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談「禮」與「仁」
【大紀元2月21日訊】“仁”跟“禮”是孔子兩個大綱，兩個是連在一起的。“仁”是指人的內在的修養、內在的愛人的精神的培養。“禮”呢，就是外在的表現。你光說我愛人，但是我沒表現，見到人就罵或見到人就打，那就不是真正的愛，就沒有“仁”了，所以“仁”必須表現為“禮”。
從前在孔子時代“禮”壞掉了，所以當時叫“禮壞樂崩”。“禮”跟“樂”，這兩樣都是精神文明。這個精神文明的表現、外在的東西，在孔子時代呢，破壞了。大家不照禮做、或者超過禮，或者根本把禮丟在一邊了、不管了、或者糟蹋了。
所以孔子想進行一個改革，孔教的成立，就是因為他改革從前的一種文明，“禮”就是文明。所以孔子說，殷商是根據夏的“禮”來的。夏的文明，這個就是“禮”，而周代又是根據商的文明發展下來的。所以夏、商、周三代都是一個文明的進步，一個比一個進步，進步的結果就是中國一個文明出現了。
所以“禮”我們可以理解為就是文明，文明就是一種表現。而這個表現是人的精神的表現。沒有精神的表現、外在化，就沒有所謂的文明了。所以我們在動物身上，獅子、老虎那裏找不到任何文明的表現。
所以文明就是“禮”，但是“禮”不能離開“仁”。如果裏面、外面是不相和的，那就發生分歧了、分裂了。分裂就是假的了，假的就造成許多很壞的現象，所以孔子要進行一個精神上的改革。
所以他就提倡“仁”跟“禮”要配合，所以他說“仁”不只是穿什麼衣服、拿什麼東西；“樂”也不只是敲鑼打鼓，而是要表現一種內在的精神。所以裏、外它相和，就是“仁”、“禮”相和，那就是一個文明社會就成立了，又有內、又有外。
孔子講“仁”這一方面，後來就是孟子繼承的。孟子講仁義、擴大了。孟子將仁政，就是愛人的方式來處理國家事務、對待人，這是孔子講“仁”的一方面的發展。
但是孔子到後來還有另外一支的，是講“禮”的，這就是旬子。儒家有兩大派，這是我們在漢朝大家都公認的了。孟子偏重在“仁”的方面，而旬子偏重在“禮”的方面。所以“禮”在孔子的《論語》裏面，出現得非常多，至少有70多次；據後人的統計，“仁”更多。“仁”是差不多100次，“禮”是70多次，是相當多的一個數目了。
所以孔子一開始講“孝”的話，就叫人家生的時候，你對父母以禮來對待，死跟葬也要以禮來對待，祭祀他也要以禮來對待。所以無論如何這個“禮”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又說“禮之用，和為貴”。禮，用處在哪里呢？就是什麼事情都恰到好處，就是我們做一件事情剛剛到一個調和點。用現代的話說、共產黨也用過的名詞就是“和諧”。最極端的和諧那一點上，就是“禮”可以才發生作用。所以沒有“禮”，也談不上和諧。所以“禮”的重要性在孔子《論語》裏面多得不得了。
還有一個觀念我要講的就是“仁”。他說“仁”一定要受教育。從哪里開始？也要“禮”。所以他說“不學禮”呢，就“無以立”，立不起來、不能立足、站不穩的。所以“禮”最重要的從個人到社會都是無可比擬的。這個重要的東西就是要培養出一個文明的人，也培養出文明的社會，這是中國的一種理想，這個理想我認為還是不錯的。
我們清朝以後慢慢接受西方的東西，也就是因為西方在某些“禮”的方面甚至於比中國還要超過。這就是孫中山也提過的，有些在禮儀實行方面，西方比我們好。我們說得很多，沒有做到。所以，從這方面說，接受西方文明的好的地方、不是接受它帝國主義、或者侵略性那一面，如果是講西方文明的一面，也就是跟中國原來的講禮、講仁是配合的，雙方可以接軸的。所以從這一點說，這個“禮”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們現在再進一步呢，就是講“禮”在現代是怎麼表現。我認為共產黨是一個最無禮的、最不看重禮的一個政治集團、一個黨派，也可以說是非常野蠻的。所以，上次我引了毛澤東的話“你們說我不仁，正是這樣。”他不但不仁，他也沒有禮貌、也沒有義氣，絕對無禮的一個社會。
所以藐視一切，破壞一切的道德。從國際上講，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共產黨參加了聯合國，照說應該遵守國際禮貌吧，可是他第一個來參加的、那時的外交部長就是喬冠華。喬冠華最有名的在聯合國的表演，就是在別人講話的時候，他毫無忌憚地大笑、仰天大笑，震驚全場，這個照片我還看到過很多次。這就是對別人的一種不尊重，完全無禮。所以這個基本上表現了共產黨對“禮”的態度。
至於對國內來講，它對反對它的人、或者批評它的人，那無禮是到了極點、是殘忍到了極點，那是絕對沒有“禮”可言的。所以無論對內、對外，共產黨是完全置之度外的一個東西。這使我們覺得，要瞭解共產黨推崇儒家、或推崇孔子，我們必須用孔子的標準來檢查它，它到底能做到多少。我想中國要有前途，還是要從“禮”的這方面下手。“禮”這方面，我覺得現在差得太多了。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