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奴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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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31日訊】 現代奴隸出現？
“因爲這次風險比較大，情況難以預料。根據實際情況，現在向報社提出一些要求：如果這一次致傷或者致殘，希望報社能夠給予（我的家人）最低的生活保障，在這次暗訪當中萬一發生意外……希望報社能給我的家人補償…….”
這是一份遺囑，立遺囑的人叫陳祖強，是河南鄭州《東方家庭報》的記者，這份遺囑是報社派他假扮成民工到鄭州市二七區侯寨鄉的一家窯廠臥底前寫下的。在經過4天常人無法想像的折磨後，這名暗訪的記者和其他21名窯廠工人被市勞動局和公安局解救出來。
今年4月7日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欄目播出了對他的獨家訪談。在訪談中，他講述了驚人黑幕：在鄭州市郊區的一些磚窯廠裏，有這樣一群民工，他們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勞動強度大不說，幹活慢了還要挨打。幹完了活，還拿不到工錢，如果想不幹了，那也別想走，因爲有人看著你；要是逃走的話，一旦被抓住，等待他的就會是拳打腳踢。
在講述過程中，這位外表堅強的漢子幾次落淚，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他說：“太苦了、太累了，簡直不是人過的生活！”
這樣惡劣的案例不獨河南才有。今年5月24日《燕趙都市報》也刊登了類似的報道，其題目令人觸目驚心：《河北再曝現代奴隸案 民工常被往死裏打》。
報道中有這樣驚心動魄的一幕：就在記者與當地勞動監察大隊的同志和窯廠負責人交涉的時候，突然從一個破舊的工棚裏跑出一個頭髮蓬亂、身材瘦小的打工者，他一下子跪在記者面前，抱住記者的腿，哭著乞求記者把他帶走，口中不停地念叨著：我幹不了啦，放我走吧！
這樣惡劣的案例也不獨窯廠才有。在珠江三角洲、在長江三角洲，在每一個私營企業發達的地區，這樣惡劣對待打工者、不把打工者當人看的事情幾乎是日日在發生著。隨便到東莞、到順德去轉一轉，你就會看到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景象：工廠的鐵門經常緊鎖著，工人們勞動吃住都在裏面，工人們被隨意延長勞動時間，被隨意拖欠工資，被隨意搜身辱駡毆打之類的現象在老板眼中簡直就是家常便飯。
今年3月份記者在深圳採訪一起打工者斷手案，那個來自四川的年僅19歲的男孩說了一句讓我異常沈重的話：我們到外面來打工，就是將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交給老闆，就是給老闆做奴隸！
儘管我們從內心裏極其不願這樣稱呼那些打工者——我們的父老鄉親，我們的兄弟姐妹，但如果我們的眼睛不回避現實，我們的心理足夠堅強，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這個男孩子親口所說的“奴隸”在我們生活的此時此刻的確存在著，雖然還不普遍。
這種“現代奴隸”和“古代奴隸”在某些方面幾乎沒有區別：他們沒有自由，受人驅使，遭人侮辱，被人毆打，被榨盡最後一滴血然後被抛棄。
唯一不同的可能只是，古代買賣奴隸是合法的，而現代這樣做是違法的。但令人更悲哀的是，現在發生的許多將打工者視爲“奴隸”的惡劣行徑很多時候得不到法律制裁。
一面是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失業人數增多，在農村已看不到希望的農民大批擁入城市；另一面是經濟整體增長放緩，産業結構未能及時調整升級。我國勞動力市場嚴重地供過於求，就如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劉易斯所說的那樣，存在著彈性無窮大的勞動力供給。
只要這種局面不改變，則那些報酬低廉，工作環境惡劣，甚至對人體有害乃至有生命危險的工作都會有許多人願意去做，也就是被迫去做別人的“奴隸”。
我們該做些什麽
我們是該詛咒那些把工人視爲奴隸的黑心老闆不得好死，或是乞求他們發發善心，還是鼓動工人起來再來一次“奴隸的起義”？
詛咒和謾駡從來就不是戰鬥，除了出口怨氣外對現實毫無所補；期望那些老闆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給工人改善工作環境，提高工作待遇不僅不現實，而且有些迂腐，因爲經濟學家早已告訴我們，處於市場經濟下的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希望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潤，況且這些雇傭工人的老闆們還給那麽多閒置勞動力提供了就業的機會，他們在聚集起自己私人財富的同時也給社會創造了大量財富。
那麽是不是只有最後一條路可走，鼓動工人起來再來一次“奴隸的起義”？歷史已經無數次告訴我們，一切以仇恨爲起因，以分配爲目的的革命都很難帶來真正意義上的進步，相反往往會導致嚴重的倒退。
今日西方勞工狀況的好轉，主要是因爲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結果。也就是說，存在著一種“做大蛋糕”的效應。當社會經濟整體發展起來後，每個人的狀況都得到了改善。
顯然，以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目前要兼顧公平和效率實在有些困難，要從根本上剷除“現代奴隸制”，必須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首先是要加快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只有發展才能最終改善人的生活和工作質量。發展意味著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多，在既定的勞動力供給情況下，工人們的勞動條件將會得到改善，勞動報酬將會得到提高。從我國現狀來看，發展主要是指加快産業調整和升級，利用我國勞動力衆多低廉的優勢，大力發展製造業，將衆多農村閒置勞動力吸收到城鎮中去，對那些有能力在城鎮中站穩腳跟的人允許他們落戶，不再實行歧視政策。
其次是要健全社會保障體制。如果社會保障體制建立起來了，貧困者能夠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那麽許多人就不會輕易地將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交給別人去任意處置。但以目前國家的財力而言，要在整個包括城市和農村建立起社會保障體制，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最後是要有相對獨立的工會來維護工人的權益。本刊今年第4期《新建工會衝擊波》一文就認爲，根據博奕論的觀點，博奕的諸方只有當他們的力量基本均衡時，才能達成較爲公平的結果。而在資方、勞方和政府這三者之間，資方有資本優勢，政府有政策優勢，勞方除了人多外，沒有任何優勢，但人多不組織起來，一盤散沙，一點力量也沒有。在前面所提到的鄭州那些窯廠裏，那些人數衆多的民工們在自己和同伴挨打時從來都不知反抗，被折磨得活不下去時，也不知道集體逃跑。給人的感覺就是一群“待宰的沈默的羔羊”。這種失去均衡的狀態不僅導致資方對勞方控制盤剝的可能，還導致政府相關部門在執法時往往會偏袒力量強的那一方，並且在地方利益的驅動下，這種趨勢難以得到扭轉。
所以我們一再呼籲要成立相對獨立的工會，以工會的力量去和資方進行博奕，或許這是一條在中國目前來看不太現實卻又是在實際上最有效的道路。
——摘自《南風窗》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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