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7日訊】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尤其是在這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不少中國人談論起中國模式來更加自信了。所謂中國模式的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在經濟制度上引進包括價格調節在內的市場經濟的要素，減少中央政府對日常經濟活動的計畫範圍和管控程度，從而提高了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並且改善了資源配置的效益；與此同時，在政治繼續保持一黨執政、中央集權的治理模式，拒絕司法獨立、新聞自由、保障公民政治權利的現代政治制度。

有些外國人將中國模式概括為“經濟開放加政治極權”。這一描述雖然簡單且形像，但在實際上並不確切。因為在中國模式下，執政黨的領導集團不僅壟斷了國家的所有政治權力，實際上也是這個國家一切重要經濟資源的最終壟斷者，這些重要的經濟資源包括土地的支配權、礦山的開採權、各種金融手段的控制權、高額利潤行業的准入權、以及所有重要經濟、社會資訊的控制權。

這種少數人利用國家的名義實行的對資源的壟斷，與他們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互為因果、相互強化。可以說，沒有對經濟資源的最終壟斷權，他們的政治專治權力將無法持久。這種經濟、政治資源的雙重壟斷，一方面對民間資本和公民個人的自由發展形成了強烈的禁錮；另一方面又使得國家在行政決策方面具有獨特的效力。它使得領導集團的經濟決策能夠快速、果斷。這一點正是中國模式的推崇者們最為津津樂道的。

任何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都有著其緣由。世界上沒有一個對所有的社會集團都有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所有的制度一定再給某些特殊的社會集團帶來利益的同時對另一些集團帶來不同程度的損害。中國模式也是如此。也正是因為如此，研究一種發展模式，最為重要的是研究在這個模式下的收入分配方式，進而瞭解這一模式的社會基礎。

顯然，中國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是執政黨的統治精英、與政治精英集團或者個體政治精英密切合作的企業主、自覺地維護政治和經濟精英集團利益的學者、幫助中國政治經濟精英們打通世界市場的跨國企業。這些集團在過去的中國經濟增長都獲取了巨大的利益。這一點從政府和企業家利潤在國民經濟中份額的快速增長中得到證實。他們在國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的百分之四十增加到目前的百分之六十多。

在這一發展模式下受到損害最大的是體力勞動者和不依附于政治經濟精英集團的那些腦力勞動者。他們的收入與他們的付出完全不成比例；他們的收入與國家的經濟增長也完全不成比例；由此造成了他們的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一路下滑；他們的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也在一路下滑。雖然他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到百分之九十，但是他們的收入在國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卻有二十年前的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現在的百分之三十八左右。

這篇短文不可能對中國模式進行全面的分析。但是筆者希望讀者們注意到一個細節，那就是構成當前中國模式基礎的收入分配方式的變化主要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發生的；這與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血腥鎮壓在時間上高度銜接。這種時間上的銜接並非偶然，事實上“六四”血腥屠城正是當前中國模式的開端。這次鎮壓是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的執政黨決定放棄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為重要的決策，從此這個黨便走上了精英專制的道路。

客觀地講，雖然從未放棄一黨專制的理念，鄧小平在推行經濟市場化方面還是全心全意的。但是，他的繼任者很快便發現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與一黨專制之間不可協調的矛盾。對於這個党的精英集團而言，維護政治專制是高於一切的目標，因為這一專制是他們利益的最終保障。於是從九十年代開始，他們開始有意識地不斷地強化國家對各種重要經濟資源的壟斷。而這一壟斷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更加不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於是中國模式就這樣在精英集團的不斷探索中逐漸形成。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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