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03日訊】奧巴馬總統最近製造一句警語，叫做「缺乏自由的繁榮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這句話可以當做一個公式到處套，比如「缺乏民主的繁榮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缺乏正義的繁榮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實際上奧氏使用的這個句式在西方語言中是一個非常「陳腐」修辭法，一千六百年前奧古斯丁說過「缺乏公義的國家不過是一幫強盜」，四百年前帕斯卡爾說過「缺乏正義的武力就是暴政」。今天我把奧巴馬總統的這句話稍微變通一下，也製造一句警語，叫做：「缺乏心靈生活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

閱覽、編輯黑五類的故事，一個最大的感受是，故事的當事人，無論是施害者還是受害者，心靈生活都極度貧乏。施者心靈生活固貧乏，所以只剩毒手段、無心腸；受者心靈生活亦貧乏，所以只剩無奈、麻木和絕望。信神的人遭遇憑一己之力無法抗拒的禍患時，尚可以求告自己的神，心中連神都沒有的人，只能伸脖子等刀落，連求告的對象也沒有，連緩解自己痛苦的「精神鴉片」也沒有。

把思考的範圍再擴大一些，不止是黑五類故事裡的施者和受者，中國人整體說來就是一個缺乏心靈生活的族群。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學作品裡幾乎沒有心理描寫，比如四大名著，有稱得上心理描寫的內容嗎？沒有。人物的心靈是白版一塊。如果說他們的思維還活著，也只是琢磨人，想法子對付人、應付人，想法子害人或逃避被人害。這些心理活動不能叫心靈生活，只不過是厚黑、謀略或心計而已。所謂心靈生活，是思考真理、正義、平等、博愛的生活。相反，西方文學作品中卻有大段大段甚至成頁成頁關於真理、正義、平等、博愛的心理描寫。

再一個例子是我們切身的反思。毛澤東有句話：「一事當先，先替自己打算。」我提請我們每個人想想，「一事當先」時，我們自己內心可曾掠過一絲真理、正義的影子？ 「一事當先」，我們考慮的只是如何托關係，走門子，送禮上供，不擇手段地去解決我們遭遇的問題，從不問這個解決方式是不是公義，是不是合乎道義，是不是對對方太不公平。這種思維和行為方式只有一個結果：勢強時欺負人，勢弱時被人欺，壓根兒不知公平、正義的滋味是甜的鹹的。

比較而言，士大夫群體在中國人中算是心靈生活相對豐富的，比如文天祥死前能寫出《正氣歌》，司馬遷因受刑寫出《報任安書》，可是請看毛澤東時代的士大夫們受難時腦袋裡在琢磨甚麼東西：

鄧拓的遺書這樣寫道：「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你們（妻兒）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傅雷遺書的這一筆是：「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是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該自動推出歷史舞台了！ 」

翦伯讚沒要留下正式的遺書，只在他口袋裡搜出兩張字條。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三位這麼大的士大夫「大腕兒」，他們的遺書裡有可以稱之為心靈生活的東西嗎？沒有。完全失血，完全脫水，完全蒼白，完全空心化了！西哲有言：「如果我們不願受上帝的統治，我們就必受暴君的統治。」我接著推理這句話：受上帝統治，死前還能考慮考慮真理、正義這些心靈元素；受暴君統治，死前就只剩我罪該萬死、毛理當萬歲這些意識垃圾了。

2010年11月29 北京

－－本文轉自《黑五類憶舊》第八期，焦國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