21世紀的致勝關鍵》 臉譜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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