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17日訊】朋友登門質問:為何不接電話?我忙解釋,是因為電話被騷擾,並說明電話遭遇竊聽和盜用的過程。
(一)關於電話竊聽
異見人士電話被竊聽已是圈內共識,最近我的遭遇更是明顯,台灣兩位記者要到我家走訪,事先兩次電話告知8月30日下午四點抵達機場,就在這天上午電話開始被騷擾,座機和手機,輪番作響,每小時百次以上,晚間與客人一起吃飯,騷擾聲不斷,飯桌上討論,肯定是因為電話被竊聽了,這次客人來訪,除了電話講過,是無人知曉的。
我是《中國城市經濟學會》理事,電話通知我10月23日去河南開會,反覆催促,我也打電話去問上海、北京的朋友,是否去河南聚一下?純是學術界的朋友,討論學術問題,大概竊聽者,只知「聚會」,不知學術,10月21日(聚會前兩天)開始出現每天電話密集騷擾。
11月5日,下午5點,自由亞洲電台進行電話採訪,正通話中,劇烈振鈴聲,打斷談話,(一般通話中是聽不到振鈴聲的)五分鐘後繼續採訪,再次被打斷,這是實時竊聽,實時干擾。
德國電影《竊聽風暴》描寫二十多年前,極權下的東德,官方對異見人士電話的竊聽,其中人物、情節十分感人,結果獲得奧斯卡大獎。不知中國特色的竊聽何時搬上銀幕?
(二)幾年來的電話騷擾。
2006年我去北京準備六四到廣場悼念英烈,結果被警方押回濟南。從6月5日份開始了電話騷擾,最初是晝夜不停,後來改在公務員作息時間,從早8到晚6延續近四個月,中午和節假日都有休息。雖然煩人,但還講點人性,多數時間晚上可以睡覺,發出騷擾信號的是三個手機號碼(見我的:《電話騷擾遭遇記》)。當時和我同步受到騷擾的是山東大學李昌玉老師。
今年電話騷擾更為頻繁,而且花樣百出:四年前的騷擾,都是發自三個手機號,只是振鈴而已,今年8月底發來的騷擾,來自約一百個座機號,而且播放的是法輪功的宣講稿,來自近二十個城市,騷擾電話多是晝夜不停。
有人說關了電話不就沒有干擾了麼,但是沒有電話對一個家庭會帶來多大的不方便?急事不能告知,不能轉達。現代社會電話是最簡便、快捷的通訊手段,我為何要放棄通訊自由權利?這是寫在憲法中的權利。我告到公安、找到通信公司,都無功而返,只能訴諸網絡,一篇是《涉及12個城市的電話騷擾》(後來又增加了一些城市),另一篇是《電話騷擾疑似栽贓法輪功》。這次騷擾的特點是,多方位、多種形式,大量都是座機發出的。
(三)盜用我的手機號發送假信息。
10月16日兩位香港記者,電話約定中午12點來訪,在他們到前兩個小時,警車開到我家門口,我被傳喚到派出所,名目是:「擾亂公共秩序」(指10月8號集體慶祝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活動),在這之前為了同樣「名目」,我已被 「傳喚」三個多小時,這次「傳喚」純是閒聊,明顯在拖延時間,他們想讓香港記者在我家空呆了幾個小時。
這次剛進派出所他們就要搶我手機,我據理抗爭,爭奪之間,達成協議,我把手機放在桌子上。後來他們竟趁我不備,將手機拿走,我發現後向他們索取,說鎖進保險箱了,管保險箱的人不在,一直拖到晚上六點我回家,才知道警方利用掠走的手機,給香港記者發短信說:「我在警車上,不能用手機通話,汽車正朝青島方向前進」暗示孫文廣離開了濟南,讓香港記者不要再等了。後來我就此詢問維權律師倪文華先生,他說,盜用你的姓名用手機向外發虛假短信,是侵犯你的「姓名權」,可以提告到法院。
我保留提告的權利,但是也相信現在的司法體制下,是告不出結果的。
他們扣我手機,不但發了虛假短信,還從我手機中掠取了通信錄。後來我接到的騷擾電話,幾乎全是來自我手機通訊錄中的號碼,其中有深圳周老師的電話,問他,他說,已經半年沒有給我打電話了。後來的騷擾電話,很多是來自香港楊先生(記者)的電話號碼(0196852202)。
在長達4年多的時間裏,我受過無數次的電話騷擾,我曾經向警方報案,今年10月間,我還曾給公安部長寫過信但都猶如石沉大海,電話的竊聽、騷擾、盜用,依舊進行,在一個國家如果執法單位,知法犯法,那還有甚麼司法正義呢?
我再把遭到的電話侵權過程公諸於眾,是想讓大家見識一下當局的作為,也想讓更多同道瞭解真相,以做交流,以以做防備。這種。騷擾案例,報導不多,也許是山東特產,我希望不要擴散。
2010年12月16日於山東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