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民主意識
【大紀元2月16日訊】我發現海外有許多華人把中國大陸遲遲未能走上民主大道的原因，歸咎于中國古代文化的落後。他們特別指責孔孟的儒家學說，以為那就是封建專制的由來，孔孟就是封建帝王的御用文人。這個認識在中國大陸也大有人在，而且不只是現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就喊出過「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持這種觀點的人，總是說不要怪罪哪個政府專制施暴，我們的文化就是孳生專制極權的土壤。這就把人們推倒專制，追求民主的視線與力量，從政治現實引向了文化歷史，掩護了那些正在抵擋民主潮流，堅持獨裁專制的真兇。如果到現實中細察一下，不難發現，所有持這種觀點的人，對施行民主，沒有信心；而對追究歷史，也並不熱心。
作為先秦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其代表人物及其著述，已經經過了兩千多年。不管他們當時說了甚麼，後人爭氣不爭氣，民主不民主，他們哪能管得了呢？要把自己的不爭氣，沒有走上民主之路的原因歸咎於他們，難道不荒唐嗎？有人說：是他們的文化思想束縛了後人的思想。那麼，孔孟若反問一句：你說我們的哪些話是要後人推行專制，不要民主的呢？此人恐怕就難以回答了。原來他不過人云亦云。專制就是施暴，而先秦儒學的中心思想是「仁」，反對「施暴」。正因為如此，孔孟諸師徒雖周遊列國，而終不為所用。如果他們的思想真是為封建專制服務的，那麼當時的君王為何都棄而不用？後來的朱元璋甚至說，孟子若活著，格殺不容。他還親手刪除了《孟子》中他最不能容的「民為貴」等80多處。原來孔孟學說以至整個先秦文化蘊含了許多可貴的民主意識。
１.天下為公
「天下為公」四個字最能表現儒家對於社會制度的基本構想，至今沒有誰能提出比它更好的設想。世上只有極少數國家可能會走近那個境界。那不是「封建專制」四個字，而恰恰是與封建專制的家天下，黨天下相對立的。這句話源於儒家經典著作《禮記‧禮運》的《大同》篇，是儒家對於人類社會理想境界的設想。文章開頭是孔子（公元前５５１－４２９年）對於自己沒逢盛世的慨歎，接著就假托遠古，展開了對那個理想盛世的設想。原文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說人類理想的美好盛世，天下是天下人所公有的。那麼誰來管理天下？它提出了「選賢與能」，即經民主選舉出來的德才兼備者。在人際關係上，他提出「講信修睦」，即講究誠信，營造和睦關係。人們不只是善待自己的親人，也要同樣地善待別人，這就是「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的意思。對於社會人的分工與待遇，他提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老人有一個善終的歸宿，成年人都有發揮才智的地方，小孩能得到適時的教育，鰥寡孤獨病殘的人也都衣食無憂。男有所事，女有所歸。一個社會能夠達到這個境界，可以稱得上民主，文明和幸福了。可文章並未止於此，它對人的精神面貌和社會秩序，還有進一步的設想與描述。他說：「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財物只怕浪費在外，而不必藏在自己家裏；勞力只怕不是自己奉獻，而不必專為己有。你看這個思想境界高不高？正因為物質精神境界都達到了這樣的高度，社會秩序就好了，沒有陰謀暴亂，偷盜搶劫，甚至離家外出都不必關門。最後文章把這個境界歸結為「大同」，意思就是說這個境界就是世界大同。
《禮記‧禮運》在《大同》篇結束之後，緊接著開始了一個以「是謂小康」為接尾的下段，描寫孔子不得已而身在其中的當時的社會狀況。那段話的原文是：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域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這段的大意是說：可惜當今，理想盛世不存在了。天下變成了家天下，實行著世襲制度，人們個為個，極力佔有財產。統治者制定許多禮製法規來約束人民，調整關係，以求百姓順從，天下穩定。但社會秩序還是很亂，人民遭殃。
在這個「大同」和「小康」的對比中，孔子明顯地表現了對於前者的嚮往和對後者的無耐，與後世專制主義者諱言大同而力倡小康正好相反。
對于2500年前先儒的這種思想，我們能指責甚麼？它哪兒有一點提倡封建專制的意思？孔子一向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大同》這篇僅有141個字的文章和已成為一本書的《共產黨宣言》相比，除了沒宣揚暴力之外，對於社會的基本制度－－共和，民主，社會道德，社會分工，社會保障，社會秩序，都有精辟的陳述，比《共》充實，明確得多。而《共》則相反，通篇充滿了「暴力」，「壓迫」，「消滅」，「統治」，「專政」等血腥詞眼，而真正共產主義社會是甚麼樣兒，卻幾乎隻字未提。
有人或許說《大同》沒有指出生產關係上的分配方式。在這一點上，孔子恰恰又想到馬克思前面去了。他在另一處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可見孔子反對貧富懸殊，更不容忍富人對窮人的壓迫剝削。他的一切思想都是從「仁」出發的。「仁」是甚麼？就是今天西方所說的「博愛」。只有暴君，暴徒才厭惡和害怕這種思想。今天的人已經看到，馬克思主義的暴力統治和專政給世界帶來的是甚麼。
２. 民貴君輕
孟子（公元前３７２－２８９年）是先秦時期繼孔子之後的第二位儒學大師。他與當時的齊宣王，梁惠王等有過多次的直接對話。在那時候，他充分發揮了孔子的「仁」與「天下為公」的思想，強調了人民的權利。民貴君輕就是他提出來的，見於《孟子》（以下凡孟語均見《孟子》）。原文是：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而為大夫。諸侯危社子稷，則變置。」這話的意思是說：人民最可貴，國家在次，君主更在其次。得民心的才能成為天子，得天子心的才能成為諸侯，得諸侯心的才能成為大夫。諸侯若危害國家社會，就撤換他。他這裡強調的是不得民心不能為天子。
孟子還認為有失民心的天子，人們就可以推翻它。有這樣一個故事，說齊宣王問孟子：「商湯放逐了夏桀，周武王討伐了商紂，有這事嗎？」孟子答道：「傳記上有這回事」，齊宣王又問：「臣民能殺他的君王嗎?」孟子回答說：「傷害人道的人叫賊，傷害義禮的人叫殘，殘賊之類的人叫一夫，我聽說誅滅了一個一夫商紂，沒聽說過犯上殺了一個君主。」
孟子認為待民善者謂之天子──君，待民惡者謂之一夫，一夫被打倒是應該的。他能把君民關係想到這個程度，不說他是民主主義者，至少堪稱先知先覺。2300年後的今天，世界上有多少國家元首不是這樣認識和處理與人民的關係的。
孟子的話，是那些堅持獨裁專制的君王不能接受的。他能直面君王慷概陳詞，勇氣可嘉。從另一方面來講，沒人殺他，沒人抓他，也沒人把他打成顛覆國家罪，可見先秦時期，言論禁忌還沒有後世苛暴。
３. 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
對於「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的人，如何執政，孟子有一套幾乎近於今天西方民主國家的議會民主程序。他對梁惠王說：「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這段話的意思首先是說，執政者用人只能以賢為準，不能唯親，不能唯尊。必要的時候，可以使地位低的超過地位高的，關係疏遠的超過關係密切的。這一點就是今天民主國家也未必能作好。它的第二個意思是：執政者對於人事的處理要慎重，不可輕率，獨斷專行，不能偏信偏從。身邊的人都說這個人好，不可認定；眾大夫都說他好，也不可認定；如果老百姓都說他好，那去實地考察一下，看他是不是確實好，再錄用他。如果身邊的人都說他不好，別聽；眾大夫都說他不好，也別聽；如果老百姓都說他不好，那就實地考察一下，看他是不是確實不好，如果是，就不要再用他了。身邊的人都說這人該殺，別聽；眾大夫說他該殺，也別聽；如果老百姓說他該殺，那就實地考察一下，如果確實該殺，那就殺了他。
一個2300多年前的人能直面統治者，把人民的權力闡述到這種程度，他的睿智與勇氣，令我非常敬佩。他把「天下為公」具體化了。他雖沒有提到「議會表決」這樣的詞，但他的想法已接近今天的民主議會程序。不難理解為什么「天下為公」和「民貴君輕」的思想不為君王所接受，孟子也像孔子一樣一生不得志。
４. 保民之王 莫之能御也
現在的國家元首幾乎無不說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代表人民的。其實要檢驗真假很容易，看他是否尊重民權民生。孟子強調的民權，上文已經說過，孟子對於民生的闡述更多。他強調人民的生計，他說：「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
他認為好的君主給予百姓的財產必須使他能夠上養父母，下養妻子兒女,好年成得溫飽，壞年成也不會有人餓死。他說：「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說：君王如果做到了使老人吃好，穿好,老百姓不饑不寒,那天下人沒有不擁戴你的。孟子還對齊宣王說過:「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意思是說,如果能因愛護百姓而強大，那就沒人能與你為敵了。有人可能要指責孟子是向君主進言，勸惡人行善，與虎謀皮。這人還真說對了，沒聽說過哪個君主採用孔孟學說的。孔孟這樣操勞，甚至把自己弄得沒飯吃。他們與封建君主並不同路。他們不是民主的敵人，他們的學說也不應該被貶為封建專制文化。
孟子也是十分痛恨貧富懸殊的，特別痛恨君王不顧人民死活,貪圖自己的奢華享受。他有一次問齊宣王：「用刀把兒殺人與刀口兒殺人有甚麼不同?」答:「沒甚麼不同。」又問;「用刀口兒殺人和用政令殺人有甚麼不同?」又答;「沒甚麼不同。」於是孟子進一步說：「今天你廚房裡有香噴噴的肉食,你的馬圈裡有肥壯的馬匹,而百姓卻面有饑色，野外有餓死的屍體，這不就等於領著野獸來吃人嗎!」 對於這位終年84歲的老翁的這些思想，我們後人還有甚麼可指責他的呢？
５.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先秦時期，不只孔孟學說中蘊含著可貴的民主意識，許多非孔孟的著作中也蘊含著豐富的民主意識。這裡我們先從《左傳》中選講一個故事吧。故事的名子叫「子產不毀鄉校」。子產（公元前５８１－５２２）是鄭國的卿相；毀，是撤銷，砸爛的意思；鄉校是鄉里公共集會的場所。
故事說的是：鄭國有些人時常到鄉校那裏遊玩，聚在一起議論政府的行為。子產的手下有一個叫然明的人對子產說：「砸爛鄉校吧。」子產問: 「為甚麼？那些人早晚聚在一起，議論我們工作的好壞，他們認為好的我們就做，他們認為不好的我們就改正。他們是我們的老師，何必要去毀掉它？我聽說過人應該用好的行為去減少別人的怨恨，而沒聽說過用耀武揚威來阻止別人怨恨的。要想阻止還不容易嗎?但堵老百姓的嘴就像堵大水一樣，大口子崩潰，必然傷人眾多，難以救治，不如放開小口子疏導，讓我們把它當成醫藥良方來聽取。」2560年前，我們的先人能有這樣的思想，不管他是誰，都是難能可貴的。
６. 齊王納諫
《戰國策》裡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叫「鄒忌諷齊王納諫」。鄒忌是戰國時期齊威王（公元前３５６－３２０）手下的臣子。諷，勸導的意思；納諫，采納批評意見。這是鄒忌勸說齊威王采納批評意見的故事。
鄒忌身高八尺有餘，相貌漂亮，早晨起來穿衣戴帽，照鏡子，然後對他的妻子說：「我和城北徐公哪個漂亮?」妻子說：「你漂亮得很，徐公怎麼趕得上你呢！」城北徐公是齊國的美男子，鄒忌不相信，又問他的妾：「我和徐公哪個漂亮些?」妾說：「徐公怎麼趕得上你呢?」隔日，有客人來，交談中他又問客人：「我和徐公哪個漂亮些?」客人說：「徐公不如你漂亮。」第二天，徐公來了，他仔細觀察徐公，覺得自己不如他，又照鏡子看，覺得相差甚遠。晚上他躺在床上想：妻子說我漂亮，是偏愛我；妾說我漂亮，是怕我；客人說我漂亮，是有求於我。
於是上朝見威王，說：「我的妻子偏愛我，我的妾怕我，我的客人有求於我，都說我比城北徐公美。現在齊國的土地方圓上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鎮，宮庭裡的人，沒有不偏愛您的，朝庭的臣子們沒有不怕您的，四境之內的人，沒有不有求於您的。由此看來，您受到的矇蔽很大呀！」威王說：「你說得好啊。」於是下令說：「官員百姓有當面指出我的過錯的，受上等獎賞；有寫信批評我的，受中等獎賞；有在外議論讓我聽到的，受下等獎賞。」命令才出來的時候，上門提意見的人很多，門前就像街市一樣；幾個月後，還有人來提意見；一年以後，人們想提意見也沒話可說了。韓，趙，燕，魏各國聽說此事，都到齊國來朝拜。這就是所謂的不出朝庭而取勝的故事。
歷史事實未必完全如此，但這個故事給後人的啟示是彌足珍貴的。講民主，十幾億人有十幾億個智慧；不講民主，十幾億人中就只有幾個智慧。
結語
這裡從先秦古籍中選錄了幾個例子，距今最近的也有2300多年了。不管當初出於何人，都是我國古代文化的精華。即使有人不承認它與今天的民主思想相近，但也無法抹殺它以人為本，以民為本，重民權，重民生的民主意識。把中國遲遲未能走上民主道路的罪責歸於中國古代文化，歸於先儒，不僅是不公正的，客觀上為專制強權打了掩護。我國文化中的確有糟粕的東西，有維護帝制皇權的部份，但那都是歷代帝王強加進去的文化糟粕。「天下為公」和「世界大同」的思想之所以被掩蓋，未能發揚，是專制強權造成的。孔子孟子之所以終生不得志，就是因為他們本身處在專制強權之下，不過那時的專制比後世的寬鬆得多，百姓有說話的自由，指責了君王也沒有被抓進監獄的。
中華文明經歷了幾千年，漫長的歷史中夾帶泥沙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孔孟之道也並非淨如清水，但其中的精華部分，彙集了古代先人的智慧和道德修養。孫中山先生就是看到了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民主精華，並以它為基礎，吸收了西方現代民主思想與實踐經驗，而創立了三民主義和中華民國。他的口號「天下為公」和「世界大同」就是從孔子那里來的。可惜，他被馬克思主義的暴力打敗了。人類在世界各地實踐馬克思主義近200年失敗後，終於在1988年來自世界7５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集會的宣言上，寫道: 「人類要想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從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吸取智慧」。世界尚且如此看重我們的古代文化，我們有甚麼理由不尊重自己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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