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5日訊】（大紀元記者海寧編譯報導）今年一月，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夫人發表強硬講話，支持中國的互聯網自由。但是，美國國會在2008年就同意給互聯網自由項目撥款，但是國務院卻遲遲不見動作。《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克羅維茨（L. Gordon Crovitz）對此提出批評，敦促國務院採取行動，並分析了幾個可能原因。

克羅維茨說，當一個政府部門拒絕支出國會撥付的款項時，通常都會有隱情。當該款項是用於毫無爭議的網絡自由上時，則隱情必然存在。為什麼國務院自2008年以來拒絕撥付四千五百萬美元用於在專制國家中增進信息流通？志願者們相信，如果有資金支持，他們提供的突破國家封鎖技術可以惠及從伊朗到中國的更多人。

國會的一個兩黨小組願意提供資金，試驗給生活在嚴控互聯網的封閉國家用戶推廣突破網絡封鎖軟件。最成功的反封鎖軟件是由全球互聯網自由委員會（The Global Internet Freedom Consortium）開發的，包括自由門和無界瀏覽。去年當伊朗的抗議者們通過推特（Twitter）組織起來並傳播來自外部世界的鎮壓消息時，他們主要通過自由門來登錄外部網站。

編寫反封鎖軟件的成員們知道他們的作品極具顛覆性。全球互聯網自由委員的副主任周詩雨說：「互聯網防火牆是21世紀的柏林牆，被專制國家的獨裁政權用來隔離和壓制其人民」。專制政府把互聯網看作是天然的外部威脅，因為互聯網是民眾交流和組織的有力工具。專制政府甚至把互聯網當作鎮壓工具，監控郵件和其他網絡通信。谷歌離開中國的部分原因正是人權活動家的谷歌郵箱遭到中共入侵。

為了對抗政府的監控和檢查，突破網絡封鎖軟件將網民們同世界各地的加密代理服務器連接起來。一組志願者不停的改變代理服務器的地址，有時候一小時要改變一萬次。該組織自2000年以來一直活躍，專制政府至今尚未能找到有效對策。去年6月，使用該系統的伊朗用戶超過百萬，曝光伊朗政府鎮壓的圖片和錄像四處流傳。

周先生告訴我其組織需要資金來購買設備和雇傭全職技術人員來支持志願者。他估計，五千萬美元可以幫助5%的中國網民以及10%的其他專制國家網民，這是目前用戶人數的三倍。那麼為什麼國務院不肯給這個組織資金，甚至不願試驗一下這個方案是否可以擴展呢？有幾個可能的解釋。

第一，全球互聯網自由委員會是由美籍華裔法輪功學員建立的，該精神運動受到中共的鎮壓。這也許不合美國外交官的口味，但是又有誰更有奉獻精神來運作這些軟件？正如當年前蘇聯被拒絕移民申請的猶太人同當局抗爭一樣，某些時候只有受到迫害的少數族群才會對抗一個專制政權。

第二，技術專家中存在分歧。一些人認同基於專利技術的突破封鎖軟件，另一些人則鍾愛開源軟件。哈佛大學貝克曼中心去年的一項調查支持開源軟件，因為軟件技術人員仍在不停爭論保守實施細節的秘密是否是牢靠的安全戰略。但不管理論上的不同意見，專利技術也同樣能反封鎖。

最後一個可能因素是實用政治考量。不管一月份國務卿克林頓支持互聯兩網自由的講話如何強硬，官僚們很可能反對美國去干涉伊朗和中共政權的信息封鎖。里根年代的官僚甚至試圖篡改里根1987年呼籲戈爾巴喬夫「推倒這堵牆」的講話。

突破封鎖並不解決一切問題。互聯網自由研究者和支持者麥金農（Rebecca MacKinnon）說：「『翻牆』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因為翻牆雖然可以讓網民接觸外部世界，但卻不會改變專制國家的檢查制度。但冷戰期間，西方世界曾下大力氣傳播書籍、錄音帶、傳真機、收音機信號以及其他信息到專制國家。翻牆則是數位時代的替代品。

如果國務院拒絕支持互聯網自由，也許私有企業能提供解決方案。今年早些時候，一個網名為「chinese.zhang」的網民在谷歌公告板上說，谷歌應當給全球互聯網自由委員會提供資金來反擊中共的檢查制度。他說：「我覺得谷歌提供一些服務器（給全球互聯網自由委員會）來突破中共『大防火牆』實乃舉手之勞」。

（克羅維茨先生曾擔任《華爾街日報》發行人以及Dow Jones公司執行副總裁。目前他是《華爾街日報》「信息時代」專欄的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