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革命到專政八十年—窮途沒落的共產路

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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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4日訊】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党建党八十周年。八十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若以人壽相比,是耄耋之年,屬於衰老階段。中共這個党,不止衰老,而且是墮落—從原初為工農革命而奮斗、有共產主義理想的政党,墮落成為壓迫人民、制造謊言、歪曲歷史和事實、戕害自己同志和知識份子、赤裸裸的權力爭奪和把持、自上到下的貪污營私、實行徹底箝制不同聲音的暴戾專政的政党。

早期領導人為革命理想而獻身

提起中共初創時期,人們自然會想起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等一大批激進的知識份子。不管現在我們是否同意他們當時的政見,但他們那种對理想真誠的追求和奉獻精神,在人格上是值得尊敬的。尤其是陳獨秀,他從五四運動起,一直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他之所以成為共產党創始人,是因為他受到當時俄國革命影響,相信共產主義是推翻舊秩序、為人民開創理想社會的新途徑。他一生經歷過無數波折,從創党領袖變為托派領袖,被共產党開除,被國民党囚禁,抗戰初從牢中釋放出來,生活顛沛,到了晚年,仍舊回歸民主自由,完成了他最後的反省。而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則是他臨刑前顯示出的知識份子的坦誠,說明他之所以當了六年中共領袖,乃是一次逼上梁山的歷史誤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法國總統克里蒙梭說過:「一個人年青時不信仰左翼思想,他的心靈有病,到了中年時還左,他的頭腦有病。」

中共初創時許多知識份子都是處於該左的年齡,這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還是當時中國社會所處的內外形勢使然。今天的人,多數反對革命贊成改良,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前的情形恰恰相反。自從戌戍政變遭受血腥鎮壓之後,人們對改良徹底失望,因而轉向革命。孫文革命以武裝起義為主,俄國革命則以群眾蜂起的運動為主,這就給了當時激進青年以另類選擇,愿拜列宁為師,因而群起投效共產運動。如果我們翻讀他們當年的著作,便會發現,他們當時的言論是反帝反封建、反剝削反壓迫、爭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同當權後的共党言論迥不相同。我們不能以今日的處境,責備當年的共產青年,他們當時确是一腔熱情,敢於拋頭顱洒熱血為中國開創新天地而奮斗。事實上自宁漢分裂之後,在蔣介石的白色恐怖底下,無數革命青年,整批被綁赴刑場犧牲了。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是導致共產党上山打游擊的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在共產党里能夠脫穎而出,就是得力於游擊運動。

毛澤東是現代朱元璋

毛澤東無論在党里或在時代里都是一個异數。上世紀二十年代,有誰會料到這位曾与同學蕭瑜一起行乞過的湖南小子,後來居然會成為十億人非崇拜不可的現代帝王。

毛澤東是現代朱元璋,他与朱元璋一樣,具有農民戰爭所需的草莽性格;但他与朱元璋不同,能詩能文,通韜略,明史鑒,無須謀士而能自運權術。當共党初期以城市活動為中心的時候,毛雖是党第一次大會代表,在党內并不受到重視。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伐時,別人投身北伐運動,他卻在湖南主持農民講習所,并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足已顯露出他思想上的農民傾向。到了中共被迫從城市退到農村之後,毛便如魚得水,發揮才干,成為紅軍領袖。他在江西井岡山這個深山峽谷里建立蘇維埃政府,已反映出他的極左傾向和坐天下的欲望。不過毛的紅軍,開始時并沒有像朱元璋在韓林儿和郭子興紅巾軍中作戰那麼順利,要經過二万五千里大撤逃抵達陝北之後,才靠著抗日戰爭的特殊形勢坐大。

抗日戰爭幫助中共奪得政權

毛的胜利,并非什麼「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成功,歷史上所有農民戰爭都是由農村發難攻打城市的。所謂「農村包圍城市」,只證明中共的「解放戰爭」是一次農民戰爭而已。不過它与歷史上所有農民戰爭不同之處,在於它多了一塊馬列主義招牌,和一個由激進知識份子發起、遵循俄共列宁模式組成的共產党這個有思想的組織,作為紅軍領導。毛的胜利,謀略固然有關,更重要的還是形勢使然。沒有日本的侵略,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如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有蘇維埃俄羅斯一樣。

「二万五千里長征」是中共最困頓時期,几乎瀕臨絕滅之境,是「西安事變」救了它。楊虎城的被殺和張學良的被軟禁,換來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紅軍以假投誠換來了休養生息机會和政府的補給。「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占領華北,長驅席卷華中華南,蔣政府退据西南,給中共在敵後根据地以廣泛的活動空間。到了抗戰結束,中共武力已經羽毛丰滿,加之蔣政權本身的腐敗,人心傾共倒蔣,一股反內戰的潮流在知識階層和民間興起,支援了中共,動搖了國軍軍心,終致蔣政權在大陸土崩瓦解。

歷史自有它的邏輯,所有得胜的農民戰爭,到了城市,都要建立王朝,而農民戰爭的首領,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皇帝。

中國自辛亥革命之後,正式稱帝的皇朝已經廢除,袁世凱雖想复辟,也只當了一百零二天皇帝,便在四面楚歌中自我放棄。但毛澤東不同,他無皇朝之名卻有皇權之實。由於他頭上有了工農革命的光環,加上共產党本身有意制造領袖崇拜以體現党的領導權威,便將毛澤東捧上神壇。斯大林走上神壇是自己加冕的,毛澤東走上神壇卻是劉少奇等袍澤加冕的。正是如此,毛澤東便以「偉大領袖」之名,行使比歷史上任何皇帝更殘暴的皇權,連同他一起革命的袍澤和人民,都被玩弄於股肱之間,無法逃避,無法反抗,一起遭殃。

沒有人性只有党性和奴性

經過三反五反,經過大鳴大放到反右,經過三面紅旗的放衛星田和全民大煉鋼鐵到三年大飢荒,再經過文化大革命,人們應該痛定思痛,想想看:是什麼原因,使得全國几億人民和几千万中共党員,對毛澤東那些明顯是愚蠢和荒謬的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毫無反抗和异議?為什麼全中國只有彭德怀在廬山會議上對三面紅旗提出批評,而沒有第二個、第三個「彭德怀」繼起?如果說國內的人處於高壓底下無法表達、無法反抗,為什麼處身在國外的科學家和高級知識人士如楊振宁、陳省身、趙浩生等,甚至處於自由環境中的香港左傾文人,都會對文革与三面紅旗歌功頌德,為虎作倀,而喪失了知識份子的良知?為什麼俄國有巴斯特納克、索忍尼津、薩哈羅夫、戈巴喬夫,波蘭有華里沙,捷克有哈維爾,中國沒有同類人物? 開放改革其實是走歷史的回頭路?

可以理解,共產政權是廿世紀的怪物。它比法西斯更法西斯。從俄國斯大林時代的清党和肅軍,到中國的反右和文革,那种對异已者慘無人道的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的确可以使任何异樣聲音無形消失。全體人民不僅要在口頭上歌頌共產党,而且還要真正交心,在靈魂深處自我忏悔,衷心擁護。在那個社會里,無論你是党員或非党員,都沒有人性,只有党性和奴性。

毛澤東的逝世,結束了他那個瘋狂領袖崇拜、鹵莽共產風和無法無天的時代。鄧小平依靠胡耀邦和趙紫陽,扭轉乾坤,開啟理性的開放局面,改行市場經濟,促使經濟活躍和复興。近年來中國人民生活相對改善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都是鄧小平的功勞。但鄧禁絕批毛,提出四項堅持(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党領導、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給政治體制改革划下無法推行的死框框。所謂四個堅持,實際上只有一個堅持,就是堅持共產党專政。所以在鄧小平時期,無論經濟怎樣開放,言論一樣受嚴密箝制,任何民間自主性的活動絕對禁止。胡耀邦僅僅因為反「精神污染」不力,被撤職委屈而死;趙紫陽僅僅因為同情學生的民主改革訴求而下台,被軟禁至今。而百万學生在天安門示威,堅持四十八天,終遭大軍清場,坦克鎮壓,釀成長安街血案,鄧小平成了罪魁禍首,遺臭千古。

江澤民因鎮壓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元老看中,出任第三代領導,党政軍三權獨攬,繼承鄧小平衣缽,一切以鞏固共產党專政為主要任務。他除了繼續經濟開放外,對言論和資訊以及民間組織的控制,比鄧小平時期更嚴,一絲不松。由於缺乏社會監控制衡,党政軍所有机构貪污腐敗深入骨髓。國企改革令數千万工人下崗,失業大軍情況嚴重。農民不堪苛捐雜稅荷負,棄地逃亡。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和地區貧富兩極分化加劇,社會矛盾緊張。加之江澤民草率宣布鎮壓法輪功,更使社會動湯不安。罷工、示威、警民沖突,到處發生。為了疏導社會不滿,江政權導致人民迷醉於金錢和權勢,鼓吹民族情緒,強調擴軍強國,將民間視線轉移到抗美反台獨和民族統一上面。

八十年歷史可分為兩截

鄧江的經濟開放和改革,基本上值得肯定,但若將經濟改革視作鄧小平的創見,或鄧江恩賜給人民的德政,便大可不必。行錯誤計畫經濟的是共產党,放棄計畫經濟、改行市場經濟的也是共產党;行計畫經濟時要人民歌頌,放棄計畫經濟又要人民歌頌,人民豈不成了歌頌的阿斗!事實上,鄧江現在所走的路,是回頭路,即回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前的路。應該設想,中國已被共產党折騰了三十多年才回到原路。如果這三十多年中國一直朝著市場經濟發展,中國將會是怎樣一番景象!有些人不從這個角度去看問題,只看到今天中國市場經濟一點活躍的景象,便忙不迭地歌功頌德起來。固然,中共走回頭路,等於浪子回頭,值得高興,但也不應忽略發展背後的貧困、腐敗、勢利、齷齪、不義和冷酷。中國人吃歌功頌德的虧夠多了,現在需要的是反省,是獨立思考,是批判精神。別忘記歷史的教訓,別趨炎附勢,妄說中國現狀是歷史上最好的時刻。台灣和香港也是中國,它們不是早在大陸遭受計畫經濟踐踏的時候,已登上了亞洲四小虎的寶座嗎?

回顧中共八十年歷史,大體上可分為兩截,一截由建党至執政,計二十八年;另一截為執政之後,計五十二年。前一截又可分為游擊戰前和游擊戰後,後一截可分為毛治和改革。

游擊戰前的中共接近俄共模式,重視理論,重視工運,國共合作和北伐給它提供了廣泛的活動空間。游擊戰後的中共,整體軍事化,重戰術,重農民,重實務,理論降低為通俗宣傳。毛澤東本人就沒有認真研究過馬列主義,他是撮取馬列某些概念應用到他所認識的中國社會現實之中,作為党的指導原則。鄧小平和江澤民更無理論修養和思想深度,有的只是一套因應形勢、為鞏固權力而作的文告。

但是有一點值得研究。八十年來,中共內部經過無數次斗爭,許多領袖被清算,但它仍舊能夠保持党的組織,維持一元化領導,繼續發展和擴大,不會分裂為多個組織,這是什麼緣故?

我想其原因是:共產党這個組織,全世界一樣,不准党內有派,更不准党外另立新党。它本身就是一個嚴密封閉和排他的集權組織。

當年俄共於列宁死後,內部分裂為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和布哈林派,不久,統統被斯大林打倒,加以清算。這是俄共執政之後的事,執政之前,俄共前身的俄國社會民主工党分為布爾什維克派和盂什維克派,兩派還是并存在於社會,誰也消滅不了誰。

中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期,党內也曾產生過托派,立即全被開除出党,視為仇敵,百般加以污?、打擊和殺戮,勢不兩立。執政後,托派全被投入牢獄,一网打盡。紅軍入川時,張國燾也曾因不滿毛澤東而另立中央,但為時短暫,一入延安,分立便化為烏有。

中共作為一個中央集權的党,誰取得中央領導權力,誰便有辦法消滅潛在的僭權者,決不允許党內有派別存在。斯大林逝世前,第三國際對中共領導的更換,起著決定性作用。陳獨秀的下台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張聞天等相繼上台,都是莫斯科的主意。唯有毛澤東的掌權是憑著自己的實力和權術奪到的。斯大林清算党內异己,依靠格柏烏這個特務爪牙,百般折磨,直至對手精神完全崩潰,自認罪狀,然後加以殺戮。毛澤東則青出於藍,除了依靠中央警衛團之外,更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群眾專政」,慫使盲從青年去斗被怀疑的僭權者和不忠者,斗垮了斗死了再踩上一腳。其斗爭范圍之廣,對全民禍害之深,遠遠超過斯大林的清党和肅軍。

八十年的歷史,是一部血跡斑斑的歷史。有英勇犧牲的烈士血、有死在同志刀下的冤魂血,有無辜遭殃或被草菅人命的白流血,更有洒在長安街上和天安門前的民主斗士血。它們构成了整部中國現代史。

世界史上壽命最長的共產党是俄共,它從一九?四年布爾什維克集團算起至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為止,共歷時八十七年。中共能否有八十七年的壽命,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共產政權這個二十世紀怪物气數已盡,即使還能苟延殘喘於一時,也只是掙扎圖存而已。世界的一體化,越來越使人類趨向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的憲政體制,專制和獨裁很難再見容於廿一世紀。

轉自《 博訊 》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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