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5日訊】近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表示，我國居民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從1983年開始，22年間已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全國總工會近期一項調查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中國內地的工資水平之低，是有目共睹的。劉植榮有項調查顯示，中國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在世界183個國家和地區中排158位，甚至低於32個非洲國家。近年每當國家統計局公佈平均工資數據時，總會成為民眾爭議的焦點，感嘆工資的「被增長」。南京市市長季建業說過一句實話：「60%的百姓口袋裡達不到每年公佈的收入平均數，是『被拉高』的。」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平均工資年年增長，實質上是由「統計盲區」造成的，統計的多是股份制、外企、國企等一些質優單位，佔全國就業人口8成以上的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包括大量農民工，並不在統計範圍內。這種統計盲區造成的危害極大，不只是增加了底層人群的民生負擔，更有可能誤導政府對就業、社保等重要政策的制定。雖然國家統計局稱，將從今年起將私營單位納入工資統計調查中，但何時能能將所有就業人口都納入到工資統計範圍，卻仍然遙遙無期。前些日子熱議的「民工荒」，雖然是由綜合因素造成的，但低工資和低保障無疑是使農民工選擇「用腳投票」的核心原因。

另一個事實是，新世紀以來，我國政府財政收入和國有企業收入的比重一直在上升。2009年財政收入已達6.8億元，比上年增長了11.7%，增幅遠超GDP的增長速度，佔到了GDP的20.4%。這還不算各級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等隱性收入，如果加上預算外收入，我國財政收入可能接近了GDP的40%。而職工的工資收入卻不升反降，常年只在GDP的低百分比徘徊，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收入一般佔到GDP的一半，而有些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則更高。這不僅說明政府對國民財富的控制與政府機構的龐大，也表明社會低層民眾極難分享到改革發展的成果，內地的勞工群體在日益貧困化。

在社會財富的積累過程中，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體現社會公正的關鍵，勞動者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越高，則表明國民收入的分配體系越公正。如果初次分配不公正，想通過政府的再分配解決問題，就難上加難了。政府進行再分配時，只會加速公共財富向權力和資本的流失，使得國民收入的分配體系更加惡化。可以說，如何提高勞動者工資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何改變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及政府收入嚴重不平衡的分配格局，已成為未來10年經濟政策的關鍵。如果勞動收入永遠保持在目前這種水平，社會財富必然會高度集中在國家和少數個人手中。不僅會因為貧富過分懸殊，導致政治環境的不穩定；也會因民眾消費乏力，使企業為降低成本再度減少工資額度，經濟便只能靠拉動投資來刺激，這種模式終究不會持久，只會帶來生產過剩，使社會經濟變得更加蕭條。

提高工資在GDP中的比重，也是對勞動者的尊重，因為勞動和勞動者才是社會財富的真正創造者。勞動者的收入分配，無非通過兩種方式調節。一種是政府經濟政策的干預，通過對市場利潤分配的適當調整，來平衡勞資關係。不僅為了社會公平，也為了社會能持續產生優質的勞動力。另一種是勞動者通過工會等組織，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我國雖然在2000年發佈了《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但因為工會等社會組織、活動的被限制，導致了勞資雙方間的地位嚴重不對等，集體協商機制在現實中完全無法發揮作用。也正因為這樣，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完全只有依賴政策調控。

雖然各地都在紛紛調高最低工資，但如果不把增加勞動者收入，改革國民收入分配體系，當作執政的首要目標，僅僅調高最低工資，對整體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效果並不明顯。持續多年的「民工荒」，已表明我們進入了勞動價值危機的時代。再不改革收入分配，中國的勞動體系就可能陷入全面的崩潰，到那時想改也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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