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8日訊】「沒有不是極權主義的共產黨。要麼它是極權主義的，要麼它就不再是共產黨了。」（Adam Michnik，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Berkeley，1985，47頁）
——米奇尼克

波蘭的米奇尼克與捷克的哈威爾，在九零年左右開始成為我思想中共產黨統治下的知識分子的楷模。

哈威爾的《生活在真理中》、《致奧爾伽》兩書，是八九年冬天，我在初學德語，還沒有能力閱讀德文書籍的時候就購買的第一本德文書。而米奇尼克的書，則是九零年夏天，一位學漢學的德國朋友，Sven-Uwe Mueller，感到我思想上和米奇尼克的相似性，而送給我的。這本書我至今放在身邊。

哈威爾與米奇尼克對我思想的啟發就在於，當年在西方只看到自身的利益，而對東歐採取緩和與綏靖政策的時候，他們從思想上和行動上揭示，共產黨依然是極權主義，以及西方某些政客及左派知識份子對於社會和歷史的欺騙性。哈威爾的晚期共產主義，或者如中文翻譯的後共產主義時期的概念及分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的。由於這一次爭論，關於極權主義概念的討論經歷了五十年代初期的興起，六十年代的衰落後，第三次引起知識界和思想界的關注。而導致這個第三次討論的主要人物除了哈威爾和米奇尼克等人外，還有索爾仁尼琴，以及他的《古拉格群島》一書在法國的出版。它讓法國那些散佈對共產黨幻想的左派們、緩和的政客們受到了強烈的衝擊與抵制。

然而，二十年過去，當哈威爾由無權者成為有權者後，今年年初卻第一次使我失望。他居然違背了自己「生活在真實中的原則」，沒有仔細閱讀對比，只是因為題目套用了《七七憲章》而稱為《零八憲章》，就不加分析地給予支持。當年的哈威爾他們提出的《七七憲章》是以對抗共產黨極權統治為基礎的，而三十一年後的零八憲章卻處處以擁護共產黨政府、和解歌頌為前提。二者在價值和原則基礎上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二十年過去，我卻沒有想到，當米奇尼克由共產黨階下囚變成人上人之後，他這一次訪問北京不僅讓我失望，而且簡直就是跌破眼鏡。

人生變幻，情何以堪！它更讓我驚嘆，能夠像阿隆（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那樣，經歷人生的大起大伏，還能保持住清醒的頭腦，超越人世的得失，何其不易！

關於米奇尼克訪問北京，開始引起我關注的是王萬星先生。他打來電話，告訴我米奇尼克最近訪問了北京，並且在北京和非官方的知識份子舉行了座談。關於這個座談會，他說，米奇尼克先生七月八日在北京座談，「從波蘭到中國的轉型」，他瞭解到，米奇尼克的訪問是受到中國官方的邀請。這次座談請了秦暉、崔衛平、徐友漁、戴晴等人，但是他奇怪怎麼連范亞峰、焦國標好像都沒有請，當然也就更不會請如今共產黨高層正在嚴厲打壓的組黨人士劉賢斌、許萬平，以及最近曾被拘留審查，並且被封了帳號的秦永敏先生的妻子李金芳女士和她的孩子。

王萬星先生認為，這個會見範圍，政府大約早就劃好線，不允許見的都已經嚴格管制和約束。他並且說，以他活了六十年的經歷，當然理解各國、各個人，在和中國政府打交道的時候都有自己的考慮和利益，他們不會犧牲自己的利益來隨便說話的。當年台灣島的所謂政治狂人李敖，到了北京不也非常自覺地自己給自己帶上個嚼子嗎。儘管如此，王萬星先生希望我能夠幫助他把這個聲音傳播出去。他希望米奇尼克能夠聽到他的建議，以米奇尼克的經歷、聲望及人格，他應該也能夠向他的國家及世界媒體呼籲，呼籲各國的政治首腦、知識精英、企業巨頭、各界明星們成立一個基金會，來認領幫助那些中國因為政治、組黨而被抓的人士秦永敏、劉賢斌、謝長髮、許萬平、張林等的未成年的孩子，使他們能夠到民主國家去上學讀書。他希望米奇尼克能夠承當這個基金會的發起人。

中國人常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王萬星先生的電話使我突然想到一個簡單的對比，今天，米奇尼克到中國不關心、並且要求會見組黨人士及其家屬，難道不是如八十年代初期到波蘭，不聞、不問團結工會的事情！

再進一步看米奇尼克在北京的言論就更讓我驚奇了，其中最典型的一段話引述如下，「我認為在目前民主條件下的共產黨人，已經不是共產主義者，只不過是舊制度下的一個黨派，他們接受了市場經濟，他們變成了資產階級。實際上我們面對的共產人是當權的共產黨人，是維護權力的教條的人，他們有時候並不真正仇視民主。」（米奇尼克與中國Twitter網友對話）米奇尼克先生竟然如此健忘！

米奇尼克一生主要的工作及貢獻就是對抗共產黨政府，支持團結工會。翻開任何一個詞典有關團結工會的詞條，你都會一目瞭然地看到。米奇尼克所支持的八零年成立的團結工會，成立後立即進行的就是以罷工和遊行示威為手段，向共產黨政府施加壓力，為解體專制而奮鬥。

在八一年九月通過的團結工會《綱領決議》中明確提出：要改變現行社會制度，進行自由選舉！這個決議不僅沒有提到承認波蘭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而且表示要擁有自己的報刊、通訊社、出版社、電台和大學等文化宣傳機構。

在這次大會後，團結工會反政府的運動加劇，很快，波蘭共產黨在八一年十二月宣佈實行軍事管制，禁止團結工會的活動，拘捕了瓦文薩為首的數千名工會和反對派組織的領導人。團結工會的活動也被迫轉入地下，他們建立了自己的地下電台，出版了數百種地下刊物。

八二年十月八日波蘭共產黨政府通過新工會法，正式取締團結工會。而由於波蘭民眾的抵抗，到八三年七月，共產黨政府不得不對政治犯實行大赦，此後團結工會才開始重新活躍。八四年共產黨被迫再次實行大赦，釋放瓦文薩、以及米奇尼克等團結工會的主要領導人。

米奇尼克忘記了，共產黨的每一讓步都是團結工會的對抗、犧牲和不言妥協而獲得的。如果團結工會俯首忍從，或者在共產黨不得不讓步的時候就歌頌它，我不相信共產黨會聽到頌歌就讓出權力，實行民主。

米奇尼克也忘記了，八十年代他們飽嚐西方綏靖的惡果、而不斷堅持並且進行爭論的那段歷史。美國的一位左派學者曾經記述那段歷史說，「它在事實上涉及的是相當具有諷刺性的事情，極權主義這個詞恰恰是在政治上的一些時刻不斷出現的，而在這些時候，它的學術意義被沖淡了。在中東歐決定性的解凍年代中，通過從赫爾辛基協約經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憲章，教皇保羅二世在七九年對波蘭的訪問，直到一年後團結工會的建立的發展，以及瓦茨拉夫‧哈威爾發表的《掌權者的權力還是無權者的權力》（1985），發展出一個涉及在緩和條件下，關於極權主義各種基本特點在東歐集團晚期共產黨社會進一步繼續存在的共識。波蘭的持不同政見者亞當̶6;米奇尼克甚至在一九八五年捍衛了這個概念的無條件的有效性，他說，『沒有不是極權主義的共產黨。要麼它是極權主義的，要麼它就不再是共產黨了。』」 （Anson Rabinbach，Beriffe aus dem Kalten Krieg，Wallstein Verlag 2009，23頁）

我曾經把米奇尼克八五年的這段話當作經典論述，現在，米奇尼克是否因為自己的物質時空改變了，而就否認了他當初強調的這個判斷的「無條件性」？！

我至今堅持這段話的無條件性，因為中國共產黨政府，天天都在告訴我們他們堅持專政的殘酷決心。這不僅和三十年前沒有任何變化，而且由於無能而變得更加暴戾。中國社會表面所呈現出來的那種「自由」和「鬆動」，是因為他們無能，而不是他們想給予我們的。他們今天逮捕劉曉波，並且判處他十一年徒刑，那種逮捕方式，向世界宣示示威的方式，用恐怖恫嚇民眾的方式，和三十年前逮捕魏京生完全一模一樣。

事實上，米奇尼克在北京，所有的人都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閉著眼睛不提被殘酷迫害鎮壓的法輪功問題，就更讓人感到米奇尼克時下在北京的一些言論是難以讓人信服的！

或許米奇尼克老了，有社會地位了，忘記了這段歷史，我們當然不必苛責，他的確可以在家頤養天年。然而，如果米奇尼克南轅北轍，往中國追求自由的人士的傷口上撒鹽，那麼我們就應該為此進行一些具體的歷史對比討論了！

對比米奇尼克在東歐經受過西歐綏靖帶來的困擾的歷史，我們心裏也應該清楚，中國人今天忍受某些東歐人物的困擾是毫不奇怪的。

共產黨把中國民眾當成不能夠和西方民眾享有同樣人權的二等民族，然而如果我們自己把自己看作是和米奇尼克同等的人，和西方人同等的人，那麼米奇尼克對共產黨前後矛盾的看法就應該使我們看清，中國人的事情，要中國人自己來思考，來努力！如果你自己不去爭取，即便是再讓你感到好像是朋友的人，也可能會因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考慮而漠視了你的人權和自由。

無論怎樣，我還是認為米奇尼克的這段話是無條件地有效，不僅對西歐、東歐，而且對中國、北朝鮮、乃至古巴：「沒有不是極權主義的共產黨。要麼它是極權主義的，要麼它就不再是共產黨了。」

2010-7-16 德國埃森

——首發《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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