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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日紀元特稿】 中共紀念建黨八十週年，應尊重歷史，承認屢犯重大錯誤的癥結在於沒有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而沒有民主的根源在於堅持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建黨理論，並浸淫於中國皇權專制主義的傳統，而形成極權專制主義制度。中國應實行民主制，多黨並存，實現言具洲、出版和新聞自由，使中共能受到黨內、黨外的監督與制衡。如此才能有長治久安的治國之道，也才能有中共自己的生存之道。

中共建黨八十年評說
——錯誤的根源是沒有民主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週年紀念日。

八十年，在歷史長河中誠不能以一瞬：但對一個執政黨來說，應能做出多少事業，足以對人民、國家和民族產生深遠影響。

一個嚴肅的、對人民負責的政黨，當此建黨八十週年之際，自當謙虛謹慎、鬥心自問，檢討八十年來的得失、成敗、功過，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和人民一起探究其所以如此的歷史根源、制度根源和埋論恨源，俾今後能糾正錯誤，有所創新，與民更始，以新的面貌立足於新的世紀。

這一點，可以說是全國的民心所向。中新社北京五月十八日電曾報道：中共中央黨校王貴秀教授在訪談中說:”在黨八十年華誕之際，歌頌黨的豐功偉績的已不少，我想就黨內民主建設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問題提點看法與建議。”海內外不少心繫祖國興亡之士也倡議人民共同反省中共八十年的歷史。

中共領導層卻與民心背道而馳。中共中央宣傳部已經確定迎接中共建黨八十週年宣傳的主旋律是”三個偉大”

“中國共產黨偉大、社會主義偉大、改革開放偉大”：指令各大傳媒在宣傳報道中要歌頌和體現”三個好”

“共產黨好、社曾主義好、改革開放好”：同時要把江澤民提升到和毛澤東、鄧小平同樣的位置;並嚴禁出版部門出版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批評毛澤東的書刊，以免影響中共”偉大、光榮、正確”的”光輝形象”。

中共的形象如何，不是靠中共自封或自吹自擂的，更不能靠纂改或避而不談客觀事賈的宣傳報道來製造。中宣部企圖以控制輿論的辦法來迫使群眾吹捧中共，以維持中共約”光輝形象”，不但是醜聞，更適足以顯見中共政權色厲內在，喪失自信心而已。

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週年的時候，中共耗費以百億計的人民血汗錢舉辦盛典，在遊行的隊伍中和發表的紀念文章中只談成績，諱言缺點，抹煞歷史的真實，以突出中共的”偉大、光榮、正確”，並製造對江澤民的個人崇拜。中共領導層自以為得計。實際的後果是受到人民群眾的批評和譴責，使江澤民和中共約威信更加降低。

今次紀念建黨八十週年，中共領導層能不能吸取教訓，實事求是一些呢? 從中宣部的部署來看，顯然是不能的。中共約八十年，有待人民來評說。

中共八十年的歷史，多維、複雜、曲折，全面評說必須史實與理論並舉，非眾人之努力寫成專著不為功。本文只能就若干關鍵性大事，略作分析，以探究其得失成敗的原因所在。

中共在八十年中的一個貢獻

縱觀八十年的歷史，中共和毛澤東最大的貢獻就是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這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抵制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干預而提出來的。@lll坦是中共自己的創造性的貢獻。

今天中年以上人士對於新民主主義多耳熟能詳，而申年以下者則所知不孝。因此，有必要引述其要旨。

新民主主義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革命所要消滅的只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的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產階級和申等資產階級，在經濟綱領方面是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為國家所有，保護民族H一商業。明確表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在政治綱領方面，是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時期，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丐-坦幾項自由是最主要的。毛澤東和申共一再聲明：在幾十年中，中共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是不變的。

根據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一九四九年九月公佈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各民主階級的聯合專政，而不是像毛澤東後來所說的”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任務是繼續徹底完成民王革命的任務，而不是立即開始”社會主義革命”。

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和政策，對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有極強的吸引力，尤其是民主自由約諾言深得人心，它動員和保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在中共執政之初，雖然工作中的某些偏差在所難免，但基本上根據《共同綱領》和新民主主義論行事。群眾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國民經濟迅速恢復，社會風氣逐漸好轉，確實出現了開國的新氣象。至今不少人仍稱五十年代初期是中共統治下的黃金時代。

可是，好景不長。毛澤東的承諾一目猶在耳，《共同綱領》墨瀋未乾，卻沒有經過政治協商會議，沒有經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的討論和決議，毛澤東即於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一則批示中批評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中間階級的觀點。這實際上已經把民族資產階級看作革命對象。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實行二一大改造，開始社會主義革命。他並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的三種表現：”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他還把”過渡時期”定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廷-坦樣，原來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建立的新式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就被一筆勾銷了。

從此，毛澤東逐漸走入一個思想的誤區，不斷地反”右傾”，日益背離並否定自己的新民主主義，轉而追隨斯大林主義，逐漸形成左的、甚至發展成為極左的綱領路線，給人民和國家帶來重大的災難。

如果按照毛澤東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按照《共同綱領》，搞幾十年不變的新民主主義，也許中國不曾走那樣大的彎路，人民不會遭受那樣深重的災難。

請看今天中國大陸，所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埋論”上建立的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理論支離破碎，缺乏肯定性和完整性，給人以”申國特色像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的感覺，還不及新民主主義的系統和完整。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政治上實行的是一黨專政、領袖獨裁，較之以民主自由為內涵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大大後退：在經濟上不但沒有保障人民的福祉，反而兩極分化，重新出現了壟斷資本、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今天大陸不少資深學者重提新民主主義，可見新民主主義的優越性和生命力。

我認為新民主主義是中共八十年中唯一其有創造性的．頁獻，可惜被毛澤東自我否定。《詩經》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毛澤東正是如此。

我突出中共約這一貢獻，因為中共所稱許的其他貢獻和成就均難以與新民主主義這一頁獻相比。

例如，中共經常炫耀:毛澤東時代中國在短期內建立工業化體系的基礎。這確是個成就，但這不是中共約創新，而是照抄斯大林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迅速工業化政策。那是通過”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即剝奪農民，壓低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報酬來進行的;是以資源浪費、匱乏經濟、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為代價的。其長期性後果是經濟比例失調、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和人民不滿，最後不得不實行經濟改革。

又如，廢除不平等條約，取得國家獨立，不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以及香港澳門之回歸，這些確真是在中共治下完成的。但這些不是中共約政策創新的結果。總體來說，這是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之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潮流，加以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站在反法西斯的盟國一方的結果。二次大戰後相繼取得獨立地位、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所在多有。諸如印度、印尼、緬甸以及非洲諸國，均是如此。印度之收回被葡萄牙侵佔的果阿，且先於我之收回澳門。

再如，中共現在最所津津樂道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取得經濟高速發展。這也是事實。但這反而不能證明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正是逐漸廢棄了原來遵行的列寧、斯大林的社曾主義經濟體制(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介配)，引進資本主義因素的結果。而且因為政治體制依然是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舊體制，不但阻擋了中國的民主化和現代化進程，而且也阻滯了經濟體制進一步改革，從而造成了今天大陸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金融財政潛伏危機、貪污腐敗、道德敗壞、治安告警等社會、政治、經濟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的狀況。

我不贊成把中共八十年說成一團漆黑，否定一切。但是對中共約貢獻和成就要實事求是，具體分析：不能聽任中共自吹自擂，忘乎所以。

八十年申的三個重大錯誤

謊言和恐怖同樣是極權統治的特徵。奧威爾(GeorgeOrW臣)的著名小說《一九八四年》描寫該書主角溫斯頓．斯密士(乏instonSmith)，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真理部”的小黨官，他的工作就是修改書刊以使之與當時大獨裁者的言論相符。

中共建黨八十年，執政五十二年，屢犯重大錯誤，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但中共當局諱莫如深，自欺欺人，對歷史上的重大錯誤或者索性不講，或者輕描淡寫，以顯示其”偉大、光榮、正確”。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得快”。中共不承認自己犯錯誤，當然不能從中學習。這是他不斷重覆自己的錯誤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共執政以來，至少有三個重大的錯誤不能不講。因為它們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大的災難。它們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六四武裝鎮壓八九民運”。中共必須從這些重大錯誤中學習。

先說”大躍進”。

“大躍進”是毛澤東親自倡導和組織的。一九五六年由周恩來、陳雲等提出而為中共中央集體所同意的”反冒進”，是正確的，毛澤東卻強調”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裡”，於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一九五八年五月間在多次會議上愈來愈猛烈地批判”反冒進”。毛澤東提出而為中共八屆四中全會和八大二次會議所批准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否定”反冒進”，主張”大躍進”。”大躍進”不是根據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當時的基本情況提出來的。而是毛澤東為證實其所謂政治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反右運動之後必然要出現”經濟建設高潮”這一政治需要而提出來的。因而帶有主觀性和左的傾向。加上毛澤東所倡導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煉鋼鐵，促使全黨全國自上而下刮起一陣高指標、瞎指揮的浮誇風和共產風。這種歪風之下，實際上經濟已經出現許多間題，包括出現”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是中共創造出來的”餓死人”的代名詞)。一九五九年，中共內部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議論紛紛：黨內高層也有不同看法。該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出意見，實際土是代表了廣大群眾和黨內高層不少人的意見。毛澤東卻獨斷專行，批判彭德懷，反擊”右傾”和”修正主義”，並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反而推行了一條更左的路線。

“大躍進”給中國人民帶來重大的災難。迄一九六O年，三年間農業大幅度地”躍退”，糧食、棉花都跌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作物跌到建國時的水平以下，輕工業出現從未有過的下降情況。輕工業品嚴重不足，人民生活困難。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按官方統計計算，全國”非正常死亡”和滅少出生人口數達四干萬人，並使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拉大。

這個重大失誤和災難，中共在回顧其八十年的歷史時，難道可以忘記和掩飾嗎？

再說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毛倚仗其絕對權威和無比聲望，不通過任何合法組織和程序，以縱橫埤闔、陰謀詭計和突然襲擊的辦法打擊其他領導人，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掌握了中央大權。實際上這是一場政變，是以個人反對中央集團，以毛澤東的極左錯誤的個人專斷取代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同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瘋狂和荒謬的程度。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部份政治局委員和軍委領導人在中央政治局碰頭會和中央軍委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卻被毛澤東和林彪、”四人幫”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加以壓制和打擊，後來還受到殘酷的迫害。

於是文化大革命就在毛澤東和”四人幫”的主導下，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推行一系列的極左路線，並製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作為指導思想。其時，憲法被撕毀，法制被踐踏，一切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作為是非正誤的標準，實際上實行的是封建法西斯專政。這場天下大亂、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之久，而且後患無窮。

在經濟上，文化大革命動亂十年，經濟瀕於崩潰邊緣。國民收入的損失超過了建國三十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相當於建國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百分之八十，從而使中國與世界上的先進國家的距離日益拉大，落後幾十年。

在文化上，文化大革命實乃大革文化命。中國的文化遭到極大的破壞。在”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的極左論點指引下，中共實行反智主義、文化毀滅主義、和文化專制主義。知識分子被迫害，文物被砸毀，學校被停課，書刊被禁鋼，宣揚”書讀得越多越蠢”，鼓勵”一父白卷”。致使文藝凋零，科技落後，人才斷檔，文旨增多，鬥爭哲學高於一切，社會道德倫理被破壞，是非真偽的標準被顛倒。貽害之深遠，絕非短期內所能克服。

在封建法西斯專政下，大批幹部群眾慘遭非人的迫害和鍾壓。據官方統計，文革期間全國有近七十三萬人被誣陷迫害，其中近三萬五千人被迫害致死。

對於這場導致重大災難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領導層雖然曾經明文規定要”徹底否定”，但是作出此規定以來約二十年間，不准研究文革、不准討論文革、不准出版有關文革的文章書籍，則所謂”徹底否定”豈非空話?而且此類”不准”愈演愈烈，竟至收集文革歷史資料的學者都會被逮捕。真令人擔憂文革的災難會不曾重現了。

再次，講”六四”慘案。

八九民運是一場和平、理性、有廣泛民眾參與的民主運動。這場運動並沒有反對中共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訴求，不過要求改革，成立自主的學生會，和要求反資污(當時叫”反官倒”)而已。卻早在運動初起的階段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即因鄧小平一錘定音而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被宣佈為”動亂”。對此，廣大人民不滿，中共黨內也有不同意見。但是實踐卻沿著這個定性而發展，更改不得。以至矛盾不斷升級。而在五月十七日關於戒嚴問題的中央常委會討論中，在兩票贊成、兩票反對和一票棄權的情況下，交由以鄧小平為首的人老拍板。八九年五、六月間的所有重要決策都是由鄧小平為首的”八老司令部”作出的。他們的權力超乎黨章和憲法之上。在對待八九民運問題上，他們決定戒嚴，決定調各路軍馬進京，決定罷免趙紫陽，決定提拔江澤民為總書記，最後決定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這是鄧小平洗刷不掉的罪行。

“六四”鎮壓實質上是強硬的保守派為維護其既得利益而清算十年改革，反對民主化的一場政變。屠殺學生市民，撲滅八九民運，罷黜趙紫陽和一批堅持改革開放的官員，實行白色恐怖，大肆逮捕和流放自由化知識分子，以及延續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前的經濟上的”治埋整頓”政策和政治上的”反和平演變”政策，都是與這場政變環環相扣的具體內容。

“六四”慘案的後果十分嚴重。它不但屠殺和傷害了很多學生血二巾民，使中共和群眾的矛盾尖銳得難以解決，使中共政權喪失合法性，並使整個國家屈服於暴力，人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不得伸張。”六四”中斷了政治改革，使保守派統治至今。”六四”使經濟改革不能深化，由此形成的畸形的經濟體制甚至成為中共當局收買部份幹部群眾乃至某些學者的工具。這些都導致今天的中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貪污腐敗日益嚴重，社會矛盾日益激化。

要評說中共的八十年，要探討中國問題的癥結，上述中共約三個重大錯誤，一個也不能迴避。

不斷犯大錯的癥結是沒有民主

從以上對中共八十年來的一個重要買獻和三個重大錯誤的介析，我們可以得到什麼結論呢?

新民主主義是中共和毛澤東的一個重要買獻，毛澤東並信誓旦旦地說幾十年不變。從實踐來看，新民主主義確實在理論上周密合理，而且行之有效，受到人民群眾和中共黨員幹部包括高層領導如劉少奇、鄧子恢等人的擁護。但是毛澤東可以不經過政治協商會議，不遵守黨章所規定的重大決策要經由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或政治局會議的集體討論，並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通過，竟可惡毒地批評持正確認識．的其他領導人，任意撕毀作為根本大法的(共同綱領)和黨章規定，一個人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一筆勾銷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是為什麼?

再看”大躍進”。周恩來、陳雲等黨內領導人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進”，其實是對的。但毛澤東可以頤指氣使地批判他們”離右派只有五十米”，並迫使他們檢討。毛一意孤行地提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稱之為”三面紅旗”。這三面紅旗實行之初，已經出現偏差，甚至出現餓死人的事。但是，當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出意見，本來有很多人同意和同情，一旦毛澤東發起反擊，批判彭德懷，把彭德懷等人打成右傾修正主義分子和反黨集團時，幾乎全體中共高層領導人又緊跟毛澤東的錯誤路線，使政策向更左的方向發展。這又是為什麼?

再看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一九六七年部份政治局委員和軍委成員提出批評，竟被毛澤東打成”二月逆流”，壓制迫害，無所不用其極。如此等等，毛澤東的極左路線終於十年不絕，直到毛逝世才能剎住。這又是為什？

前述王買秀的訪談試圖從黨內民主問題作出解答。他說”中共歷史上的一些重大失誤的內在深層根源都是黨內民主遭到破壞”。中共當局也曾經無可奈何地，羞羞答答地說：”建國以來對民主政治建設重視不夠，是許多錯誤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產生的一個重要條件”(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六一二頁)。

說中共屢次重覆地犯重大錯誤的根本原因是沒有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不曾錯的。
沒有黨內民主，表現在哪裡呢?

王貴秀在訪談中講了沒有黨內民主的幾點表現：
一、實際存在的家長制和變相存在的家長制。
二、實際存在的或變相存在的”官員欽定制”(按即馬克思所說的”等級授權制”)，特別是領導者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
三、實際存在的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有些領導幹部從黨委退下來，到人大，再到政協，是變相的終身制的表現。
四、存在著”以集團領導外表掩蓋個人專斷的實質”。

因此，促進黨內民主必須廢除上述四種現象，從個人高度集權的人治型體制轉變到民主的法治型體制。

當前，在中共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嚴格控制意識形態，要求高唱”三個好”的主旋律的形勢下，王貴秀作此切中時弊的針眨之言，確是大義凜然，難能可貴。

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應該進一步深入研究。還要問中共黨內為什麼沒有民主?

中共雖然自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其實深受封建社會的皇權專制主義乃至江湖上的幫曾幫規的影響。具體地說，除黨章外，在高層還有不能為一般黨員所知的秘密條款。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推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並決定他為書記處主席。在這次會議上還規定，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見《毛澤東年譜》中冊，第四三O至四三一頁)。這就賦予毛澤東以絕對權威，有獨裁專斷之權。有了這一條款，一切黨章、憲法、黨的決定，對毛澤東都不在話下，毛盡可以”無法無天”了。實質上共產黨根本沒有黨內民主，黨章中所規定的民主實際上成為具文。在毛的專斷獨裁下，黨的一此二口回層領導人也放棄黨性，不敢堅持真埋;而一些向毛邀寵之徒更極盡迎合拍馬之能事，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造神運動。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開始時，黨內高層多數人對彭德懷的信是同意的。而當毛澤東”王赫斯怒”，一聲令下：”黨內有右派在猖狂進攻”，”要劃清界限”，這此二局層領導人立即群起向彭德懷、張聞天等開火。當時身臨其境的手銳如今深有感觸地說：”這種黨內以個人是非為是非，不提倡獨立思考，講義氣不講真理，大家確真是安之若素的”。這種講義氣，使毛澤東的近乎黑社會舵主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這種授予最高領導人以最後決定權的封建傳統，並不隨毛澤東之逝世而消滅，它像基因一樣深深地植根於中共約肌體之內。一九九八年鮑彤接受(華盛頓郵報)和”美國之音”的採訪，在講到關於鄧小平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問題時指出：十三屆一中全會，趙紫陽當選為總書記。趙在就職時說：”儘管小平同志已經不參加政治局常委，但是，遇到重要的問題、複雜的問題，我們覺得困難的時候，還是要向小平同志請教。小平同志將來認為需要，他有權作出決定，有權找我們開會”：全體委員鼓掌通過，成為一中全會的決定。(見《爭鳴》雜誌一九九八年七月號第五十八頁。)賦予鄧小平最後決定權，實際上促成鄧小平的”太上皇”的地位，是鄧日後能翻手把總書記打翻在地，並獨斷專行決定”六四”屠殺的張本。

目前作為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獨攬黨政軍大權的江澤民，無尺寸之功和任何威望。到目前為止，尚未聞中共黨內明確地賦予江以最後決定之權。但江既居核心之位，又大權獨欖，在中共的封建傳統之下，他未嘗不認為自己確實有最後的決定權。江澤民企圖於中共十六大領導層改組時，雖不能再連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卻仍然留任軍委主席，重演鄧小平”垂簾聽政”的故技。如此這般，所謂黨內民主，豈非侈談?

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談黨內民主，必須明確認定：最高領導人不過是中央委員會和常委曾的一員，不是凌駕於委員會之上的特殊成員，不能百有有形的或無形的最後決定權。

這裡講的只是黨內民主即黨的內部的監督、制衡問題。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要想克服重大錯誤，並不再重犯，有黨內民主，固然可以減輕或避免一些錯誤。但單有黨內民主顯然是不夠的：還必須在全國實行民主，即人民民主。共產黨不僅應該受到黨的內部的監督與制衡，還應該受到黨的外部的監督與制衡。

黨的外部的監督與制衡主要是兩個方面。

一方面，必須承認反對黨的存在，即允許有相當強大的獨立政治力量的存在。中國有句占話:”無敵國外患者國桓亡”，言其一個國家沒有外部的威脅，極易安於現狀，不求進取，甚至曳曳沓沓，耽於安樂，陷於腐敗。一個執政黨也是這樣。如果身旁有一個或幾個強大的其他政黨，就會認真注意不能為所欲為，不能犯錯誤，以免被取而代之：就要兢兢業業，力求不犯和少犯錯誤，特別是不犯全局性的、長期性的錯誤。右沒有反對黨，執政黨在短期內似乎可以穩定，所謂沒有其他政黨可以替代它。但從長期看，這必將給執政黨帶來腐敗和墮落，甚至”亡黨亡國”。民主國家實行多黨制，不是什麼主觀願望，而是從實際出發的客觀必然。試想，在毛澤東時代，如果有反對黨存在，毛澤東能夠在”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無法無天。作踐蒼生，危害國家，至死力休嗎?

另一力面，必須承認不同政見的存在，並且允許它可以通過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表現出來，即所謂人民的監督與制衡以及輿論的監督與制衡。有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執政黨就不可能一手遮天，長期弄虛作假，以致一發不可收拾。試想，如果大躍進時代容許不同政見存在，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那麼，那此丟同指標、浮誇風、共產風的弊病早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之前就會被揭露，不致到了饑荒最嚴重的時候，已經餓孵遍野了，還由得中共把存糧高估出一億噸來。也不至於已經左到了頭，還由得毛澤東一意反右了。此之所以在民主國家裡，必然存在異見分子和不同觀點的傳媒也。

所以，執政黨想要真正避免犯重大錯誤，避免重覆犯錯誤，必須既有黨內民主，叉有人民民主，兩者互為表裡，互相促進。這一點，倒是被中共八十年的歷史實踐所反覆檢驗證明了的真理，中共能否以自己的歷史為鑒，有以知興替，並有以知所改革呢?

必須重評共產黨的建黨理論

中共八十年來屢犯重大的錯誤，其根源乃在於沒有建立民主制度。這幾乎是黨內外的共識。群眾固然議論久矣，中共自己提出這個結論，若從一九八一年底中共十一區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算起，也已經二十年了。

那麼，為什麼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之下，特別是中共可謂已經有所認識的最近的二十年間，民主制度之建立卻毫無進展呢?

從源頭上尋找原因，蓋在於共產黨的建黨理論，特別是列寧的關於黨的領導體制的理論。中國共產黨向來引以為自豪的是讓黨一開始就是根據布爾什維克主義(按：列寧逝世後，改稱為列寧主義)的原則建立起來的，沒有受到社會民主黨的影響。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建黨原則，在黨的領導體制方面就是列寧的關於黨的領導體制的理論。這個理論文經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發展，更走向極端。
列寧的關於黨的領導體制的理論，概括起來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實行專政，即共產黨專政。
二、專政的共產黨決不與其他政黨分享政權，即一黨專政。
三、建立高度的集中制，使黨的中央無論對於黨內還是對於整個國家都擁有最大的權力。其基本特點，即自上而下地進行委任和指揮。幹部只對上級負責，不對人民負責。
四、共產黨直接處理政府工作的具體問題，即黨政合一，而且黨凌駕於政府之上。
五、在黨的領導體制上，列寧特別強調領袖的作用。一黨專政就等於領袖專政，領袖專政集中到一點，即個人獨裁。強調使千百萬人的意志服從於一個人的意志。(列寧的原話。參閱蘇紹智著《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再認識》，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頁)

斯大林把列寧所闡述的一些理論加以強化和發揮，並把其中某些觀點絕對化。他特別強調黨的領導作用的最高表現是黨的專政，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其他各種組織形式，包括政權組織、工會、合作社等，不過是黨手中的工具。列寧的黨的領導體制理論發展成為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埋論。從根本上說，是把國家和政府的權力集中於共產黨，同時又把黨的權力集中於個人。這種以高度集中為特點的體制，在政治上最典型的現象，就是個人崇拜。

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初，就自覺地以布爾什維克為榜樣，自然採用了蘇聯共產黨的黨的領導體制和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又根據中國的實際，採取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基本形式。毛澤東明確指出：”二、農、商、學、兵、政、黨芒-坦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大肆宣揚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毛澤東集權達於頂峰，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大於憲法。其時，毛曾夫子自道：”我是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這種體制已經形成為典型的個人崇拜制。

所以，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日起就接受了列寧的愛的領導體制埋論，本質上就與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風馬牛不相及，而且在實踐中更走向極端。我們應該批判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建黨理人而。

文化大革命後，在改革的呼聲中，鄧小平雖然提出過權力過份集中是中共現行制度弊端中的總病根，並提出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等政治改革的內容。但曰芒一十多年過去了。政改無寸步前進。根本原因就是鄧小平本人並沒有看到黨的領導體制本身的問題，特別是中共建黨原則的問題：而且還堅持以黨的領導即一黨專政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因。”六四”之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不但不進行政治改革，而且日益依靠專政機器，依靠恐怖與謊言，來維持自己的統治。

中共紀念建黨八十週年，應該有尊重歷史的信心與雅量，從八十年的實際出發，承認犯有重大錯誤，從中吸取教訓，找出癥結所在是沒有民主。而沒有民主的根源在於既堅持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以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為核心的建黨理論而僵化不悟，又浸淫於中國封建社會的皇權專政主義的傳統而不能自拔。中共若明乎此，應與人民一起批判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建黨理論，批判封建專制思想，破除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死結，承認其他獨立的政治力量，承認異見的存在，賈行多黨制，實現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使中共既接受黨內的監督與制衡，又接受黨外的監督與制衡。這樣才能找出克服腐敗，長治久安的治國之道;也才能找出中共自己的生存之道;而不致於使中共與中國真的被中共近來常說的”亡黨亡國”的不祥之語不幸言中。

二00一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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