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立：改良和革命相輔相成
【大紀元5月22日訊】一百年前，當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一場改良和革命的爭論，從國內爭到日本，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後還持續了很長時間。一百年後，海內外再次發生激辯，有關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實現民主應改良還是革命？預示著中國再一次處於大變動的前夜。雖然爭論很激烈，對全體中國人來說，卻是一件好事，因為中國的民主巨變已不再遙遠。
對此，筆者不揣冒昧曾經發表過不少個人見解，筆者一向認為，討論改良和革命誰對誰錯？孰好孰壞？是沒有意義的，用時髦的話說就是「偽命題」。因為兩者都是自然和社會變化的常態，祗是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國家發生，會有不同的結果而已。筆者在拙文《也說「壞政府治下的秩序」和「無政府的天下大亂》(見2010年2月3日「自由聖火」)中說過：「人類社會如同自然科學一樣，都是在永不停止的發展變化之中，大多時候是在緩慢地逐漸地變化發展著，但每隔一段長時間，當社會矛盾積聚到了緩慢的變化無法解決的時候，社會的突變必然發生。即使是自然科學，當生產和生活發展到一定程度，人類對某一項科學技術的需求變得十分突出和迫切的時候，自然科學也往往會取得突破性飛躍發展。比如過往的電、無線電、蒸氣機、原子能等等與及近代高琨的光纖通信，無不為人類的文明帶來革命性改變。既然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這種交替性發展已為人類歷史所證實，今後就必將仍然按此規律發展，因此，革命就和改良一樣不可避免，他們祗是社會發展的不同模式，那些認為社會發展只有單一模式，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論斷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因此，筆者認為其實雙方的分歧以及我們應該討論的是：1．鑑於當前的政治現實，中國人到底應該用改良還是革命爭取民主？ 2．人民群眾是否應該被剝奪革命的權利？
1．中國人到底應該用改良還是革命爭取民主？
無論你是否承認，公認的改良定義就是社會長期的逐漸的緩慢的改變，並且一般是在保留原政權和社會制度的條件下，在體制內進行的改善；而革命則意味著社會短期的突然的急促的改變，一般都在體制外進行，最後導致改變原政權甚至社會制度。改良和革命是對是錯？孰好孰壞？唯一判斷的標準就是他是否發生在正確的地點恰當的時間？能改良的時候不改良，硬要革命，就是錯誤的。相反，不能改良的時候，硬要改良，也是錯誤的。
比如說，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通過改良達致民主化的，例如我們的大多數亞洲鄰居日本、南韓、菲律賓、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印度、不丹……甚至華人的台灣等等，因為這些國家具備了改良的基礎，執政者具備基本的民主素養，明白到國家社稷不是一黨一人的私產，權力合法性來源於人民授權；不像我們偉光正的中國共產黨，從毛周那一代地痞流氓、破落子弟、邊緣知識份子到今天胡溫這一代關起門來培養的土包子，飽飲狼奶的政治指導員，理所當然地認為國家屬於一黨之私：「我們的政權是犧牲了二千萬人的生命得來的，誰要取得，拿兩千萬人頭來換。」所以，同樣是改良，在不同的地點(國家)就有完全不同的可行性，在其他國家行得通，在現在的中國大陸就行不通。
再看革命，不同的時間，革命的發生也有好壞之分，也有完全不同的結果。比如說，一百年前滿清王朝在內憂外患之下，還千方百計地假立憲，真專制，企圖苟延殘喘(詳情請閱拙文「革命不排斥立憲」等，見筆者博客)，一百年後的中共政權，竟然一口拒絕任何政治民主化，這時候，改良主義就是錯誤的，因為它斷行不通，人民唯有選擇革命。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就是這樣發生的，一百年後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又比如說，中國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以後，就具備了和平走向民主憲政的條件，有很大機會改良，通過六年軍政、五年訓政，最後達至憲政。中華民國創立伊始，就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憲法」，蔣介石先生也在外戰內戰硝煙瀰漫之中，於1931年頒佈「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46年1月召開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了「憲草審議委員會」，由國共雙方共同舉薦民社黨張君勵主持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1月由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胡適先生稱之謂「比美國還要民主的憲法」，共產黨、民盟拒絕出席——筆者註)。只不過限於內憂外患，中共武裝叛亂，日本侵略中國，長期處於戰爭狀態，戰後又淪為共產專制，因而中國民主化拖延了半個世紀以後，最終才得以在台灣實現。因此，當年中共發動的歷次革命均屬於不必要和錯誤，屬於壞的革命。
必須指出，改良與革命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改良是由統治者在體制內自上而下發動的，而革命則是被統治者在體制外自下而上發動的。換言之，如果統治者拒絕改良，被統治者是無法進行改良的。因此，目前中國能否走改良主義的道路，決定權不在人民大眾，而在於統治者。迄今為止，中共政權整體來說(除了溫家寶的片言只語)是堅拒進行任何政治改革的，中共二號人物吳幫國就在中共的「國會」——人代大會上——向全世界宣稱：「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由此，可以斷言，到目前為止改良主義在中國大陸行不通。
筆者推薦民運先驅王炳章先生十年前寫的一篇文章「放棄革命的權利就等於放棄了一切——南斯拉夫的革命昭示了我們什麼？」文章說：「我要問問那些詛咒革命、將改良絕對化的書生們：你們怎麼改良？你們能進行什麼改良？你怎樣將專制制度改成民主制度？你們手中沒有權，能改什麼良？這是改良派的一個死結。……不要忘記，只有手中有權的當權者，才能進行改良，才能改革。極權專制社會裏的所謂改良和改革，說來再簡單也不過了—–就是專政者主動放權，主動還政於民，這是改良的實質(其他的所謂「改革」都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矇騙民眾，請參閱筆者博客「應該如何評價趙紫陽」——筆者註)。比如經濟改革，就是共產黨放鬆了一點經濟控制權，給了老百姓一點發展私有經濟的權力(於是，國民經濟就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筆者註)。我們平民百姓怎麼改良？怎麼改革？我們本來就沒權，我們沒有使用權力來進行改良的能力！充其量，我們只能呼籲改良，呼籲誰？呼籲執政者，呼籲有權的人，呼籲他們放權，勸說他們放權，勸說他們還政於民。再積極一點，就是抗爭，向專制者爭權、要權。
問題出來了：專制者不聽呼籲怎麼辦？不聽勸怎麼？專制者不改良怎麼辦？專制者不放權怎麼辦？傻等？常跪不起而祈求專制者開恩？它不開恩又怎麼辦？你祈求它都抓你、殺你，怎麼辦？(八年後，果然發生了「零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被重判入獄——筆者註)。到此，詛咒革命而將改良絕對化的書生們，進入了死胡同。」
2．人民群眾是否應該被剝奪革命的權利？
美國獨立宣言說：「茲確保如此權力，立政府於人民之間，經受統治者之同意取得應有之權力；特此，無論何種政體於何時壞此標準，則人民有權改組或棄絕之，並另立新政府，本此原則，以成此型式之政權，因其影響人民之安全幸福至鉅。深思熟慮後，當得此論……當連串之濫權者與篡奪者執迷不悟，迫人民屈伏於絕對專制下時，推翻此政府，是其權利，是其義務，並為未來之安穩提供新保障。」
林肯總統1861年第一任總統就職演說：「我們這個國家，聯同它的所有機構，都屬於在這塊土地上居住的人民。任何時候，他們對現政體感到厭倦，即可行使他們的憲法權利予以修改，或者運用革命的權利加以割裂或推翻。……我毫不含糊地承認人民對這一問題的正常權利，他們可以按照憲法本身規定的任何一種模式行使這種權利，……如果它領導的政府是壓迫人民的，人民有權起來革命，推倒這個政府。」
中國古代文化中，也有論及人民革命的權力。孟子《梁惠王下》記載：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育謂之賊，賊義者為之殘。殘賊者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也就是說，湯武革命人民造反株殺暴虐的紂王，不算「弒君」，乃是除去一個獨夫民賊而已。因此，推翻政府、更換政府，是公民的天賦人權；革命，從專制者手中奪取政權，是公民的天賦人權。
王炳章先生文中說：「我這個革命派，正確的稱呼應當叫兩手策略派。我呼籲改良，但不拘泥於改良。我希望專制者改良，但不奢望專制者改良。如果專制者不改，就行使革命的權利。此外，別無它擇。
應當這麼說，老百姓實際能「主動操作」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改良是有權者能主動做的，革命是無權者能主動做的。革命，我們能主動操作的很多，鼓動革命輿論，發展革命組織，滲透黨政軍各界，發動群眾示威，策動軍隊倒戈，等等，都是。……但是，有一條要講清楚：準備革命，不一定實行革命，可以引而不發，以此逼迫執政者改良，專制者改良了，也可放棄革命的進行，但，永遠不放棄革命的權利。革命，應當是一把永遠懸在專制者頭上的利劍，它改，就不砍下去；不改，則毫不猶豫，必砍無疑，是專制者迫使我們不得不行使革命的權利。
放棄革命的權利，等於放棄了一切。
不錯，我們應當爭取的公民權利、公民自由有很多很多——言論的自由、結社的自由、遊行示威的權利、煉功的權利、私有財產保障的權利、免於恐懼的權利……，可列出一百條，兩百條。
對詛咒革命、將改良絕對化的書生們來說，又一個死結的問題產生了：你爭取這些權利，很對。但是，獨裁者不給，怎麼辦？
這時，只有一個權利可以行使，那就是爭取權利的權利。爭取權利的權利，就是革命的權利。放棄了這個權利，等於放棄了一切權利，因為，你放棄了爭取權利的權利，就等於給自己臉上貼上了一個標語：當那些普通的公民權利——如言論自由的權利——爭取不到的時候，只有坐以待斃。獨裁者看到這個標語，還願意放權嗎？」
楊光先生說：「任何一場成功的社會或政治革命，都有改良的成分在內，而且，革命或者曾得益於先前的改良，或者會有益於此後的改良。而任何一場成功的社會或政治改良，當其漸進效果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則要麼可以代替一場本不必要的革命，要麼將會引發並贊助一場避免不了的革命。二者的關係原本如此。」筆者表示同意，但需要補充如下：「任何一場成功的社會或政治改良，都有革命的成分在內，而且，改良或者曾得益於先前的革命，或者會有益於此後的革命(即王炳章先生所說的：保留革命的權利，引而不發，在專制者頭上懸一把利劍，迫使他改良——筆者註)。而任何一場成功的社會或政治革命，當其漸進效果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則要麼可以代替一場本不必要的改良，要麼將會引發並贊助一場避免不了的改良。二者的關係原本如此。」這樣說，才能全面地反映改良和革命的相輔相成關係。
(寫於2010年5月10-12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於5月20日「民主中國」，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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