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7日訊】《野火集》傳進中國的高等院校的時候，我剛剛考進北大的國際政治系政治學專業。當時的我，正在試圖確立自己的人生方向。曾經是共青團幹部，曾經要求加入共產黨的我，這時已經開始意識到原來覺得毋庸置疑的現行制度，其實並不是我理想中的樣子，而中國需要的自由，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推動的。問題是，應當如何去推動？

這個時候，《野火集》的意義在於：第一，它讓我看到了一種選擇，那就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以個人良知為基礎，秉持社會責任，以話語的力量瓦解與攻擊舊的秩序與觀念。對於理想主義熱情高漲的八○年代大學生來說，這樣的選擇是最有吸引力的，因為畢竟，我們的職業道路是與追求真理的知識探尋息息相關的。體制內的從政之路與體制外的革命之路都還不是最現實的選擇。這就是《野火集》得以在北大等學校風行一時的深層原因；第二，龍應台的行文風格極具魅力。對於我們這些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壓抑，又尋求答案的人來說，〈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這樣的文章等於代我們喊出了內心的憤怒，同時又以清晰的邏輯論辯在我們心中引起共鳴。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感受。記得當時我們政治學專業的同學辦了班刊，取名就是《野火》，由此可見《野火集》當時在中國的影響力。可以說，龍應台是最早開始以話語介入中國社會變革的臺灣知識分子之一。這種介入，匯合進八○年代中國啟蒙運動的洪流，最終引發了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從這個意義上講，龍應台放的這把野火，曾經燒遍了海峽兩岸。

現在在《野火集》問世二十週年之際，回顧《野火集》的意義與影響，我認為至少有兩點是值得討論的：

第一， 對自由的追求與維護是不分地界的。龍應台當年的文章打動我們的，並非她具體批評的臺灣的社會現象──對此我們瞭解很少，而是那種批判的精神和批判的立場。華人世界是一個共生共榮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健康發展，影響到共同體內每一個分支的利益。但是，今天，面對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構成的複雜環境，華人世界的公共領域有沒有可能整合，話語力量的支配有沒有可能發揮更大效用，《野火集》曾經起過的作用有沒有可能在這種整合的基礎上重新出現，在在考驗著今天的知識分子。簡單講就是，今天的知識分子還要不要像當年的龍應台那樣去積極地介入社會？

第二， 《野火集》集中批判的是社會現象，是人心。這一點至今仍然有啟示意義。就是說，當我們目睹政權轉移之後，仍然存在的種種問題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認識到，其實社會的內在改造，包括社會觀念、社會倫理等等的改造才是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一個社會，如果連基本的倫理規範都還有待建設，這種時候唱一些道德層面的高調是沒有意義的。中國人連龍應台過去批評的一些小毛病，比如公眾場合大聲喧嘩，都還不僅沒有改變，還理直氣壯的時候，你怎麼可能指望他們可以理性地心平氣和地談論兩岸關係呢？

因此，我一向以為，二十年前的野火，並沒有燒盡民族精神深處的蔓草。這把火，有必要再次點燃。

《中國時報》，二○○五．五．十八

──原載《理想主義的年代》;「允晨文化」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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