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27日訊】1948年10月下旬，陳佈雷的兒子陳過出國前夕，向父親告辭，只見父親精神頹喪，頭髮蓬亂，形容枯槁，語音低微，哀歎著說：「前方軍事潰敗到如此地步，後方民心思變又如此，此時此刻，最高當局卻要我寫一篇《總體戰》的文章，這叫我如何落筆啊！」11月12夜，「油盡燈枯」的陳佈雷在南京黯然自殺，留下了10封遺書，將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絲不苟。對於是否公佈這些遺書，國民黨高層曾有過一番爭論。11月17日，司法院長居正的日記說，上午在陳佈雷先生治喪委員會討論遺言應否發表時，反對發表的以為他的自殺給蔣帶來不良影響，留到相當時機再說。當晚，國民黨中常會再三討論，也有主張不發表的，因為邵力子力主發表，如不發表，就要退出治喪委員會。討論結果，決定發表。

在留給夫人王允默的遺書中，陳佈雷囑咐：「我的軀體不值一錢，草草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萬勿為我多費財力也。」因此，王允默才會當著宋美齡的面謝絕蔣介石的舉行國葬之議，但她也沒有遵照草草葬於南京的遺願。她說：「先夫生前因愛杭州山水之秀，曾於范莊附近購地一方，並有終老故鄉之想。故長眠之地，似宜擇定杭州，並即在該地築造一普通平民之簡單墓穴，碑刻『慈溪陳佈雷先生之墓』，不必鐫刻職銜，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遺言謂，書生報國，恨無建樹，且今日國家變亂，人民流離失所，更何忍糜費國家金錢以為一身榮哀。」

1948年年11月19日，時為浙大校長的竺可楨日記說，下午二點，陳佈雷的靈柩專車從上海到達杭州，家屬一二十人在車站公祭，然後步行執紼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團體的公祭。12月10日上午10點，竺可楨帶著胡剛復、鄭曉滄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澗徐村參加陳佈雷的葬禮，他們到時靈柩已將入穴，隨他下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筆、一本《聖經》。浙江省主席陳儀主祭，禮畢即散。這一天，天氣陰霾，冬雨霏霏，穿著藍布長衫的蔣經國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

1949年1月，《陳佈雷回憶錄》手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妻子在「前記」中說得很清楚：「先夫子一介書生，從政本非夙願，且以生性不近，時作擺脫之想。故先期歷任政府職務，僅自賃旅舍以居，從不攜眷，蓋每以為不數月即可辭歸也。及中日戰起，感於國多艱難，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當萬死不辭，此時告退，何異放棄責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輕棄帆楫？乃摒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戰勝利大敵雖除，而國人醉生夢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以圖國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觸目傷心，中心抑鬱，不能自解。加以體力日衰，報國無從，乃時時引咎自責。……先夫子常謂：一待國家太平無事，即當擺脫政務，重回新聞記者之崗位，專以文章報國。」

陳佈雷生前對《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說：「其實，我開始是從事新聞記者生涯，現在也未忘情於此。」直到結束自己的生命前夕，他還感慨無限地對沙孟海說：「我只想搞新聞事業，或者搞教育，從政非我所願啊！」總之，他時時不忘重理舊業，卻最終回不去了。

陳佈雷的報業生涯開始於辛亥年，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那年春天他浙高尚未畢業，路經上海，暫住《天鐸報》，主筆戴天仇要回鄉結婚，請他代寫評論。因此緣故，當年秋天，他浙高畢業，即應《天鐸報》之聘擔任撰述，每天撰寫兩則短論，每十天寫3篇社論。由於他平日看的舊小說多，評論中喜歡引用《水滸傳》中的典故，很受讀者喜愛。這年他只有22歲。同事要他起一個筆名，他就署名「佈雷」，並解釋說，這是他在浙高讀書時同學對他的戲稱，當時他面頰圓滿，同學就叫他為「麵包孩兒」，麵包的英文為Bread，譯音「佈雷」（他記得最早是邵飄萍這麼叫的）。從此他就以這個筆名聞名於世，本名「訓恩」反而被湮沒了。

辛亥革命發生之初，《天鐸報》總編李懷霜主張慎重，不敢稱起義者為「義軍」，當時各報也是稱「逆軍」的多，陳佈雷認為不可附和，就稱為「革軍」，並在報上連續發表《談鄂》系列評論，一共10篇，傳誦一時，「佈雷」之名溢於滬杭一帶。《天鐸報》發行量達到4000份，幾乎可以與《神州日報》、《民立報》、《時報》、《新聞報》並列。

在革命浪潮中陳佈雷的一個堂哥成為寧波軍政府的財政部長，召他回故鄉，但他馬上即返回了上海：「我志在作記者，還是讓我回滬從事新聞工作吧」。

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發表《告友邦人士書》，稿子是英文寫的，王寵惠帶到上海，想在報紙上發表，一時找不到翻譯，交陳佈雷試譯一段，他的古文典雅、準確。王認為不失原意。於是這篇《告友邦人士書》成了《天鐸報》的獨家新聞。《民立報》的徐血兒對於右任說：「此文乃為《天鐸報》搶去先登，可惜可惜。」

年輕的陳佈雷藉助《天鐸報》這個平台，為新生的民國鼓與呼，在《新國民不可不知》短評中他說：「今日之中國，不貴有細針密縷之法律家，而貴有雄才大略之政治家。」在《袁世凱聽者》文中，他直斥「袁世凱爾，真無恥小人哉」。此時，戴天仇自辦《民權報》、葉楚愴等辦《太平洋報》、邵元沖等辦《民國新聞》，紛紛約他襄助，《申報》也請他擔任撰譯，但他都婉言謝絕了。他認為，民國已經成立，報紙應轉向鼓吹建設，而不是像革命時期那樣致力於批評。家中親人也不希望他以記者為職業，他在《天鐸報》前後工作5個月，回故鄉寧波效實中學任教，直到1920年才重回上海新聞界。不過他從來沒有忘記新聞事業，除了給上海《申報》當特約譯述員，一度還兼任寧波《四明日報》的撰述。

1920年，陳佈雷應商務印書館之邀，到上海參加《韋氏大字典》的編譯，正值《商報》創刊，他再次踏入報界，任《商報》編輯主任，負責撰寫評論，每週5篇，星期天再寫一篇短評。《商報》是一家商業報紙，有商業金融評論、介紹新經濟思想的欄目，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卻是陳佈雷執筆的那些時評，他的文章議論透闢、文筆犀利，深得讀者喜歡，被張季鸞歎為「論壇寂寞中突起之異軍」。1921年12月18日，他在《靳內閣總辭職》評論中尖銳指出：「故此仆彼起，無非雞蟲得失之爭，於國事何關？於人民何益？」在12月20日發表的《翻雲覆雨之政局》中，他進一步說：「中國者，民國也。國既以民為主，而人民對此紛紛擾擾之政局，竟始終不相聞問，帝制之醞釀、復辟之鼓動、安福之搗亂，國人之中未嚐不有早已窺見其微者，乃一般之國民袖手旁觀而不問也。……故中國之壞，壞在人民坐觀成敗，而未嚐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由自己防衛而進於自己建設，徒抱消極的態度相與俯仰一世耳。」

1923年，《商報》評論改署名制，陳佈雷開始使用「畏壘」的筆名，熟悉他的芝翁回憶，「他在編輯部裡撰寫時評，連續不斷吸香煙、喝濃茶、吃饅頭，這三件東西下了肚，他的擲地有金石聲的文章也跟著完成了。有人因他直言不諱，怕惹上麻煩，而勸他不妨用曲筆，他說：『主筆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筆』。」他不憚軍閥的強勢，對於當時發生的大事，如曹錕賄選、孫傳芳由福建舉兵進入浙江等，都曾發表旗幟鮮明的反對文章。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去世，上海《時事新報》評論說：「中山先生之精神，早與陳炯明決裂時死去，今不過形骸逝去而已。」他馬上在《商報》發表評論《精神的死與形骸的死》予以駁斥。目擊英國巡捕在上海殺害中國工人的慘劇，他熱血沸騰，他在五卅運動中的文章議論能深得人心，就是因為有感情，有見解，他自述：「在整個『五卅』運動中，余與公展每日注視事態發展，間或親至各團體訪問消息，交換意見，故能把握問題中心，而所有議論，均能在群眾中發生影響。」共產黨主辦的《嚮導》曾轉載他的《商報》評論，肖楚女等共產黨人給他寫信，希望他為無產階級革命貢獻力量。但這與他聯合各階級的力量推倒軍閥、爭回主權的全民革命思想有距離，因此沒有回應。胡政之主辦《國聞週報》，請他每週寫一篇時評，月酬金50元，他倒是答應了。

他的時評漸漸成熟，自信心也加強，於政治之外，涉及文化、社會、國際時事以及工商等問題，受到一般知識份子和青年的喜歡。期間，他因為言論得罪租界當局，曾被傳訊、罰款。《商報》的發行量達到一萬數千份。郭沫若推崇這一時期的陳佈雷，「如椽大筆，橫掃千軍，令人傾慕。」葉恭綽對陳佈雷也很推許：「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寥寥不多得，其議論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顏旨微，在南惟陳畏壘而已」。這句話傳到他耳朵，他在病中不勝惶恐、也不勝安慰：「余自以為文字識解，在南不及張一葦，在北不及顏旨微、陳博生，而葉君推重如此，可為愧悚也。」張一葦就是後來《大公報》的主筆張季鸞，1922年，他們對於中日山東問題直接交涉案觀點不同，有過一場筆戰，卻彼此傾慕，並從此訂交，終生不渝。

1926年元旦，當《商報》創刊五週年，佈雷執筆寫下《五年來之回顧與前瞻》時，只有36歲，已譽滿報界，他滿懷信心以新聞事業終一生。然而，《商報》很快就走到了它的盡頭，雖然發行1.2萬份，卻經濟拮据，幾次易主，這時已轉到以親孫傳芳的傅筱庵為靠山的方椒伯之手，當北伐軍攻克武漢時，《商報》以大字號標題詳細報導，報社一些董事認為開罪軍閥吳佩孚，很是驚慌，傅筱庵派人來審查新聞和言論。陳佈雷正好請病假，他抱病出來：「一切由我負責，如要另外派人，等我病癒後面商，此時派任何人來編輯部，使報紙解體，我就概不負責了。」

此前，蔣介石曾托邵力子給他送來簽名的戎裝照，表示仰慕之意，自稱「弟蔣中正」。1926年冬天，蔣又托人邀請他去南昌，再次表達了盼望見面的誠意。陳佈雷的南昌之行，成為他報業生涯的結束，也是他整個幕僚生涯的序曲。

1927年是陳佈雷生命的分界線，從此他開始了追隨蔣介石的22年，當然這22年實際上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1927年到1934年，他不願當官，只是有時替蔣介石寫寫文章而已。他曾對熟人說：「我最初並沒有想到丟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幾天，經常還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聞事業。」他辭謝了總司令部秘書長的任命之後，蔣曾問他願意擔任甚麼職務？他回答自己的初願在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蔣的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所以，這一階段的前期，他在上海主持《時事新報》筆政，撰寫了大量評論，1929年之後才脫離報界，出任浙江省教育廳長。陶希聖在《記陳佈雷先生》文中說：

他每次進南京，中樞就有一篇重要文告發表，而政局即為之轉移。

他守口如瓶，持身謙抑。他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談說過任何文告草擬的經過與政治背景，甚至從來沒有透露過任何文告是他執筆。但是他每次有由杭州到南京之行，政界與新聞界人士立刻推測政局將有變動與發展。看吧！大文章就要出來了吧！

第二階段從1934年到1948年，他歷任第二侍從室主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教育部次長、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央宣傳小組召集人等一系列職務，官位並不顯赫，卻是蔣身邊的紅人，號稱蔣的「文膽」，蔣深知他的謹慎、廉潔和自持，對他向來尊重，他的進言都是從善意出發，蔣也多有採納。1945年10月22日，他在重慶對楊玉清說：「我接近委座，愧無積極貢獻；僅在消極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議而已！」《魯迅全集》能在1938年順利出版就與他和邵力子不無關係，魯迅舊日學生荊有麟托人請陳佈雷向時任國民黨中宣部長的邵力子等人通融，邵不僅儘快做了審核，而且特別指示：「對此一代文豪，決不能有絲毫之摧殘。」魯迅去世八年後，在重慶舉行紀念活動，1944年10月19日的唐縱日記說，「晚上丙種會報，對於魯迅紀念會事，[鄭]介民主張發佈新聞，指出魯迅曾受日本浪人內山完造之津貼以破壞之。歸與[陳]佈雷先生談，佈雷先生認為不應由中央社發佈此項消息。佈雷先生乃一極端慎重之人，所見亦遠！」

在為蔣介石代筆捉刀的二十多年中，為他人作嫁衣裳的隱痛一直苦苦地折磨著陳佈雷。

用他自己的話說，筆在他的手中，說的卻不是自己想說的話，他無一日不想著退出，終於退不出。這當中包含著他對蔣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一直身體不大好，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瘦瘦的，看上去就是病怏怏的，在重慶，宋美齡每天給他送一磅牛奶補充營養。對此，他感激於心。學生時代的他「面孔是圓圓的、胖胖的，像個麵包」，他在杭州對記者黃萍蓀說：「我的瘦下來是從事新聞工作後，因熬夜而漸起的。」

1931年，他在南京，「意常不樂，每思引退，重作記者，或教書自給」，所以連房子也不想租，而住在旅館裡。以後，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提到重返新聞界，去做他的記者，當然，實際上做不到了。他身上有濃重的「士為知己者死」、「從一而終」思想，抗戰時期，他在寫給《大公報》王芸生的信中說：「我如同一個已經出嫁的女人，只能從一而終。」這種內心的掙扎、痛苦最終導致他在大廈將傾時選擇自殺。

陶希聖回憶，陳佈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蔣介石的，蔣對於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兩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為此佈雷「竭盡了腦力和精力」，不僅要保密，還有字斟句酌的細密。當然，在山河破碎的抗戰時期，他代蔣起草的文告中也有他的得意之筆，其中蘊涵著他自己的愛國之情，所以文字淋漓，筆墨酣暢，如《抗戰建國綱領》、《八一三告淪陷區民眾書》、《勝利須賴久之奮鬥告全國軍民書》等都是傳誦一時的名作，也成了抗戰的歷史文獻，他特別得意的是1938年7月在武漢寫的《抗戰週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

……我們同是中國的國民，黃帝子孫，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為切身的恥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訴無門的同胞們，使重複自由，再見天日？……凡是中華民族的敵人，自古以來，就沒有不被我中華民族消滅的……就是一兵一彈，也要與敵人拚命決鬥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後勝利……如果我們今天還不下「拼民族的生命來爭民族的生存」的決心，就要蹈從前以苟安心理來鼓勵侵略瘋狂的覆轍。

全文6000字，由5種語言向國內外廣播，同時海內外許多報紙都在頭條刊出。此文和張子纓起草的《抗戰週年紀念告友邦人士書》、郭沫若起草的《抗戰週年告日本國民書》被譽為「三聯璧」。他在回憶錄中說，此文蔣介石沒有口授大意，並且引錄了張季鸞的評價：「淋漓酣暢，在統帥昭告全國之書中當不能更詳盡於此，篇幅雖長而不覺其冗，氣勢旺盛，通體不懈，是抗戰前途光明之象徵也。」

相反，那些強逼、硬編出來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記》，不知戳斷了多少毛筆，熬斷了幾許青絲，文章更是乾枯，不堪卒讀。1937年春天，蔣要他寫一本《西安半月記》，他本來隨蔣住在奉化溪口，卻怎麼也寫不下去，蔣於是讓他到杭州去寫。在裡西湖新新旅館包了一個房間，在這裡，他常常難以下筆，心情煩躁，經常將筆頭戳斷，擲筆長歎。他在日記中說：「每當與家人遊蕩湖山，方覺心境略為怡曠，但接侍從室公函，輒又忽忽不樂也。」「余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與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終日面對西湖，美麗的湖光山色卻怎麼也驅不走他心中的難言隱痛。

1941`年，郭沫若50歲生日時，陳佈雷在賀信中說：「至今先生在學術文化上已卓爾有成，政治生活實渺乎不足道，……弟雖一事無成，然自信文士生涯，書生心境，無不息息相通。」賀詩中也有「文士心情脈脈通」之語，確是語出真誠，不是客套。郭沫若的答謝詩中也有「湖海當年豪氣在，如椽大筆走蛇龍」的句子。然而，陳佈雷身上的豪氣早已消磨殆盡，再也沒有筆走龍蛇、大顯身手的機會了。

他後半生的痛苦和矛盾，內心的複雜、掙扎不斷地流露出來。1946年3月，他寫信給外甥翁澤永說：「我自從脫離報界以來，就不能舒暢自如地用我的筆表達我所欲言。我事實上不過是一個記錄生，最多也不只是書記生罷了。」他回到新聞界的衝動從來沒有終止過，1940年，他在《商報》時代認識的晚輩程滄波離開國民黨《中央日報》，到監察院做官，他在「九一」記者節那天寫長信給程，為重慶少了一個新聞從業人員而惋惜。1947年，程辭去江蘇監察使，專辦《新聞報》，他又專門寫信道賀：「兄今真為獨立與自由之記者矣！」程固然成不了真正獨立、自由的記者，但他內心對記者生涯的嚮往是真誠的。1941年，張季鸞去世後，他追憶往事，季鸞曾一度北上短暫離開新聞界，他很著急，寫信勸說：「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輿論界萬不可無先生。援招隱之義，敢以重回故業為請。」季鸞回信說：「且請拭目俟之，中國必須有終身之新聞記者，捨我輩其誰」。最後，季鸞言論報國終其身，而他沒能做到，所以他說自己「愧負死友多矣」。

一個一心渴望文章報國的讀書人卻做了為他人做嫁衣的幕僚，並最終為之殉葬，這是大時代的悲劇，這樣的悲劇和邵飄萍被槍殺、史量才被暗殺一起成了動盪不寧的亂世中國的主旋律，言論報國的代價是那麼沉重，然而捨棄言論事業、做了蔣介石幕僚的陳佈雷付出的代價也一點不輕，他常在家人和摯友面前感歎，「為不懂文字的人寫文章是人生最苦惱的事。」所以他總想著有一天辭官。臨死前不久，他還感歎：「我搞了大半輩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從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蔣先生手下，以至無法自拔，於今悔之晚矣!」 抗戰勝利後，一生清廉的陳佈雷用多年的一點積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澗徐村買了一小塊地。他做夢都不曾想到過，自己退隱不成，這裡倒成了他永遠的歸宿之地。

【文革時，杭州的陳佈雷之墓被毀，棺木挖開時，有人親眼看見了那支金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