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1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田宇柏林採訪報導）改編自世界黑人名模華莉絲‧迪里自傳《沙漠之花》的同名電影，並贏得慕尼黑的巴伐利亞電影獎的「最佳影片」獎、聖塞瓦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歐洲電影」觀眾獎，也被提名德國電影獎「優秀故事片」金獎。該片編劇兼導演雪瑞‧霍爾曼（Sherry Hormann）接受大紀元記者專訪，暢談這部有關非洲女性割禮的故事。
記者：您在大學學的就是電影專業，曾經拍過很多部喜劇片。《沙漠之花》有很幽默的部分，但畢竟是以非洲女性割禮為主題的一部影片，引起的政治反響也很大。那麼您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想做政治題材的電影呢？
霍爾曼：我拍過一些喜劇片，這些片子很成功。我知道怎麼通過喜劇引起觀眾的興趣。所以我就想，既然我能通過喜劇做到這一點，那麼我下次要試著做一個政治題材的片子，讓觀眾在娛樂之餘意識到，生活中除了自己的問題之外，還存在著其它問題。
記者：非洲女性割禮是一個很不容易處理的題材，它的殘酷性和隱私性很難表現。您是甚麼時候開始對這個題材感興趣的呢？
霍爾曼：我以前並不瞭解這個題材，也不瞭解非洲。這一切對我來說都很陌生。在我讀了《沙漠之花》的原著之後，我才對這個題材感興趣起來。這本書是非洲名模華莉絲‧迪里在90年代出的一本自傳性暢銷書，我當時沒有關注這本書，因為我覺得這本書已經很成功了，而我感興趣的是那些無人問津、被人遺忘的東西。讀了這本書之後，我意識到自己太傲慢了，這個題材是如此重大。我能來拍這個題材，真是上天對我的恩賜。
記者：您是甚麼時候讀的這本書呢？
霍爾曼：四、五年前。這部影片的製片人彼得‧赫爾曼（Peter Hermann）向我推薦了這本書。
記者：這麼說是製片人先對這個題材感興趣，然後找您來做導演，是嗎？
霍爾曼：是的，正是這樣。有一天，他說他想見我。見面後，他塞給我一個白色的塑料袋。我打開塑料袋一看，裡面放著的就是這本《沙漠之花》。給我這本書幹甚麼？我說我沒讀過這本書。他很驚訝地說：「甚麼？你沒讀過？可很多人都知道這本書！」他問我願不願拍這個題材。
記者：聽說曾經有好幾位想拍《沙漠之花》的導演都被華莉絲‧迪里拒絕了。您認為製片人赫爾曼為甚麼找您來做導演呢？
霍爾曼：我想他是考慮得很清楚之後，才來找我的。首先，他想找一個女導演來拍這個題材。另外，他知道我喜歡拍有娛樂性的電影，我會考慮觀眾的心裏，使觀眾在笑聲中去感受別人的痛苦。華莉絲希望影片要有幽默感。
記者：您出生在美國，在德國生活多年。您選擇這個題材跟您自己的經歷多多少少有關聯嗎？
霍爾曼：這部片子是用英語拍攝的，我的母語是英語，所以工作起來很方便。從另一個角度說，我不知道哪裏是我的故鄉。我到底屬於哪裏？不是德國，也不是美國。哪裏有人，哪裏就是我的故鄉吧。華莉絲‧迪里也一樣，我們都面對著一個應該歸屬於哪個文化的問題。對我來說，哪裏好，我就選擇哪裏。這樣做雖然有它的好處，但也讓我像一個沒有運行軌道的星球一樣一直漫無目的地漂游。
記者：華莉絲‧迪里是世界名模。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使得她變得很有膽量，也很敢與別人爭論。她和電影中那個嬌柔的主人翁有很大差別嗎？
霍爾曼：當我們去拍一個人時，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已經被生活打上深深烙印的一個人。我不知道12歲的華莉絲是甚麼樣子的，也不知道她剛到歐洲來的時候是甚麼樣。我想，我們面前這個經歷了風霜，「滿身盔甲」，敢說敢吵的名模，在20年前一定和今天不一樣。那時的她很膽小，對西方文化禮儀一竅不通。所以，我們要把當時的那個女孩的形象找回來。我們在銀幕上呈現的這個形象是成名之前的華莉絲。
記者：能講講您和華莉絲第一次會面時的情景嗎？
霍爾曼：華莉絲是在沙漠中長大的牧羊女。她沒有受過我們所受過的教育。她和知識份子不一樣，是一個完全憑感覺處事的人。她馬上就能感覺出對方是不是真誠，能不能一起共事。她全憑感覺。
我們見面時，我告訴她，我知道一個女人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告訴另一個膚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女人意味著甚麼。於是，我也開始跟她講我的生活。我不是作為一個導演或作家和她交談，而是作為一個女人，一個母親，一個和她一樣的生命和她交談。我想，是這個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使她接受了我。
記者：您們第一次見面時，花了多長時間，華莉絲才決定讓您來拍她的生平的呢？
霍爾曼：花了兩個小時。我們是在慕尼黑的一間餐館裡見面。我和彼得約了她一起吃飯。她來的時候帶了一隊隨從。見了面，她有差不多整整20分鐘的時間一句話都不說，也不理我們，只顧擺弄她面前的那盤魚。我當時想，她可能不想跟我們合作，我還坐在這裡幹甚麼呢？轉念一想，她也許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堅持住吧。後來，我知道了，那是對我的考驗。對了，您是哪裏人？是中國人嗎？中國不是經常有師父考驗弟子的故事嘛，給你三道題，讓你來做。我覺得，我當時也好像經過了這樣一場考驗（笑）。當時我就想，好吧，還要我經過哪些考驗，你才能接受我呢？
其實，華莉絲開始時不搭理我並不是出於傲慢，而是她和我之間還有距離。她也不想討好我，而是希望我去發現她，發現一個真實的她，不是媒體中的那個她。
記者：希望您像讀書一樣去讀懂她？
霍爾曼：沒錯，就是這樣。
記者：在拍片過程中，您和華莉絲的接觸多嗎？
霍爾曼：當然，我得瞭解她，所以我見了她很多次。她不是那種跟你一起坐在桌邊聊天，讓你記錄或錄音的人。當時，她住在維也納，我去拜訪她，我們經常在城裡散步，一走就是好幾個小時。她不讓我錄音，所以我得把她說的每一句話都記在腦子裡，晚上回到酒店後，再趕快記下來。
記者：她的一生涉及到很多人和事，您是怎麼去做調研的呢？
霍爾曼：我沒法去索馬里，因為那裏在打仗，處於一種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但是，我去了索馬里邊境，也在倫敦見了很多與華莉絲打過交道的人。
記者：女性割禮的話題在很多伊斯蘭國家都是禁忌。您拍這樣的題材，不擔心自己的安全嗎？
霍爾曼：當然會。我也有孩子。我們在家裏也談過這個問題。不過，我想如果我總是因為恐懼而躲避的話，我就沒法活了。
記者：《沙漠之花》講述的非洲女性割禮的問題。但是，它講述的好像還不只是這些。對您來說，這部影片還講述了甚麼？
霍爾曼：這個問題問得好。對我來說，這部影片講述的是如何勇敢地面對生活。
記者：拍這樣一部題材的影片，一定也需要勇氣。您去非洲拍片是否遭到過襲擊？
霍爾曼：從您提的問題裡就知道您一定是來自一個經常需要面對「勇氣」這個話題的國家。我前一段去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也是一個每天一睜眼就要有勇氣面對生活的地區，有這樣經歷的人，才會問這樣的問題。是的，我們在非洲時，曾經被當地人拿石頭砸，那場景很可怕。
記者：是調研的時候，還是拍片的時候？
霍爾曼：調研和拍片的時候都碰上了。我們在吉布提（與索馬里接壤）仿照索馬里首都摩加迪休的集市，按照1：1的比例搭了一個外景。為了安全，我們請了當地的警察來保護我們。當時很熱，有40度，我們沒帶面紗，但是按照當地的習俗，穿著長褲和長袖襯衣。
有一天，我正站在拍攝場地，「咚」的一聲，飛來一塊石頭，我的助理一頭就栽在了地上。我們找了警察，可他們更關心的是能不能吃到午飯的問題。您要知道，那裏的人沒有吃的，怎麼填飽肚子才是他們唯一的話題。
記者：警察知道您拍的是甚麼題材嗎？
霍爾曼：我們考慮了很久，要不要告訴他們我們拍的是甚麼題材。我一直認為，不能說謊話，謊言早晚是要被揭穿的。所以，我們要坦白地跟對方講，爭取那些支持我們做這件事的人。當然，這就意味著不支持我們的人一直在打擊我們。
沒有那些支持者，我們不可能完成這部影片。比如，影片中那個演割禮師的婦女。她一生中幹的就是為女孩進行割禮。為了保證真實感，我在事前就打定主意，一定要找一個真的割禮師來演這個角色。後來終於找到了這個女人。當她站在我面前時，翻譯告訴我，她答應演這個角色。我問翻譯，她為甚麼答應。翻譯說，也許是為了做點好事。
電影拍完後，我們帶著片子去吉布提播放。滿場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電影結束後，一個非洲父親站起來說，他永遠也不會再讓自己的女兒行割禮，因為如果不看這部電影，他不知道割禮會給女兒帶來甚麼樣的痛苦，因為在他們國家，沒有人公開討論這個話題。接著，又有幾個父親站起來，說了同樣的話。從這個例子上看，那個割禮師也的確做了件好事。
記者：拍片過程很不容易吧？
霍爾曼：很艱難。我們花了很久才找到資金。而且，您知道吉布提甚麼都沒有，攝製組去拍攝的時候要帶上所有的東西，連燈泡都得帶上。我們真該為這部片子的製作過程拍個片子。當然，觀眾不會知道這其中的辛苦，也不需要每個人都知道。
記者：攝製組去了多少人？
霍爾曼：我們一共去了45個人。選演員的同事在那裏呆了八個月。我在那裏呆了三個月。
記者：影片中您用了很多非洲當地人。
霍爾曼：對，演華莉絲父母的都是當地人。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開拍之後，我不得不更換華莉絲的「爸爸」，因為他拍了一天之後，突發奇想，向我們提出要一百萬美元的片酬。我又沒有印鈔機，上哪裏去弄一百萬美元呢？（笑）所以，我只好把他炒了，另找了一個人來演爸爸。第二個爸爸倒好，拍著拍著就不見人影了，他是個好穆斯林，經常要去祈禱。我問周圍的人：「爸爸哪去了？」他們說：「他去祈禱了。」好吧，那我們只好等著。
還有一次，我們去拍一個水井。那裏本來很空曠，周圍甚麼都沒有，可等我們到那裏時，突然發現就在我們要拍攝的地方坐了一大堆人。
記者：他們在那裏做甚麼？
霍爾曼：要錢。在吉布提，我們每天遇到的問題就是錢。彼得，我們的製片人坐在僅有的一棵大樹下跟他們談判了好幾個小時才談妥。
當然，事後不會有人再問，這部影片是在甚麼條件下拍出來的。對我們來說，不管怎麼難，片子也得拍出來，所以，我們就得想盡一切辦法解決一切問題。
記者：影片中有很多很美的沙漠畫面。您是自己一個人去選的景嗎？
霍爾曼：我也覺得那些景色很美。出去選景時，我帶了一個司機，單獨一個人出去還是太危險了。您知道，在一個一無所有的國家裏，人命不值錢。
記者：您自己最喜歡這部影片中的哪個鏡頭呢？
霍爾曼：有兩個我最喜歡的鏡頭。一個是華莉絲回到倫敦的索馬里人居住區時，在櫥窗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影子和玻璃背後一個蒙著面紗的女人重疊在一起，讓她想起了過去。還有一個，是攝影師提姆‧斯帕爾給她拍照片時，兩人之間的互動。他贏得了她的信任。我有意安排了這樣一個很有人情味的角色，我希望影片中的華莉絲遇到一個有人性的男人，而不只是想從她身上賺錢的人。
記者：影片中的華莉絲是一個很純潔的女孩。您為這個角色選演員時，是按照甚麼標準選的呢？
霍爾曼：她一定要純，但還得能把模特的樣子演出來。這就要求她有一定的身高，漂亮，還得會表演。她得能演出華莉絲在聯合國發表演講時的那種沉穩，要把真實的華莉絲的一切都表演出來。我選了很多演員，最後選中了利亞‧凱貝德（Liya Kebede）。
記者：您從多少演員中選出利亞‧凱貝德的呢？
霍爾曼：1,200個。我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幸虧真華莉絲一下就同意了。（笑）不過，我事先也沒讓她見任何其他演員。她要求很高，如果你推薦給她一個演員，說這就是最好的，就是她了，她也就同意了。如果你跟她商量來商量去，那可就完了。
記者：影片中，人們關心的是改變華莉絲人生的那一天。作為這部影片的編劇兼導演，這部影片對您的生活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呢？從某種程度上也改變了您的人生嗎？
霍爾曼：您提的這個問題非常好。這部影片對我的人生產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響。我拍這部片子花了很長時間。在工作中，它也改變了我。在有些方面，我覺得自己變得更善良了，在有些方面更激進也更誠實了。
我認識到，生命是上天的恩賜，也認識到自己生活的質量。我懂得了要認真地、充滿愛地去生活，要與我周圍的人分享這種體驗。而要做到這一點，人就必須保持真誠。
通過瞭解別人所經歷過的痛苦，我意識到了自己的渺小，自己有多麼微不足道。他們承受的比我要多得多。我又算得了甚麼呢？他們才是英雄。通過他們我深深地體會到人要認真地活著，真誠地活著。人活得就是要真。
記者：《沙漠之花》非常成功，被提名為德國最佳影片。您的下一部影片準備拍甚麼題材？
霍爾曼：80年代，一個著名的心理學家保爾‧瓦茨拉維克（Paul Watzlawick）出了一本書，叫《不幸生活指南》。我準備把這本書改編成劇本：《不幸的生活》，這是一個國際性的話題，人不都經常努力讓自己變得不幸嗎？!（笑）
記者：祝您下一部影片獲得成功！
霍爾曼：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