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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3日訊】 据说我只割断了静脉，离动脉还差一点点距离，因此失掉的血可能不是很多。对于我拒绝输血，医生也没有坚持。我被送进医院里急救后，新疆安全厅来了很多人。审讯时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位维吾尔族处长（无意中被我看见一次）这回也走到了前台，对我表现得关怀备至。还有更为神秘的人，带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口罩过来看我，再无声无语地消失。

我亲切地感受着医院那种人间气氛。一位女医生的臂膀让我觉得无限温柔，她托着我的头为我上药。不知为何让我想起在德国见过的训鹰姑娘。鹰站在姑娘的手臂上是不是也能感受这种温柔？医院使我彻底放松，感到安全，因为医院里不再会有审讯，我也无需再经受担心成为叛徒的恐惧。听到医生对杨科长说我至少要住一个星期才能出院，我心里甚至浮出了感激的喜悦。

我被安排住进一个所谓的高干病房。便衣警察们四人一班轮换看守我，防止我再次自杀。其实没有必要，只要我不是感到时间那样紧迫，怎么肯付出生命的代价？住院使我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缓冲时间。面对接连不断的审讯，被审问者最缺乏的就是时间，因为想出一套能够应对审讯的说法不可能就事论事，必须有全盘斟酌和整体思考。审讯者正是出于这一点才总是在开始阶段进行密集轰炸式的审问，让被审者没有时间思考整体性的自圆其说。而针对每个具体问题的隐瞒，一定会在不同问题之间的相互印证中显出漏洞和破绽，只要审问者不断对那些漏洞与破绽发起进攻，被审者就会认识到靠编造难以过关，从而失去抵抗意志，最终全盘招供──那就是审讯者所称的心理防线崩溃。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就是因为害怕心理防线可能发生崩溃而决定自杀的。自杀虽然未成，却给了我加固心理防线的时间。住院时，每天从早到晚，我得以从容地疏理思路，看着天花板一点一点地回忆、思考和编织。我要织出一张无懈可击的网，没有任何破绽，经得起任何审问，既能开脱我自己，又能不连累任何人。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获得信心，就能同时对付恐惧失去自由和恐惧成为叛徒的双重恐惧，也就没有了再自杀的必要。

这是一种斗争，我在头脑中反复模拟可能进行的审问，所有的角度，每一步挑剔和对最小细节的求证都不能忽略。我动用全部智力想象审讯者可能对我施展的各种手段，我必须在那些手段面前能做到左右逢源，经得住考验而不被击破。那是一种非常繁重的智力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往往在好不容易编织起一片时，一个细节的无法衔接就导致前功尽弃。这种庞大的工程常常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有时甚至对能不能做成产生怀疑。

自杀使我得到了缓冲时间，不过那也使我在审讯者心目中加深了可疑。如果不是有什么重大隐情，我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因此得到缓冲的同时也增加了我需要面对的压力。我要给他们一个为何自杀的解释解除他们的怀疑。于是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的心理发生了崩溃。这种解释没有错，如果我的心理坚强，就没有必要用自杀的方式躲避心理崩溃，因此这种惧怕崩溃本身也应该算是一种崩溃。不过我还是要给他们一些“导向”，让他们感觉我有文人的懦弱和神经质，情绪容易失控，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自杀行为，办案人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因为可以使他们在上级面前的责任减小。现在回头来看，自杀的行为似乎是一种惊慌失措，说明心理素质脆弱的程度，我远远不能成为“对敌斗争”的英雄。不过从另一面，我也通过这个行为得到对自己新的认识。以往我只知道自己极其怕死，但是这件事证明，死对我并非那么困难，因为在它的上面，还有我更加珍视和更不能放弃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医院那些缓冲的日子使我逐步建立起信心，保护自己的网逐渐编织成型，虽然还不是天衣无缝，至少已经可以周旋若干回合，不至于一交手就被攻破。

一天晚上医院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即使我不能出病房也知道发生了事情。主管我的那位维族处长来了，说公安系统有一名警官刚刚被恐怖分子所杀。看来新疆没有因为抓了我而变得平静，血腥的味道在空气中四处蔓延。维族处长亲热地对我问寒问暖，声称过几天要跟我好好谈一谈。“谈清楚你就回家！”他姿态豪爽，特别大方。 祁师傅待我一直非常好。他太太就在我住的医院当护士。他甚至让太太把医院里的葡萄糖输液偷出来给我喝，说是可以补血。出院那天，趁周围没有别人，他叮嘱我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哪怕别的都不为，为了你母亲，也得好好活下去。他的关怀使我感动，同时也让我意识到，维族处长的豪爽只是姿态，等待我的是更多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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