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07日訊】成就一個企業家的無非是聚財之道和散財之道，毫無疑問，在當代中國，世人更看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然而一個企業家的境界在本質的意義上是由後者建造的，僅僅具備聚財之道，擁有富可敵國的財產，如果不會善用散財之道，那充其量也不過是個面麵糰富家翁，一個鐘鳴鼎食之輩，遙想那些擺闊比富，整日沉醉在自己財富美夢中的成功者，時代的風一吹過來，他們的生命也就隨風枯乾，連姓名都很可能被湮沒掉了，誰能守住那些在地上積攢起來的財寶？又有誰記得某某某在地上曾有過的萬千榮華。曾國藩的外孫、曾在上海工商界呼風喚雨的聶雲台，擁有多家大企業，擔任過顯赫的上海總商會會長，晚年寫下的《保富法》流行一時，並載入了現代中國思想史當中，他提醒世人，無論擁有多少財富，如果只懂得積聚，只知道傳子傳孫，罕有富過三代的，聶家也不例外。

也許我們今天只能看見，在西方世界，許多頂級的企業家，在自己生前就將掌握的巨額財富捐出來了，由此上溯到馬克斯·韋伯在19世紀對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的經典闡述。我們明白，在他們那裡有一個久遠的直追終極關懷的傳統，既源遠流長，又具有超越性。由此，我們很容易為本民族的落伍找到堂皇的藉口。其實，我們如果對近代以來的中國企業史有真正的瞭解，即會發現，在對近代企業有貢獻、同時對財富極為貪婪的一代「官商」盛宣懷之後，晚清到民國，半個多世紀中，從張謇、榮家兄弟到范旭東、盧作孚，這兩代企業家的身上，我們已看到他們建立起來的公益傳統，企業家精神的傳統，這個傳統既紮根於長期儒家文化熏陶，從仁者愛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傳統中嫁接過來，帶有中國大地的氣息，同時又呼吸了外來文明的新空氣，將他們作為企業家的作為融化到了現代化進程之中，可說是中西融合是產物。這個本土傳統延續時間不久，達到的高度卻是今天所難以企及的。究其原因，與那個大轉型時代能支撐他們的制度空間有關，也與他們身上的文明教養、他們的人格底氣有關，畢竟他們的人格在跌宕不定的那個時代中沒有受到內在的深入骨髓的傷害，不僅他們，包括多數知識分子無論走什麼道路的，他們都具備相當的人格的完整性，一句話，他們不僅是有根的，他們也開眼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這才可以理解，他們在短短半個世紀中，就能建立起這樣的一個本土傳統。

一

一代棉紗大王穆藕初留學美國，獲得工科碩士歸來，創辦多家新式紗廠，引入超前的「科學管理法」，在滬上一夜成名，成為企業界的標竿式人物，他若只是靠著創業的成功，他在企業史上的那一頁早就被翻過去了，他的企業鼎盛期不過短短八年，從1922年之後，他親自經營的多數工廠幾乎都失敗了，論財富他在上海、在中國的企業家中壓根不足道，但是他一生都享有盛譽，直到抗戰時期，在重慶召開全國生產會議，他還擔任秘書長，操辦這一戰時的盛會，憑藉什麼？對此，與會的「火柴大王」劉鴻生就不能理解，曾在背後對他的長子議論過。他憑的不是他身後那些過去的企業，更不是他的財富，此時他已是靠薪水生活，連自己在上海的別墅都賣出去了。他憑的是在他創業成功之初，即散盡萬金、捐資助學的做派，靠的是他向社會奉獻過程中呈現出的人格魅力，靠的是他對財富的真實理解，靠的是他對自己這個國度血肉相連的愛，這種愛與我們見慣的當代秀完全不同，那時從心裡生發出來的，乾淨、純粹、無雜質的。要說企業家的境界，這就是，這是大多數對財富太在意的人都不能做到的。

在準備《大商人》那本書時，我接觸了大量與穆藕初有關的資料，我努力尋找他的缺點，努力尋找作為一個企業家的不足之處，最終沒有找到。當時正好他的幼子來我家中，我希望他從兒子的角度談談父親的缺點，他思想良久，只是說，當年在上海，父親被人看作是「洋盤」，就是很容易哄到錢的。即使在他自己的企業失敗之後，他還做了大量公益、慈善事業，利用他在企業界的人脈、聲望，他幫助過許多優秀學子或到異國深造，或在國內繼續學業，他做到的真是萬金散盡不再來。他身後蕭條，沒有留下財產給子女。

1920年，當他決定捐出5萬銀元的巨款，成立一個「穆氏獎學貯金」，拜託蔡元培、胡適、蔣夢麟、陶孟和從北大畢業生中選出對學術社會確有貢獻而有希望的，不必經過考試，去西方留學。作出這個決定的那天，他的兩個兒子正在陽台上溫習課文，他走過去，問他們兄弟：「我要以金錢助人出洋讀書，你們意下如何？」17歲、14歲的兒子不知如何回答。他接著說：「你們將來自己會賺的」。他前後資助前往歐美留學的學子14人，在學術上幾乎都有出色的表現。

羅家倫、段錫朋、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江紹原，這六個是北大學生，羅學成歸來後擔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段做過大學教授、教育次長等。汪曾任北大教授，中央研究院心理學研究所所長等。周先後任北大、清華教授，長期擔任北大法學院院長，教育次長。康白情任中山大學等名校教授。江紹原長期任北大等校教授，是成就的民俗學家。張純明成了政治學家，方顯廷是那個時代與何廉、馬寅初齊名的經濟學家，程景康以發明真絲嗶嘰織造法而聞名紡織界，……他們都深深受惠於他，所以在抗戰時期，他們集資設立了「穆藕初先生獎學基金」，物理學家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求學時曾得過這個獎學金。

在助學之外，他參與創辦了上海第一所職業學校、第一所商業實習學校，葉聖陶、夏丏尊、嚴諤聲、黃炎培等名家指導作文的函授班「穆氏文社」，還有著名的位育小學和中學，惠及當代，至少有20多個中外著名大學的校長，如北大的陳佳洱、美國加州伯克萊分校的田長霖、復旦大學的王生洪、同濟大學的吳啟迪是從這裡走出來的。

這樣一個企業家，哪怕他手中沒有企業之時，世人仍將他視為最好的企業家，給他足夠的敬意。在那個時代，捐資助學、辦教育乃企業界的常態，大大小小的企業家在手中有點積余之後首先想到的幾乎都是教育。狀元張謇在自己的家鄉南通大辦學校，從師範學校、小學、中學、幼稚園到職業學校、專科學校、聾啞學校，南通之所以成為中國的「模範縣」，根基建立於這些學校之上。華僑企業家的陳嘉庚也好，無錫的平民子弟、錢莊學徒出身的榮氏兄弟也好，留日歸來的「重化工之父」范旭東、小學畢業的「船王」盧作孚，他們的背景、學歷各不相同，但他們對教育的熱忱是一致的，沒有辦過的企業家或許也有，但確實很難找出。我們今天值得感嘆的時，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穿越清朝、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等歷屆不同的政權體系，這個空間沒有被抹殺掉。

二

在中國企業家自身建造的公益傳統中，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已超越了農業文明時代對一般是造橋修路、濟貧扶困的低水平訴求，從張謇開始，起點就很高，他們把自己辦企業推動工業化的行為融會在帶動整個社會發展、提升城市文明的現代進程中，融會到這個國家對民生的關懷之中。儘管他們也不斷地修路造橋，比如榮德生在無錫一帶立志修千座橋，完成了幾百座。他們在天災發生之後出面救助，但這不是主要的。由此，我們今天才可以看到南通、無錫、廈門、重慶北碚這些活的標本。號稱「張南通」的張謇名副其實，他以大生紗廠為支點，以南通一隅為基地，從工業到教育，到圖書館、博物苑、體育場、氣象台、公園、劇場、俱樂部、公路、海堤……把原本默默無聞的南通建成了近代化水準很高的城市。在他離世八十多年後，站在南通街頭，我們呼吸到的空氣裡仍然帶有張謇的氣息，他走了，他又沒有走，他的「村落主義」理想不是農業文明時代的一曲輓歌，而是工商業文明曙光初露之際，這位亦儒亦商的企業家為中國立下的規範，是現代化進程中一個不能被遺忘的典型。

他對當時、對後世的影響之大，更是不容忽略的。榮氏兄弟創業起點不高，無錫在很多地方都是效仿南通的，太湖邊「梅園」的千樹梅花曾吸引了一代作家郁達夫，他感慨於榮家將自己私家的園林免費向社會開放，連小商小販自由進出都無人幹涉。無錫的橋、公路，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榮家對教育的投入，還有大公圖書館……這一切都是「南通模式」在無錫的生長。盧作孚有幸在張謇生前見過一面，1926年當張謇謝世，也正是他創辦民生公司時，他在北碚的社會建設，既是對張謇南通建設的刻意模仿，他所以被稱為「小張謇」，同時又帶有自己的獨特性，在「南通模式」之外創造出了新的「北碚模式」，與知識分子、社會教育家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們將立足點放在教育和農民上面不同，北碚是全方位的社會建設，既有教育、文化、電影院、報紙、圖書館和科研機構，又有工廠、煤礦、鐵路等經濟建設，更重要的是人的訓練，而他所指向的目標是城鎮化，依靠對人的教育、從人的現代化入手，他把盜匪出沒的北碚建成了舉世注目的文化城。抗戰歲月，復旦大學等各種大學、文化機構紛紛搬來，冰心、老舍、梁實秋等作家在此落腳不是偶然的。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因國難這一特殊背景集中在北碚，未嘗也不是為他們的同道所吸引。

在廈門，不僅有迄今驕傲地屹立在海邊的廈門大學，還有整個「集美學村」，那些中學、專業院校，在海風中不斷地重述陳嘉庚當年的事業，他的企業最終失敗了，但他捐資、募集資本辦學，將他的家鄉集美、廈門的文明水準提供了一個層次的作為不會過去。世人記住他，更多的不是因為他曾經的富有，而是他的獻出。境界，在他身上也有很好的詮釋。

只要廈門、南通、無錫、北碚還活在時光的洪流中，他們曾經的努力就不會白費。在這些城市之外，那幾代企業家在辦企業的同時，其實也帶動了許多地方的城鎮化，比如南通的唐閘鎮，海門的三廠鎮，啟東的九隆鎮，天津的工業城塘沽，與南京隔江相望的大廠區，都是企業史上銘記的地點。在上個世紀20年代，一幅美國出版的世界地圖上曾出現「唐閘」這個地點，這是中國企業家的驕傲。與大上海不同，這些地方沒有租界，沒有外國力量的介入，完全依靠本身的努力達到的。

三

一個人可以締造一座城，一個人可以改變一個時代，這些故事背後有這樣一條堅定的邏輯，這是中國企業家為自己建立的，這是那個時代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遺產。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常常想，如果從企業家個人的角度切入，依賴什麼力量，他們才沒有被世俗的富貴、奢華所捆綁，他們甘心樂意、日復一日行在這些事業中。在上海街頭，我們可以看到榮家的豪華別墅，在南通各處，我們也能看到張謇的多處別墅，但是，無論張謇、榮德生，更不要說陳嘉庚、穆藕初、范旭東這些人，天津東亞毛呢公司、「抵羊」毛線品牌的創造者宋棐卿，這位基督徒企業家，他一家子住的房子是租用的，當一位日本籍牧師得知此事，誠懇地向他下跪。

他們的日常生活都很簡單，他們對精神享受的追求，之所以超過了對物質的所求，根本在於他們的文明素養達到的層次。那兩代企業家中，如果說第一代張謇是有科舉功名的狀元，榮家讀書不多，卻也是有文化根基的商人，那麼第二代幾乎都受過新式教育，呼吸到新文明的空氣，陳光甫、穆藕初、宋棐卿、范旭東都是留學歸來，只讀過小學的盧作孚也是現代文化裝備起來的自學成功者，最後連英文閱讀都沒有問題。

我可以肯定地說，那兩代為後世立規範、創造本土傳統的企業家，都是具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人，企業家階層與知識分子階層在那個時代毫無隔膜，所以穆藕初才可以放心交給蔡元培他們去選學生，胡適才被選為天津久大公司的董事長。法國學者白吉爾將1911年到1937年的中國稱為「黃金時代」，她認為那個時代的銀行家、實業家都是很有思想、才華的中國人，他們與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是「一珠雙璧」。

這一點，我們只要有機會翻開那些在企業史上代表過一個時代的老企業的內刊，就可以清楚地看見，天津「永久黃」團體創辦的《海王》雜誌，范旭東經常親自撰稿，各個領域的學者專家也不時在這家刊物上發表有份量的文章。民生公司辦的雜誌叫《新世界》，關心的問題並不限於本公司，也不限於航運業。上海南京路上叱咤多年的永安公司，曾創辦過一個綜合性期刊《永安月刊》，堅持十多年從未脫期，內容不僅有關商業，還有大量都市言情小說，文史隨筆，連詩人徐志摩的年譜都刊登在這裡，編輯有號稱「補白大王」的鄭逸梅等人。第二代永安掌門人郭琳爽對這個刊物十分重視。還有陳光甫辦的《旅行》雜誌，印製精美，內容豐富。如今，這些雜誌積滿了歲月的塵垢，躺在不容易被人看到的圖書館角落裡。如果有一天影印問世，不知今天的企業界會感到驚訝還是慚愧？

在這些企業刊物的後面，我看到的是一個個活的企業家，他們的文化積累，他們的文明氣度，正是這些因素構成了那幾代企業家境界的底色，支撐起了短暫卻恆久的本土傳統。

2010年11月23日杭州

──原載《中國經營報》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