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0日訊】幾年前，一次在國內坐出租車時，和司機聊起了時事。司機說到高房價時非常氣憤，因為買不起房，他一家三口人迄今仍和年邁的父母擠在一處小房子中。他不無反諷地說道：「我們要『感謝』共產黨啊–培養出了那麼多的貪官–都是一黨專制鬧的。」以後類似的說辭我也聽過不少。讓我驚詫的是，不僅僅是諸多知識份子，就連不少沒受過什麼高等教育的平民百姓都意識到了中國的問題就在於中共的一黨專政，而且越來越多的人敢於在私下甚至公開的場合謾罵中共。甚至有人說，他就等著什麼人振臂高呼的那一天。簡言之，不解決中共一黨專政問題，中國的發展在各方面只能走入瓶頸。

對於中共統治的質疑，並非始於今天。事實上，早在五十多年前，即中共建政不到十年，就有不少中國人發現了中共的問題，進而就其執政方式等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儘管這些批評是被毛澤東以「引蛇出洞」的方式引誘出來的。而其後由於中共「有選擇」的宣傳教育，很多70後出生的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這段曾經勇者輩出、但結局悲慘的歷史了。

1949年中共建政後，就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採取了高壓政策，這引發了人民的不滿，特別是知識份子的不滿。1956年10月，匈牙利的一些知識份子組織了俱樂部，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要求脫離蘇聯的領導，要求匈牙利領導人改正以前的錯誤，同時知識份子還上街抗議遊行。這次抗議活動在蘇聯出兵的鎮壓下，以死亡2萬多人告終。支持鎮壓的毛澤東擔心在中國也會發生匈牙利事件，因此決心消滅不滿情緒，特別是來自知識份子的不滿。是故在1957年初將文藝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往政治上引，鼓勵知識份子和老百姓幫助中共「整風」，並保證「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絕不秋後算帳」。

在中共的百般引誘和欺騙下，一些勇敢的知識份子和民眾提出了許多尖銳的意見，特別是對中共的統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質疑。不妨摘錄一些：

「黨究竟應在國家之上，還是應在國家之中？」（機械科學研究學副院長雷天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還是屬於中共？中共是為人民服務，還是人民為中共服務？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還是奴隸？」（山東青島市民盟成員曲北韋）

「黨員代表黨嗎？給黨員提意見，就是反黨嗎？」（廣西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

「中共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替。」（北京大學署名「天水心」的大字報）

「國民黨黨員犯法，加倍處罰，共產黨黨法不分，黨員犯法，逍遙法外，姑息養奸。」（第一機械工業部設計總局老工程師戴占奎）

「共產黨不僅是以黨代政，而且有黨無政！」（《中國青年報》記者詹寰）

「如果是在現在，這樣的共產黨，我根本就不會參加。」（山東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周次溫）

「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樣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努力克服缺點來獲得選票，為人民服務。——這是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天津市中學教師黃心平）

「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上都沒有得到保證。」

「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

……

五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重溫這些質疑，在生起欽佩之意的同時，亦心生酸楚。當年的勇者很多已經被迫害致死，而他們的質疑、他們的言論在今日的中國卻依舊沒有過時。今天黨還是在國家之上、權力還是屬於黨、人民還是奴隸並且還在為黨服務；黨即國家，黨即法律，黨主宰著一切；中共的特權階層依舊存在，而且攫取了大量的財富；公民依舊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民主黨派成為中共的附庸甚至幫兇。而這樣的共產黨，有多少人會真心願意參加？君不見，已有六千多萬人選擇了退出中共及其附屬組織，這不正彰顯了民意？

五十多年前知識份子和民眾的吶喊被暴政消聲，而隨之在中國大地上，中共發起了一個又一個運動，無數慘烈的故事發生，無數無辜的百姓被戕害。這使得愈來愈多的中國人認識到了不結束這個建立在暴力和謊言基礎之上的中共一黨天下，中國是國無寧日，百姓是家無寧日。

五十多年後，吶喊聲再起，而且更加響亮，更加清晰，更加堅定。當那滾滾的人流匯聚成大江大海時，焉知那貌似龐然大物的中共不被掀翻？當它被掀翻之時，我們就可以告慰那些勇者，告慰那些無數屈死的民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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