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金男：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批准及執行
【大紀元1月13日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主要內涵
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以及於1966年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三份重要人權文件，被公認為「國際人權法典」。
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本公約）規範權利內容包括有：生命權、平等權、自由權、參政權、財產權、隱私權及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表現自由、和平集會與自由結社之自由、居住遷徙自由等。將國際人權保障的範圍，從原來的生命、自由、財産等基本人權，擴大到涵蓋公民的自由權、社會權、平等權、參政權等各種集體權利在內。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大體上均著重於個人有權對抗來自於國家公權力的不當干預與壓制。
公約之批准與執行
台灣曾於1967年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其後因退出聯合國失去代表權，以致未完成後續之批准程序。目前馬總統已完成上述兩公約之批准，然因台灣非聯合國的會員國致批准書交存聯合國時被退回，然立法院已審議通過「兩公約施行法」並經總統公布施行。
施行法明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範，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政府施政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並保護與促進兩公約所保障各項人權之實現。隨著兩公約的批准施行，使本公約成為國內法律之一部分，台灣對人權的保障，堪稱已與國際接軌，與世界同步。
公約及與之相抵觸之現行法令，如何定其適用之優先順序？
依憲法第63條規定締結之條約，其位階等同於法律。而現行法令及行政措施與兩公約不符之處，由法務部官方所蒐集公布者，即已多的不勝枚舉。則在相關法令之制定、修正或廢止前，如何定其適用之優先順序，自有加以探究之必要。
按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又對於同一事項之特別規定應優先於普通規定而適用；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者，適用舊法規；此「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後法優先前法」及「從新從優」之法律衝突適用原則，均為中央法規標準法所明定。因此，同為法律位階之公約或現行法律，自應依上述「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後法優先前法」及「從新從優」原則，定其法律衝突適用之優先順序。
本公約在規範公民與政治權利之保障，如果涉及公民與政治權利事項，則本公約所規範之內容，即屬此一事項之特別規定，同時考量「從新從優」原則，選擇最有利於當事人之規範而適用。
現行集會遊行法之規定為例，探討其法律衝突之適用
依本公約第19條規定，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21條規定，和平集會的權利應被承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加以限制。
而現行集會遊行法規定，室外集會、遊行，應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於六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否則，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經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者，處以罰鍰。仍繼續舉行經制止而不遵從，首謀者尚應處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集會遊行法》開宗明義於第1條揭示「為保障人民集會、遊行之自由，維持社會秩序，特制定本法」。名為「保障」卻嚴予控管。而經依法申請之集會、遊行，主管機關有准駁之裁量權。許可集會、遊行時，仍得附加諸多所謂「必要限制」，如人數、時間、處所、路線等。顯與本公約上述規定有違。雖然行政、立法機關已展開對《集會遊行法》的修正，但行政院所提出的條文版本，實質的控管完全沒有放鬆。
在《集會遊行法》未完成修法之前，如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後法優先前法」及「從新從優」原則，自應以本公約之規範被優先適用，現行「集會遊行法」與本公約有衝突部分，應排除其適用。始合乎馬英九總統所說要「把街頭還給人民」之人權理念。
人權被視為超越國界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資產，在標榜崇尚民主自由之台灣，為提升國際人權地位，更應貫徹人權基本理念之實踐。兩公約的批准及兩公約施行法的公布施行，使非聯合國會員國的台灣，同樣能與國際接軌，與世界同步，真正朝向以「人權立國」的目標邁進。@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