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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季達:中國西部危機

【大紀元2月18日訊】編者按:在中共官方一片和諧的宣傳中,新疆和西藏兩大西部區域的騷亂,實際上是中國社會矛盾日趨激烈的表現,當局一方面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則維持高壓政策,不僅不能改善藏維民族的生活,更激化民族間的仇恨。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西藏拉薩發生騷亂事件,根據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事件直接導致十三人死亡,經濟損失達兩億人民幣。事件之後,西藏以及周邊藏區各類抗議事件此起彼伏,一直持續了九個月。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新疆烏魯木齊發生更為嚴重的暴力事件,中國官方宣稱一百七十五人喪生,但海外維吾爾族團體表示,最少一千五百人死亡。烏魯木齊事件,中國官方更絕然切斷新疆和外地的電話通信及互聯網業務,在中國處理突發性群體事件歷史上創出了新紀錄。





現流亡美國的熱比婭為維吾爾運動領袖,因其積極為維吾爾人發聲,故被中共發動輿論圍剿。圖為二零零九年新疆烏魯木齊爆發嚴重暴力事件後,熱比婭走上街頭抗議中共武力鎮壓。(AFP)

在中共官方一片和諧的宣傳中,新疆和西藏兩個中國西部龐大區域的騷亂,實際上是中國社會矛盾日趨激烈的一種表現,也是中共治國的失敗標誌。評論人士認為,中國西部近兩年發生的危機,對未來二十年中國發展和穩定將有巨大的影響。





新疆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中共軍隊持續進駐烏魯木齊。圖為二零零九年九月四日,烏魯木齊的街道巷口皆可看到中共軍隊的部署。(AFP)

今年一月十八到二十日,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共政治局九常委全數出席,而公安部、軍隊、武警各部門高官雲集,顯示北京對西藏問題日益惡化的重視。幾乎同時,北京也公佈將進行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這是中共建國以來,首次舉行類似會議。顯然,北京意識到發生在中國西部的危機可能蔓延,從而引起全國性的更大風暴。

疆藏面積占中國三分之一

新疆和西藏是中國的兩個「民族區域自治區」,土地面積分別有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和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人口分別為兩千萬和兩百八十七萬。不過,藏族人分佈面積遠遠超過目前以行政區劃分的西藏藏族自治區,還包括了青海省、甘肅省、四川省和雲南省的部分地區,面積大約為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

如果以目前印度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的說法,大藏區除了西藏和青海之外,還包括新疆的1∕5地區,甘肅的2∕3地區,四川的2∕3地區,雲南的一半,總面積達兩百四十萬平方公里,約占中國總面積的1∕4。

無論如何劃分,西藏和新疆土地面積相加,大約為三百二十萬到四百萬平方公里之間,占目前中國國土面積的30%至40%左右。

事實上,西藏和新疆雖然都是「自治區」,但基本狀況相差甚遠。新疆兩千萬人口中,維吾爾族占46%,而漢人占約40%,其他為蒙、回、哈薩克等少數民族。

新疆分為三大部分,新疆東部以漢人、回族和蒙族為主,天山北部的北疆以漢人、哈薩克族為主,而維吾爾族人主要聚居在所謂的南疆地區。

而西藏的情況不同,除了兩百萬藏族人居住在西藏自治區外,還有三百多萬藏人居住在西藏自治區之外。

根據中國官方出版的「經濟年鑒」,新疆二零零八年的GDP為四千兩百零三億人民幣,人均兩萬一千左右。而西藏當年GDP為三百九十五億,人均則為一萬三千九百元。相比之下,二零零八年中國人均GDP約為一萬七千多人民幣。以此比較,新疆和西藏的經濟狀況似乎在平均水平左右,相差不大。

北京認定是經濟問題

然而,從各種透露的跡象來看,北京認定新疆和西藏發生的危機,原因在於經濟問題。胡錦濤在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會議的講話表示,未來中共西藏工作的重點,將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民族團結為保障,以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緊緊抓住發展和穩定兩件大事,確保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確保國家安全和西藏長治久安,確保各族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溫家寶的講話中則強調,未來「要重點抓好幾方面工作:一是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改善農牧民生產生活條件,解決零就業家庭和困難群眾就業問題,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二零一二年以前基本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二是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優先發展教育,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農牧民子女全部實行「三包」政策(即包吃、包住、包學習費用)。進一步完善以免費醫療為基礎的農牧區醫療制度,逐步提高國家補助標準和保障水平。」「繼續執行並完善『收入全留、補助遞增、專項扶持』的財政政策,加大專項轉移支付力度,對特殊民生問題實行特殊政策並加大支持。」

一月二十五日,北京舉行了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的籌備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中國官方的報導透露,二零零九年十月以來,北京派出了六十四個部門的五百多名官員,由中央領導帶隊,到新疆各地進行調研。並且「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統一了認識,提出政策建議」。不過,報導沒有透露這些政策建議有什麼內容。

但中新社引述周永康的講話報導說,將進一步推動對口援助新疆的工作,加大在新疆的投入。他認為,過去十多年新疆經濟取得了很大發展,但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

顯然,北京方面看來,西藏和新疆兩地發生的問題,主要還是「經濟問題」,只要繼續加大投入,讓當地經濟發展並讓維族和藏族普通民眾生活水平提高,將為解決西部危機提供最大的支持。

政治嚴控 經濟放寬

「北京的治藏新政策,是政治加強控制,但經濟方面放鬆和促進增長,」西藏自治區的一位藏族官員對《新紀元》表示,「實際上這是過去二十年以來北京的一貫政策,可以說沒有任何新意和改變。」

原中國宗教局局長,現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的葉小文,被稱為中共的西藏問題專家。不僅之前他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上撰文,提出了所謂治理西藏的「新思路」,即要「抑制西藏佛教寺院的發展」。他在文章中說,西藏民眾仍然非常落後,佛教寺院對民眾影響力過大,對社會、政治、文化事務干預過多,因此要壓制其發展,以降低達賴喇嘛在藏民眾中的影響力。

北京把其新政策稱為推動西藏的「跨越式發展」。美國《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解釋說,所謂跨越式發展,是一種典型的共產式概念。馬克思把人類社會發展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種遞進式的發展模式。中共認定西藏原來是奴隸社會,所以就需要「跨越」到社會主義了。

世界維吾爾協會的發言人迪裡夏提對北京統治新疆新政策也有類似的看法,「北京長期以來始終在新疆都提經濟問題,從來不提政治問題。中國是以經濟誘惑誤導外部世界,在掩蓋存在的政治、信仰等各方面的問題。如果北京有這個誠意,我認為北京應該無條件地進行政治對話。以民主的這種方式允許維吾爾人行使民族自決的權利。」他認為中共一方面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則維持高壓政策。

當然,北京不會允許民族自決的。事實上,任何共產黨國家,都不曾允許過「民族自決」。

北京要求「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省黨委和政府要切實把本省藏區工作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作為本省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任務來抓,動員全省各方面力量支持這些地區發展」。這是第一次,北京對包括西藏自治區在內的所有藏區,作一個整體統一的政策規劃。

西藏流亡政府駐美國的一位官員貢嘎表示:「這大概是中共對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長期以來要求大西藏的一種政策反應吧。」而在政治上,中共仍然要求加強對達賴「分裂集團」的鬥爭,這和在新疆的情況十分類似。

藏維族民眾難分享經濟發展

事實上,許多專家和評論人士都認為,推動西藏和新疆的經濟發展,並不能解決中國西部日趨嚴重的危機。

迪裡夏提表示,新疆的經濟在過去二十年確實有很大發展,但維吾爾族人並沒有獲得多少利益,而且已經完全失去本地經濟的支配權。他認為,新疆的問題是民族、宗教、文化和政治問題,強化經濟作用不大。

新疆的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二零零八年之前,新疆維持了十多年近10%的經濟增長。二零零八年,新疆全區GDP大約為四千二百億人民幣,但其中新疆石油公司創造了大約二千四百億,新疆建設兵團為五百二十多億,將近占全區GDP的接近70%。

「烏魯木齊的汽油價格,比上海還貴,」一位烏魯木齊的維族市民對《新週刊》表示,「北京是用新疆的資源支持比我們富得多的上海。」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二零零五年,新疆石油石化工業實現銷售收入一千一百億元,占自治區全年生產總值兩千六百零九億元的42%,到二零零八年,新疆石油石化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60%以上,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全疆的20%以上,上繳的稅金約占新疆全區財政收入的30%。新疆石油管理局員工人數只有四萬多人,其中維族人不到百分之一。

另一個佔據新疆經濟資源的組織是新疆建設兵團。新疆的兵團壟斷了新疆另一項主要的工業產品——棉花和棉紡。「兵團就是不穿軍服的軍人。」那位維族市民解釋說,他們佔了新疆最好的土地。

擁有兩百五十萬人的新疆「建設兵團」目前擁有土地面積七點四三萬平方公里,占新疆總面積的4.47%,佔據著新疆適耕綠地的四成。

「經濟問題,在新疆就是移民問題,鼓勵經濟發展,其實就是鼓勵內地漢人移民。」迪裡夏提總結說,增加經濟投入,最後收益的還是外來資本,也就是鼓勵更多的漢人移民新疆。

在西藏,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五年的「十五計畫」期間。北京中央政府向自治區投入九百億元的資金,是二零零一年西藏自治區國民生產總值(GDP)的六點五倍,平均每個西藏人口獲得三萬兩千元人民幣。但這筆巨額投入,並不能阻止二零零八年西藏發生大規模的騷亂。





零九年十月二十日中共判處四名藏人死刑,十月二十六日數百名西藏流亡人士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抗議。一名藏族孩子手持標語表達訴求。(AFP)

要保護民族生存

「我們藏族人爭取的,不是生活水平提高,不是多要些錢,我們要的是藏民族的存在和發展。」流亡政府的官員貢嘎這麼說。他認為,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文化延續是最為重要的,西藏民族的文化就是佛教文化,因此中共推動西藏經濟而打壓藏傳佛教的政策,「其實是用錢買我們民族的消失。」他認為,西藏人不可能接受這種政策的。





流亡政府的官員貢嘎認為,西藏民族的文化就是佛教文化,因此中共推動西藏經濟而打壓藏傳佛教的政策,就是有計畫地讓西藏文化消失。(AFP)

北京的新政策包括在西藏推動學童免費教育,所有適齡青少年,直到高中所有費用一律全免,農牧民醫療全包,並增加「低保」生活補貼。這個政策不但在西藏自治區實行,也將在所有藏區推行。

新疆的做法略有不同。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北京將加快維族學生移居其他省份的速度。烏市一位教師說,內地的高中和初中班,每年都向新疆擴招維族生學生。「擴招把他們年輕人全部輸送到內地,他們在內地一上完學以後就留在內地了,肯定都不回來了,就地安排,慢慢地就把他們稀釋掉了,我們這個新疆內初班(到內地上初中),現在每年都在擴招,從剛開始的七百人,到現在的五千人,今年可能還要增加名額。」



中共有計畫地將內地文化帶入新疆後,新疆原本的建築和文住逐漸消失。(AFP)

該教師稱,所謂的內高班,八成以上是維族人。「剩下的就是回族等其他少數民族,比例也特別少。上完高中或大學以後,都就業去。中央政府有他的決策,知道了吧,維族人人口就越來越不多了。」

據官方介紹,內高班全稱為「新疆內地高中班」,由西元兩千年開始推行,其目的是使新疆少數民族學生在內地接受更好的高中教育。內地高中班學制四年,使用漢語授課。在新疆,歷來有所謂「民轉漢」的說法,凡是少數民族中成績好的學生,都讓轉學到漢族為主的中學,之後升學就業一律優先,以此吸引維族中的精英人士加快漢化步伐。而在這個基礎上再推動「內高班」,顯示北京加快了新疆漢化的過程。

「沒有伊斯蘭,維族也就沒有了。」烏魯木齊的那位維族市民表示,北京對學生的要求是不能信教,以減少伊斯蘭教在維族中的民族聯繫作用。

難以超越的歷史

西藏和新疆成為中國領土的時間在學界有很多爭論,但作為現代國家版圖,西藏和新疆成為中國的一部大概要追溯到清朝早期。從康熙到乾隆的一百多年間,北京才真正確定了對這兩個地方的統治。對西藏和對新疆的統治方式,滿清採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政策。

滿清佔據中原之初,新疆主要由兩大部落,准格爾和維吾爾。准格爾在新疆北部,維吾爾在南部。准格爾人口較多(約有三百萬人),勢力也更大。在歷史上,准格爾部落在小亞細亞地區戰無不勝,威赫附近所有的民族,並多次入侵蒙古,甚至威脅到北京的安全,因此乾隆皇帝決心反擊。因此在乾隆皇帝為自己樹立的「十大武功」當中,包括了「平准部」和「再平准部」。由於准格爾拒絕屈服,滿清改對準格爾實行種族滅絕政策,造成准格爾族人後來完全消失,只剩下「准格爾盆地」這個地理名詞。

乾隆對新疆的征討,還包括三次「平回部」,即對維吾爾的反抗進行武力鎮壓。滿清的蒙古兵團和八旗軍多次出兵新疆,對維吾爾族實行極為嚴厲的鎮壓,維族在大清朝地位極低,受壓迫極深。正因為如此,維吾爾族從未停止對北京反抗。清末中國衰落,在沙俄的支援下,新疆北部數次陷落,南部同樣岌岌可危。湘軍將領左宗棠力陳新疆之重要,滿清終率軍西進,最後取回新疆領土。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維吾爾在南疆建國,旋即被鎮壓。北疆在蘇聯共產黨的支持下,也一度宣告獨立,但後來蘇聯因二戰外交和國民政府妥協,終於取消獨立。

西藏和新疆的情況有所不同。當滿清崛起之時,西藏政權呈四分五裂之狀。在滿清支持下,格魯(黃教)在西藏佔據上風,因此才有滿清皇帝宗主之說。然而,西藏達賴的行政命令,北不到青海,東不過色吉拉山,侷促在前後藏及阿里地區。

清廷對西藏採取綏靖收買策略,以崇高的宗教領袖地位對待達賴和班禪喇嘛,年年賜金賞銀不在話下,和對新疆策略形成鮮明對照。

辛亥革命之後,西藏政權影響範圍抵達金沙江,抵定了目前西藏自治區的行政區域範圍。

新疆政策歷來比西藏更嚴酷

新疆的一位中級官員透露,去年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到新疆視察,召集廳局級官員開全體大會。會上周永康見到維吾爾族的廳局級官員只有十三人,因此大怒,甚至以水杯拍案,「當場把杯子給打碎了。」

這位官員說,周永康認為數百名廳局級官員中只有十多名維族人,顯然是中央的民族政策在新疆沒有獲得很好的執行。他表示,這也是北京對執掌中共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黨務工作的王樂泉極為不滿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中共的治疆政策歷來比治藏政策更為嚴厲。五十年代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新疆軍區代司令員兼政委王震率軍進入新疆,一直採取高壓政策。正是由王震開始,新疆的「建設兵團」成為中共治理新疆的主要手段,兵團不但是准軍事單位,也是經濟自主組織,更被維族人視為「武裝移民集團」。

在西藏,五十年代中共和西藏高層簽訂十七條,實行藏人治藏,在五九年之後才全面接管政權。西藏的反抗持續近二十年,直到七十年代後期,藏人的遊擊隊仍然活躍。

八十年初代胡耀邦到西藏視察,痛斥中共官僚治理西藏的「成績」,勒令漢人官員交權給藏族官員,大批撤回漢族幹部。在中共治藏歷史上,八十年代遂成「中藏蜜月期」。然而胡耀邦下台後,西藏政策轉向嚴厲,更因為八九年「拉薩暴動」而陷入僵局。整體來說,中共在藏仍比在新疆稍微寬鬆。

二零零六年,新疆第二把手,也是兵團出身的張慶黎到西藏任中共書記,形勢更為緊張。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張慶黎把新疆的經驗用在西藏,是二零零八年拉薩事件的一個催化劑。

西部危機將會持續

無論是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會議和新疆工作會議,當局都認定中共以前的政策沒有任何問題,是地方官員「把經念歪了」。拉薩的那位藏族官員表示,實際上壓抑藏傳佛教的政策,將惡化漢藏民眾的關係。

旅居美國的政治學者王軍濤認為,北京以經濟和其他利益交換,來壓抑宗教和民族文化,是「北京用自己那種粗俗和惡質無神論思維,來考慮新疆和西藏少數民族的問題。」他解釋說,中國大陸目前的流行思潮,是沒有任何信仰,沒有任何價值觀也沒有任何道德原則,只有暴力和金錢。中共認為只要用足夠的金錢,再加上暴力做後盾,就可以解決任何問題。「但這對有深厚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族群來說,可能完全沒有作用」。

西藏流亡政府官員貢嘎也認為,西藏民族的文化就是宗教文化,佛教和佛法是這個民族的一部分,中共以為用金錢贖買就可以改變,是一種天方夜譚式的異想天開。

拉薩的那位不能透露姓名的官員說,其實中共也意識到了問題所在。「二零零八年,藏區各地民眾抗議只有兩個口號,其中一個就是『達賴喇嘛萬歲』」。他對《新紀元》表示,「當局也意識到,用低劣方法抹黑達賴喇嘛,只能在藏人中引起更大的反感。」





拉薩官員透露,中共當局意識到達賴喇嘛在藏族仍具有崇高地位,用低劣方法抹黑達賴,只會在藏人中引起更大的反感。(AFP)

不過他認為,即使是「經濟利誘」的方式,也不見得有什麼效果。「因為過去十多年證明了,各級官員腐敗貪污非常嚴重,各類政策到下面都不是那麼回事了。普通民眾根本不會受益。北京有多少錢,也不能填滿各級官員的胃口。」

王軍濤則表示,他個人希望新疆和西藏都能夠在一個中國的大構架之內發展,各族一起解決問題。「不過中共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我們沒有辦法脫離中共這個因素去考慮新疆和西藏的未來。因此中國西部的危機將繼續持續。」◇

本文轉自第160期《新紀元週刊》

//mag.tvsmo.com/b5/162/75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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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