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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30日訊】馬國昌，吉林長春人。1996年考入北方工業大學學習建築工程專業。2000年他畢業了，面臨的是回老家還是在北京找份工作的抉擇。一開始，家裡人已為其聯系好了長春的一個單位，因此，他並沒有參加學校組織的招聘活動。然而，臨近人事局規定的畢業分配最後期限時，聯系好的工作突生變故。

他不得不在北京自謀出路。經人介紹，他與同學小徐一起匆忙與京郊某縣一家建築工程技術有限公司簽訂了意向性協議，並於2000年7月31日至2001年3月28日期間工作於該公司的第三項目部，參與亞北一期工程的建設。工作期間，他與同學均感受到工作及其對公司目前存在的體制弊病的看法。然而這一切均不見成效，於是在今年3月底與同學一起憤然辭職。辭職時，老闆扣下了他三個月的薪水。他在一個月後迫於生活壓力，應聘於另一家規模較小的建築公司做總工助理，並工作至今。

北京青年報報道,2000年6月，北方工業大學應屆畢業生馬國昌與同學小徐一起大學畢業。他們都是外地學生，學的是建築工程專業，由於畢業分配時留京名額有限，經人介紹他們選擇了不受名額限制的京郊某縣一家建築工程公司工作。由於迫近人事局規定的簽約期限，他們未及詳談便草簽了協議。協議上規定，他們至少要為該公司服務五年。但不知何故，雙方一直沒有簽訂正式的用人合同。

這家企業的老闆姓竇，是京郊某縣著名的農民企業家。他給大學生開出的條件是月工資800元，吃住在工地，沒有福利和勞動保險。就這樣，7月31日，馬國昌、小徐與另一位畢業於農業大學的小何一起走上了工作崗位。然而工地實際條件之惡劣為他們始料未及：與延慶縣的幾名職高生一起十個人住一間房，不能洗澡，飯食粗糙。但最令他們難以忍受的是，雖然名義上他們是總工程師的助手，但實際上卻沒有人帶他們，工地上的任何雜活都可能叫他們來干，也沒有人回答他們提出的技術問題。

來到工地的第四天，現場的工長突然找到馬國昌，說：”今晚看門的老頭回家了，你幫他看一晚門。”馬國昌很驚訝，但還是去了，在工地門口的小屋裡呆了一夜。後來，他發現這並不只是針對他個人的。

一旦看門人有事，實習生們就得輪流看門。正值秋季工地最忙的時候，有一天馬國昌又被項目部經理叫去看門了，而且是看守更加荒涼的料場大門。那間小屋沒有屋頂，也沒有門窗，那一夜馬國昌給凍得夠嗆。

馬國昌和其他大學生不堪忍受這樣的待遇。從2000年9月到今年3月辭職以前，三人一起與經理長談過三次，不僅僅是有關個人的待遇，更多的還是對公司的現狀提出了種種看法。然而除了讓公司上下對他們的”傲氣”另眼相看以外，一切如故。3月28日，馬國昌和小徐最後一次找到老闆，遞交了辭呈。

7月27日下午，記者根據馬國昌提供的線索輾轉找到了他曾經工作過的工地。說起負氣出走的兩名大學生，這裡的人們還是記憶猶新。現場的總工程師不以為然地告訴記者，建築行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人才培養的周期特別長，別說大學畢業生，誰剛來都沒有具體的活干，都得自己去看，自己去摸索。建築行業的培養周期有多長？這位總工告訴記者，至少得兩年，也就是蓋一到兩棟樓的時間。

現場的項目部經理也說，大學生們雖然理論功底扎實，但建築工程憑借的是經驗，必須熟悉每個工作流程的細節。總工和經理都是農民出身，他們就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至於如何熟悉這些細節，就得靠大學生們自己了。在他們看來，大學生不肯吃苦，心高氣傲，理論懂得不少，可是其實什麼也不會，連疊圖紙都干不好。至於看大門的事，他們的解釋是：人員有限。工人忙了一天了該休息，經理、總工又不能去看大門，學生沒什麼事，所以只能讓他們去看了。

經理認為，公司對大學生們已經夠意思了。公司實行的是攢假制度，一個月規定只能休息四天，少休息的假期可以攢下來。而大學生們除了每個月四天假期以外，還有的帶薪假一個月。這種條件比起工人來不是好多了嗎？

北京市祥琦勞動信息咨詢公司律師左祥琦分析，從根本上說，這是該公司所沿襲的鄉村手工業作坊式的經營觀念遭遇現代文明時的尷尬。竇老闆堪稱當地的一個能人，他出身農民，當過兵，什麼活都干過。能有今天靠的是自己的摸爬滾打。他認為，這就是培養人才最好的方式。至於合同、福利與勞動保險等等問題，他根本想都沒想過。他說：”我們企業就是這樣，給你報酬了就是合法。”

而對於馬國昌和部分大學生來說，工作的目的不僅僅是掙錢和升遷，更重要的是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具體的人生理想是什麼，他也說不出來，但應該是做自己喜歡的事，實現自己的建築理念。

面對兩種觀念的沖突，我們無法評判誰對誰錯。人才對於企業發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使用人才、如何留住人才，傳統的觀念正受到現代理念的挑戰。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該公司現在正計劃蓋一座樓，解決人才的住房問題；竇老闆最近也請來了一位法律顧問。看來，在馬國昌和部分大學生憤然離開所帶來的沖擊下，公司正悄悄地發生著一些轉變。

人才流失誰之錯？

事實上，該公司的老闆並不是不知道人才對於企業的重要性。1996年8月分配到該公司來的農大學生小陸，當初也經歷了與馬國昌同樣的”學徒工”時期。他也一度想過要離開，但最終還是”熬”了下來，並且在四年後當上了公司的技術質量部經理，在延慶有了房，安了家。

為什麼別人可以呆下去的地方，馬國昌和部分大學生卻不能忍受？馬國昌告訴記者，他們離開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覺得公司的體制有弊病，在這裡呆下去沒有發展前途。他說，公司從一個鄉鎮小企業發展而來。老闆雖然直覺到大學生是”公司的未來”，但在如何使用上卻缺乏經驗。工地上延續的這種”學徒工”式的學習方式，根本沒有分工概念，也缺乏對整體的了解。

與馬國昌他們在該公司的遭遇相比，他的同學們要幸運的多。馬國昌有幾個在其他建築公司工作的同學，他們不僅待遇比馬國昌他們高，而且有人帶，有活干。相形之下，馬國昌和部分大學生心裡就更不平衡了。

馬國昌認為，小陸並不是他們效仿的”榜樣”。他說，只有在有經驗、有耐心的老師帶領下，多解答一些自己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現場，踏踏實實地學到東西。否則，就比如說小陸吧，這樣”吃苦”，至今現場經驗也還是不足。

公司總部的黃總工程師曾經想親自將這幾名大學生帶出成績來。她向老闆建議，先把他們調到總工辦自己的麾下教些東西，然後再以公司的名義派到項目組去。這也是大學生們願意接受的。然而老闆不同意，他不以為然地說：”讓他們先摔打個三四年吧。’

馬國昌與小徐的憤然辭職，才真正觸動了老闆。他們走後，老闆緊急召集公司全體高級管理人員開會，會上，他大罵馬國昌等所在的項目部經理：”我辛辛苦苦要來幾個大學生，結果都讓你們給養跑了！”

公司說大學生偷懶，大學生說公司怠慢。人才閑置誰之錯？

去年與馬國昌、小徐一起分配到了該公司的小何，為什麼在他們兩人都走了的情況下獨自留了下來呢？當記者找到他時，他正在屋子裡睡午覺。說起自己目前的處境，他顯得十分的無奈。與他倆不同，小何來自福建農村，萬一辭職，他擔心的是自己的戶口會被遣回原籍。

為了防止小何也走上馬國昌和小徐的道路，老闆提高了他的工資標准。如今小何的月薪是1500元錢，住宿條件也大有改善。但是他的工作卻十分清閑：負責”管理”工地的計算機，確切地說是專職打字和複印，因為這些機器只有他一個人會操作。

說起這一點，公司也有氣。他們覺得大學生缺乏實踐經驗，白拿錢不幹活。可當記者問項目部經理為什麼不請一位專門的打字員，讓小何繼續學習，早日挑起大梁時，得到的回答是：那又得開一份工資了。

這一矛盾從馬國昌和部分大學生剛到工地時就業已存在。對於大學生來說，他們認為自己與職高生做一樣的工作，技術特長得不到發揮，現場零碎的工作也滿足不了他們的學習慾望。而對於現場的管理人員來說，大學生們的存在簡直是人力的浪費，因為他們既不能參與什麼實質性的工作，也不夠資格指指點點。他們說：”你們大學生來對我們也沒什麼用處。以前你們沒來，我們二三十層的樓不也照樣建起來了嗎？”

雙方彼此不滿意的結果，是造成了人才的閑置。小何並不覺得清閑的工作有什麼好，因為這既不能證明自身的價值，拿閑工資又讓他心裡不安。

老闆花錢買來北京戶口，大學生對此並不領情。人才”不忠”誰之錯？

當初與該公司草簽協議時，馬國昌和部分大學生並不知道該公司其實不具備接受大學生的能力，也就是說，他們沒有進京的戶口指標。但是竇老闆的脾氣是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他花了不少錢，通過私人關系為三位大學生”買來”了北京市的個人戶口。

應該說，竇老闆沒有想到有朝一日大學生們會對自己”不忠”。他沒有與他們簽訂合同，也就無法按法律程序追究他們”違約”的責任。可惜金錢換不來忠心，何況馬國昌和部分大學生並不知情。最後他們說走就走了。

記者問竇老闆：”難道您不覺得自己虧了嗎？”竇老闆回答說：”這沒什麼虧的。他們大學生對自己的期望值太高，思想覺悟卻不高，只想著個人待遇，把公司當成解決戶口問題的跳板。這種人愛留就留，不愛留滾蛋好了。”

然而老闆為什麼不與大學生們簽訂合同，用法律約束大學生的”不忠”行為呢？竇老闆的回答還是那句話：”他們想跳就跳吧，在不在我手下幹活應該是雙方一拍即合的事。”

馬國昌和小徐的”不忠”果真是因為待遇問題嗎？馬國昌說，對該公司沒有忠誠可言，因為自己對它毫無留戀。現在，馬國昌在另一家建築公司擔任總工助理，這家公司規模頗不如該公司，月薪也只有1200元錢，還不如離開該公司時老闆挽留他們的數目。然而，這家公司在他最潦倒的時候收留了他，並且對他十分信任。馬國昌說，如果離開這家公司，那才真是”不忠”了。

至於北京戶口，馬國昌並不覺得自己欠老闆什麼。他說，現在他工作的公司有正式的用人指標，假如自己當初分配在這裡，也一樣能解決戶口問題。該公司的做法只能說明他們公司自己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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