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曉宇編譯報導）日前，美國安能伯格通信新聞學院（the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院長威爾森（Ernest J. Wilson）在博客新聞網站Huffington Post（赫芬頓郵報，號稱互聯網第一大報，其流量超過《華盛頓郵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對於谷歌事件，大多數媒體重點報導其對中國市場和中國政治的影響，實際上谷歌事件對政策創新的最大影響可能發生在美國。

威爾森認為，美國外交政策一個新的、主要的大趨勢正在悄然拉開序幕。文中寫道，現在主導美國經濟的高科技公司，如谷歌和其它龐大的信息通信（ICT）公司，在外交事務中一直沒有起到他們應有的作用。但現在，谷歌帶頭走出來了，並對中國這個有爭議的「強國」採取強硬的立場，我們也許能見證美國國際關係的新階段：可稱為硅谷新外交政策。

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所在時代核心經濟部門的觀點。在整個19世紀的大部份時間裏，美國的農業利益集團主導外交政策，最大的辯論就是進出口農產品的關稅。在工業時代，美國的鋼鐵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和國際收割機（以及他們的銀行家、說客）等大公司都是國會大廳、華盛頓DC的遊說社團、外交關係理事會和各智囊團的重要參與者。

在當今的信息經濟中，內容生產商包括電影製造商、軟件公司、遊戲、教育服務等統治著市場。然而現在這些經濟巨頭在國際事務中卻不像他們的農業和工業前輩們那樣有份量。其中大電影公司可能是個例外，在影視界，由瓦倫蒂（Jack Valenti）等傳奇人物領導的美國電影協會，他們經過幾十年的磨練後，其遊說技巧最後幫助重寫美國版權法，將版權持有人的特權延展到國際範圍。即使如此，它也沒有如人們所預期的那樣在海外生效。與此同時，在硅谷，微軟也產生了一些影響力，但主要是通過蓋茨基金會在發展中國家的知名度。高科技大公司如微軟、英特爾和思科等，它們對主要外交政策的關注，大部份是常規問題，如市場准入、安全、私有化和知識產權等。總體而言，華盛頓外交政策大廳還是傳統學校。一個明顯的指標是：汽車行業仍在華盛頓保持很多的遊說辦事處。而兩年前，谷歌和其它信息通信技術公司在華盛頓有辦事處的不到12家。

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信息經濟部門的新競爭者對外交事務完全放手，他們在華盛頓不太露面，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對於硅谷公司那些冒險的創始者們來說，與政府打交道充其量是件不得已的事。第二，華盛頓與硅谷3,000英里的空間距離，使華盛頓的國會議員和他們的機構負責人處於硅谷的視線之外，根本不會想到他們。第三，無需捲入外國市場，滿足美國當地的需求已經有足夠的挑戰性了，即便是外國銷售明顯對總收入和利潤貢獻越來越多。

所以新的數碼行業的領導者，或其高級職員，很少屈尊與紐約的外交關係委員會或洛杉磯的太平洋國際政策理事會會面。最後，數字媒體公司就成為最多樣化的一個群體——有像思科這樣的設備製造商，微軟這樣的軟件製造商，和谷歌這樣的搜索引擎公司。英特爾生產芯片，戴爾生產電腦。這可不是爺爺輩的底特律，都是一大群汽車製造商，對於希望華盛頓制定的保護主義和促銷政策，他們能夠更容易的達成一致意見。

硅谷數字經濟的怯懦所產生的後果是，美國的外交政策議程無論在基調或在實質上都沒有改變。但現在，如果其他主要內容製造商跟進谷歌，硅谷大公司的戰略和外交重心可能最終符合他們的經濟份量。當然，傳統的問題如軍事戰略、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交等永遠是一個國家治國方略的重要內容。但是，往前一步，我們可能會看到一系列的變化，表明美國外交政策已達到一個拐點。

首先，在實質性問題上的改變。顯而易見，高科技公司正涉足各方真正敏感的問題——包括信息自由，言論自由等日益成為國際政策議程中心的議題，部份原因是那些打破邊界的技術如推特（Twitter）和博客技術把這些問題逼到這一步上來了。

第二，流程可能會有一些變化。谷歌想在敏感問題上採取大膽的步驟，而這些敏感問題在某些方面正包抄奧巴馬政府。有趣的是，在一篇長期計劃好的關於國際間技術問題包括互聯網的講話中，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使用了最嚴厲的措辭指責中國領導人。我們不得不假設谷歌的獨立行動推高了她話語的溫度，中國領導人同樣注意到了這些，於是借干涉中國事務的名義炮轟美國。

第三，谷歌的行動，促使那些認為自己在這些問題上利害攸關的團體開展大量對話，這些團體包括人權組織、智庫、大學和大公司。新的多元利益群體如國際網絡促進協會（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GNI），多年來一直在悄悄地尋求如何調和公司和人權組織的不同看法，現在它們可能會感到更有信心，在接觸美國外交政策時也會更有主見。

現在只能想像未來的硅谷新外交政策的輪廓和內容。但是經濟信息和通信巨頭們將如何尋求其國際利益卻值得關注。他們的新動向對貿易政策、安全事務、區域政策意味著什麼？這是否會鞏固政府的公共外交政策，抑或使它們更不相關？繼續關注便可瞭解。

人們一直在關注谷歌的行動對中國的影響，實際上谷歌事件對政策創新的最大影響可能發生在美國。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