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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0日訊】 尊敬的吳祖光先生非常值得談論。談論吳祖光先生一點也不需要正襟危坐﹐冥思苦想﹐恰恰相反﹐倒是要多一些再多一些常人的眼光﹐多一些返樸歸真﹑底線覺悟。從某種意義上說﹐底線覺悟最難獲取﹐因為這需要在深深淺淺﹑雅雅俗俗的繁雜言說中﹐徹底擺脫“文本神聖”（所謂敬惜字紙﹑文章乃千秋功業等等）﹑“口舌乾坤”（不管實際做得怎樣﹐話一定要說得漂亮等等）的魅惑﹐而直取行為的意義。這當然不是要貶低甚或排斥書齋和論壇﹐而是要強調行動的至高價值。古往今來﹐有多少生命葬于歷史的塵埃﹐反倒是留下了“名山”中人﹐這無疑加重了文化人“學而優則仕”﹑“學而優則名”﹑“名威而後士”﹐輕實行﹑踐履的缺鈣傳統﹐今天﹐我們應當努力伸張“做一個好人比寫一百本書重要”的社會人格觀﹗愛因斯坦在評價居里夫人時說的那段名言﹐非常值得我們中國所謂“事業心強”的知識分子們反省﹗我們應當儘可能克服學院氣﹐當此互聯網方興未艾的時代﹐我們完全有條件將目光多一些投向相對缺乏思想理論著述的人們﹐以強調現代公民性人格的緊要。吳祖光沒有出版思想理論著作﹐他的人格卻有第一流的重要性。
吳祖光是率直型的人格。他當然是有先進思想的﹐否則他不可能那麼自覺﹑澄明﹐不可能60多年來一以貫之地追求正義﹑堅守良知﹐如果你要從社會公共關懷的一面嚮他學習﹐那麼﹐除了乾淨磊落的行為﹐再沒有別的讓你覺得高不可攀﹑勞神費心的了。
吳祖光受了特別多的苦﹐以致在他76歲（1993年）為《北京晚報》寫的一則千字文﹐發出一聲長嘆﹕“我的冬天太長了﹗”但他卻是一個異常開朗﹑樂觀﹑曠達的人。老舍批判過他﹐並沒有來得及向他道一次歉就走了﹐他卻寫了情真意切的長文懷念老舍﹐並認真花心思質疑老舍是不是被人謀害了﹗當那位精明的女電視主持人（見下文）問他“是否原諒整過你的人”時﹐祖光先生答說﹕“我把他們忘了”﹗我這裡想替吳先生補一句﹕“我只有公仇沒有私仇﹗”記仇﹑報仇不是吳先生的性格﹐儘管他必定與常人一樣﹐不會健忘於愛憎──他並沒有具體說“忘了”什麼﹐至少主要是田漢而不是周揚整了他﹐這件事﹐時隔幾十年他還記得清清楚楚﹐當然他更加清楚田某人也不過是仗勢欺人罷了﹗
能有吳先生那樣的率性而非“閒適”的心態﹐該有多麼好而又是多麼難得啊﹗你想想﹐始終不渝地與公敵﹑與惡勢力鬥﹐雖黑雲壓城﹑泰山壓頂而面無懼色﹐照樣歡快生活﹐這需要多大的精神性情的力量﹗看看他的也成了戲劇家的女兒吳霜用了怎樣的語言說她的老爸吧──“從老爸的一貫個性看﹐他是個脾氣再隨和不過的大好人﹐這在我們這個大家庭中﹐在他為數眾多的朋友們當中是人人皆知的。……我看﹐說我老爸是肝火旺盛﹐我是絕不能同意的﹐你說他這人不容邪惡﹐一腦子老天真﹐那還沾點邊兒。……這些父老兄弟姐妹們全都說得對﹐我老爸太沒有心計﹐太不世故﹐……老爸招惹的一次次麻煩﹐是海水拍打礁石﹐海浪隨風向時而轉換方向與力度﹐而礁石始終不動聲色﹐認准一條路走下去﹐四平八穩﹐目不斜視。你說我老爸一輩子顛沛流離﹐活得累嗎﹖我看他活得比誰都輕鬆。”
我想嘗試說一句“充學問”的話﹐吳祖光的性格是自然性格與社會個性的完美融合﹐前者使其永遠長不大﹐童心永駐﹐他最喜歡與孩子們“泡”﹐是孩子們的“哥們兒”﹔後者使其成為任憑風吹浪打的“礁石”。吳祖光的人格本身就是一個光彩四射的戲劇人物﹗這樣一個既有藝術專長（文學﹑戲劇﹑書畫﹐該不該算上他的木工活﹑廚藝等等﹖）﹐又能恪守公共關懷的大知識分子﹐實在應當從多種意義上視為我們的人生楷模﹗
10天前我給尊敬的邵燕祥先生去電話時﹐接電話的謝老師(邵夫人)告訴我﹐吳老先生在病中﹐由他的兒子吳歡全天候護理。聞之淒然﹗84歲的老人還沒有看到過“春天”到來的光景呢……據說老人的身體是從1998年愛妻新鳳霞突然去世後急轉直下的。
新鳳霞﹗又一個完美的人格﹕
──出身貧寒﹐自學唱評劇﹐14歲唱成了主角﹐是享譽海內外的“評劇皇后”﹔婚後才從丈夫識字﹐成為作家﹐一生出書20本﹔書畫俱佳﹐家務活好手……
──非常愛美的大美人兒﹐1957年中央文化部副部長劉××威脅她和右派丈夫離婚﹐被斷然拒絕之後﹐也戴上右派帽子﹔“文革”初期作為牛鬼蛇神接受高強度勞動改造﹐一次累病倒地因醫院誤診而致半身不遂。“我媽媽﹐一個聞名全國的大演員﹐嫁給他也有四十年了﹐四十年來擔驚受怕﹐從來就沒有消停過……”（吳霜）
──雖厭惡政治﹐甚至害怕因言賈禍力阻丈夫表達良知﹐但始終不失善良品質﹐持守至真至純不受邪惡政治左右的愛情﹐即使在險惡之中﹗“他們希望我媽媽離婚﹐說‘吳祖光是一個政治上的壞人’。新鳳霞說‘你們認為他是壞人﹐我認為他是好人﹐他對我沒壞啊。’”（吳歡）
“我媽媽說解放前她怕警察﹐解放後怕黨委書記。……我媽媽追求的還是一些文化﹐她不願意政治問題幹擾到我們家裡的家庭生活。但恰恰我爸爸對政治的敏感又促使他仗義執言。其實說到底﹐我爸爸並不是一個政治理論家﹐我爸爸跟政治的關係是一種被動的關係﹐完全不是因為我爸爸對政治有興趣﹐而是因為政治從57年開始就對我爸爸非常厚愛……實際上就是他對政治上的一些反應。”（吳歡）
中國缺少像吳祖光這樣的丈夫﹐也缺少新鳳霞這樣的妻子。這不是從才華﹑成就上看﹐而是從最起碼的立身處世的道德上看﹐從做人的起碼勇氣與良知上看。
吳祖光生於列寧鬧革命得手的1917年﹐生於北京。父親吳瀛（又名吳景州）博學﹐工詩﹑文﹑書﹑畫有著述四種傳世﹐還是一位文物鑒賞兼收藏家。家庭的文化氛圍給少年吳祖光以深厚的熏陶和影響。在中學讀書時﹐他不僅初試文學習作﹐發表過一些詩歌和散文﹐而且被京劇藝術的特殊魅力所吸引﹐跑戲園﹐沈醉其中﹐由此受到了戲劇藝術的啟蒙教育。中學畢業後入中法大學文學系﹐學習僅一年即應戲劇家餘上沅之邀去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任校長室秘書﹐同時與在該校任教的劇作家曹禺結識。１９３７年在乃父的鼓勵下創作併發表《鳳凰城》﹐從此走上戲劇道路。後來的劇作有《孩子軍》﹑《正氣歌》﹑《風雪夜歸人》﹑《牛郎織女》﹑《林沖夜奔》﹑《咫尺天涯》﹑《闖江湖》等共十餘部。投身多種文化活動﹐當過教師﹑編過報刊並從事過自己並不喜歡的導演。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在《從“1957”年說起》一文中﹐祖光先生一開始就這樣說﹕“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國家的不幸﹐首先是廣大人民遭受苦難﹐而遭受苦難的人民完全是無辜的﹑冤屈的﹐沒有一絲一毫的責任﹔應該負責的完全是昏庸腐朽的當權者。”
祖光先生20歲以後結識了“左翼”文學力量。日本投降後在上海做報紙副刊的主編﹐連續寫出新的話劇﹐對國民黨當局和舊上海的黑暗作了尖銳的諷刺﹐為此遭到了當局的威脅﹐在朋友的關懷和幫助下出走香港。在香港出於被動做起了電影編導﹐兩年編導了四部電影。共產黨革命成功後﹐雖有香港好友挽留﹐並許以厚遇﹐祖光還是“一心要趕回來參加開國大典。”“趕回北京已經是10月2日。而且迅速地被通知我今後的工作崗位仍是我在香港不是心甘情願的電影編導工作。”這時他“才知道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組織決定﹑必須遵守’的‘制度’。這在以前我是沒有經歷過的﹐我從不妨礙別人﹐也從不願受別人的管束。……和我談話的是當時中央電影局藝術處處長陳波兒女士﹐她是局長袁牧之的夫人。……見面之後﹐我首先就表示自己不願做電影導演﹐但波兒立刻對我說﹕‘當前我們所缺的就是導演﹐譬如說某某人﹐過去根本對電影從未接觸過﹐剛從延安進城﹐電影不過只看過幾部﹐現在不是已做了導演嗎﹖何況你已經在香港拍過四部電影﹐很有經驗和成就了﹔請你做導演﹐是革命的需要﹐你的任務已經定了﹐先去拍一部以紗廠女工為主角的《紅旗歌》……’我嚇了一跳。”
1954年全家遷到北京後﹐祖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親吳景洲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獻給國家。國家文物局長鄭振鐸和著名的文物鑒定專家楊蘭教授用了三天時間親自鑒定﹐241件文物裝了幾車拉到故宮博物院。
3年後愛國者厄運臨頭。毛澤東號召給黨提意見﹐而且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是一向主張創作﹑寫作自由的﹐對這種低水平領導高水準的現象十分反感。我的主張就是﹐政治要有領導﹐軍隊更要領導﹔然而文學﹑藝術本是給廣大的讀者和觀眾讀的﹑看的﹐只有自由的寫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應當給作家﹑藝術家絕對的自由。……”這就是著名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論”﹐而毛澤東竟親自參戰﹐提出“外行可以領導內行論”﹐與之相抗﹐結果槍桿子戰勝了筆桿子﹐秀才書生的理性敗於流民兵家的非理性﹐“誰也想不到忽然從‘提意見’變成了‘向黨進攻’。而且把這種顯然的‘陰謀’公開說成‘引蛇出洞’ 的‘陽謀’”。“而我由於在戲劇家協會的一次發言中談了我反對戲劇審查的意見﹐被當時劇協的領導者田漢﹐把我的發言加上一個標題﹕《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這樣﹐田漢就擺脫了他自己發表過的一切類似意見﹐揪出了一個專門與‘黨’作對的吳祖光﹐成為戲劇界﹑甚至整個文藝界﹐第一個大右派﹗震動全國﹐立了一大功。”接來的是整個戲劇界﹐以至文藝界對吳祖光的大批判﹐大會﹑小會不下五六十次。1958年吳祖光被發配到了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妻子被株連﹐3個孩子都不許昇學﹐長子吳鋼去近郊農村“鍛煉”﹐次子吳歡初中讀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團”通訊員﹐每天走70華裏送信的苦役﹐小女兒吳霜初中畢業後﹐竟被原來最喜歡她的女班主任老師取消了她昇學的權利﹐只能呆在家裡。而父親去世之時竟不知他的兒子到了什麼地方。“以後就是最善良﹑刻苦﹑默默承擔一切責任的我的母親﹐擔負起所有全家以及三個年青孫兒孫女的教養之責﹐雖然他還有許多兒子﹑女兒﹐但她一天也不離開這個‘闖了大禍’的兒子的家……”
“文革”初期的一天﹐祖光被安排回家﹐看到的竟是﹕“全家一片混亂﹐我的書﹐我家大客廳的桌椅擺設全部像遭了搶劫﹐是叫我回家去收拾殘局的﹐我的八旬老母﹐我的妻子坐在殘破的屋裡發獃﹐我只能爬在地上﹐滿身是汗地件件撿起這些破爛東西﹐客廳裡連地板磚都掘碎了一角﹐妻子告訴我造反派說地下埋有軍火﹐所以挖開的﹐屋頂也挖開了一角……”
“一場反右鬥爭﹐視知識分子為仇敵﹐以淩虐知識分子為最大娛樂和享受﹔10年文化大革命﹐製造無數冤假借案﹐死傷枕籍﹐真是千千萬萬。……多少血債﹗”“我家的災難﹐完全起源於當年的劃為‘右派’﹐我的幾個弟妹受了牽連﹐現在回想都是離奇古怪不可思議的﹕譬如五妹遠遣福建﹐七妹遠戍雲南﹐八妹畢業于外交學院﹐她的同班同學後來都做了大使﹑代辦等等的外交官﹐她卻遠在內蒙古默默無聞。六弟在蘇聯留學被抽調歸國﹐狠狠進行批判改造﹐……至於國家﹑民族的災難﹐加給一切受害者的生命財產的損失﹐這歷史的孽債﹐是不是會像哲人所說的﹐由‘社會的進步’來補償呢﹗﹖”
蕭乾曾戲說﹐如果他和吳祖光在街上同時遇到不平之事﹐吳祖光肯定會上前打抱不平﹐而他自己則會溜之大吉。有這樣性格的吳祖光﹐也就不會對是非善惡有半點含糊了。1992年6月的一天﹐吳祖光到醫院去探望曹禺﹐兩位老友坐在一起﹐手拉手談心﹐曹禺忽然滿面愁容地說起一生寫作上的失落﹐吳祖光脫口講出一句對老友憋了多年的心裡話﹕”你太聽話了﹗”曹禺幾乎叫喊起來﹕”你說得太對了﹗你說到我心裡去了﹗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什麼﹐我馬上去幹﹐有的時候還得揣摸領導的意圖……可是﹐寫作怎麼能總聽領導的﹖”
“太不聽話”的吳祖光當然也就“太不討喜”﹐也就會遇到太多的流氓權力的滋擾﹗例如他與新鳳霞的書畫聯展﹐三次布展就緒﹐臨開展的早上卻生生被陳希同下令卡死──“出動警車強制停展﹐把參觀展覽的數百名來賓﹑無數的花籃……一律攔截”﹐人們聞言說祖光的忘年交王丹也要來﹐可應邀到場的法國大使﹑香港名導演與文化部領導人都已被晾在一旁了﹗這發生在轟動全國的“國貿事件”以後不久。
1991年末﹐有兩位中國姑娘在北京惠康中國國際貿易中心超級市場購物﹐因被懷疑而遭商家的滯留和檢查。兩位姑娘不堪屈辱﹐憤然起訴﹐將那家大型中外合資企業送上了法庭﹐引發了中國首例消費者名譽權案。吳祖光是從報紙上瞭解到這例消費者名譽權官司的。1992年6月﹐有一位朋友來看他﹐送他一包茶葉﹐茶葉是用一張報紙包的﹐那上面刊載有關”國貿搜身案”的詳細報導﹐這篇報導援引兩位姑娘在法庭上的一段訴說﹕”中國人是不習慣走上法庭的。我們提起訴訟﹐絕不僅僅是因為個人的遭遇﹐……”祖光讀完了這篇報導﹐將報紙摔在茶几上﹐憤然提筆寫了題為《高檔次事業需要高素質員工》的批評文章。
說到這裡﹐我想到﹐如果沒有開放例如收聽“敵臺”（開放客觀上不可能僅僅是官方需要的開放）﹐顧客被搜身的事情也不可能產生訴訟反彈﹐而祖光先生1949年以前就曾受惠于異域文明的熏染﹐例如1946年6月他在上海收到老舍先生從美國寄給他的一封信﹐信上說﹕……“假若我們能有美國”“那樣的言論自由﹐我敢說﹕我們的話劇絕不弱於世界上任何人……”譴責搜身者的文章發表後﹐吳祖光先生接受記者採訪時講了這樣一則故事﹕一位中國留學生在澳大利亞的超級市場買完東西準備離開時﹐商場管理人員走過來問﹕”先生﹐您付款了嗎?”那位中國留學生告訴他付過了﹐管理人員連忙道歉﹕”對不起!”這時﹐又有一位澳大利亞人走過來問這位留學生﹕”先生﹐您丟失了什麼沒有?”那位中國人馬上摸了摸口袋和錢包﹐迷惑地搖搖頭。那人繼續說道﹕”您不覺得剛纔店方侵犯了您的尊嚴嗎?我是律師﹐如果您願意﹐我可以幫您打這個官司。”那位中國留學生想了片刻﹐最後還是搖搖頭﹐走了。望中國留學生遠去的背影﹐那位澳大利亞律師怎麼也不明白﹐中國人為什麼不在意自己的名譽權。有一次﹐吳祖光先生和中央某報的一位副總編在一家酒樓小酌。他們吃完飯﹐從酒樓出來﹐卻被服務員追到街上……無可奈何的副總編只好”幽默”一下﹐拿出賬單說﹕”小姐﹐吃一次飯要付兩次錢嗎?”
吳祖光老人萬萬沒有想到﹐他的文章卻被國貿中心的法律顧問指控為”文章中有’侮辱﹑誹謗’性語言﹐侵害了國貿名譽權”。1992年11月18日兩位姑娘維權勝利（雖然僅被“用兩千元打發”──國貿律師語）﹐不到一個月那家龐然大物般的中（官商）外合資企業（1992年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設先進單位﹗當時全國最大的合資企業﹐“法人”孫鎖昌曾任駐外使館商務官）﹐將仗義執言的吳祖光先生推上了被告席。北京朝陽區受理了這一區區民事案﹐卻拖了11個月才開庭﹐超過審結期限5個月﹗而該法院的一位負責人﹐竟用判決前發表文章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傾向﹗這就是“6‧4大屠殺”之後的中國首善之地北京﹗有記者告訴吳祖光先生﹐在惠康超級市場搜身案之後不久﹐國內又接連發生了凱恩搜身案﹑大熱門搜身案和北京石景山華聯超市搜身案……豈止搜身﹐1999年竟在鄧小平畫的那個“圈”（深圳）發生商場保安毆打顧客致死的慘案﹗
吳祖光先生後來又寫了四篇文章﹐回應原告孫鎖昌和支援孫的勢力﹐集中抨擊國營企業“高檔次﹑低素質”的現象。事情拖到他77歲上的1994年6月﹐他在一則附記中這樣說﹕“受理此案的北京市朝陽區法院至今已違法﹑違法﹑再違法﹐超過了法律規定的三個半年的期限﹐至今不作判決﹐還不知要拖到何時﹖”“這也只有我們這樣的國家才會發生這樣的奇案。”（吳祖光﹑新鳳霞合集《絕唱》）什麼力量讓這位文化老人不得安生﹖﹗這樣的國家還有資格談什麼發揚傳統文化﹖
吳祖光是一個極其單純的像玻璃般明淨的人﹐但是﹐權力﹑權術﹑權謀﹐偏私的權力集團出於其固有的惡濁﹐你若做一個甘於被瞞騙的孩子﹐你可以有奴隸的平安﹐你若保持孩子固有的純真﹐你就不免遇到每日每時的糾纏﹑歧視﹑傷害﹐中國是一個容不得兒童的社會﹗像兒童那樣蹦蹦跳跳喜歡過有童趣的生活的吳祖光們﹐便一直只能在薄冰上前行。那時﹐即便有西單民主牆﹐作為共產黨員的吳祖光還是為所謂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激發了憧憬﹐沒料想中國的“乍暖還寒﹑陰霾時襲”會不經意地揮霍掉十年二十年光陰。
“清除精神污染”有驚無險。但隨“四項基本原則”越發張狂﹐胡喬木﹑鄧力群之流越發得勢﹐“自由知識分子”註定要受到“自由化”這頂鄧記大帽子的罩壓了。1987年﹐王若水﹑蘇紹智﹑張顯揚和孫長江等人被撤銷職務﹑勸退出黨或開除出黨﹐另有一批著名的知識分子也遭到整肅。吳祖光受到了名為勸退實為開除的處理。處理吳祖光的辦法是讓胡喬木爬幾層樓找到吳祖光家裡﹐秘密地向吳本人宣佈六大錯誤﹐以免讓公眾知道﹐留下社會記憶。簡直是黑社會的鬼蜮伎倆﹗
吳祖光先生曾經這樣說﹕“文化大革命後﹐我得到一門知識﹐就是全國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有它不能公開說明的政治目的的。這一次的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顯然也有它的政治目的。……”（自《北京文學》1998年第5期）而所謂的“精神污染”不是別的﹐就是以周揚﹑王若水……等數以百計的知識分子﹐以人道主義批判個人迷信﹑領袖崇拜﹑封建專制──“社會主義異化”。關於這方面的回憶文章﹐國內寫得最好的有于光遠先生1997年發表在《廣州文藝》上的長文──那篇文章好在直截了當地講到﹕“清除精神污染”是胡喬木上下其手﹐利用“政統”整周揚等人（周揚果然被整得短了陽壽）﹗
胡喬木跑到吳祖光先生家中﹐宣讀中紀委“勸”吳先生退黨的文件（應讀作“密諭”）﹗勸退文件列出“七大”理由﹐其中一條是﹕“吳在一篇文章中說﹕戲劇審查制度是當年國民黨政權瀕臨滅亡﹑垂死掙紮的表現。而我們今日的戲劇審查繼承了這個腐敗政權的可恥傳統。”還有兩條是﹕“吳對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認為是給中國共產黨丟了臉﹔吳曾發表一篇關於應當取消戲劇審查制度的文章。說﹕誰有權勢就能判定一部戲劇或電影的優劣﹑生死是荒唐可笑的。”
1989年2月﹐吳祖光參加了文學和人文科學界的一起轟動世界的簽名事件。──這就是由北島﹑邵燕祥﹑牛漢﹑老木﹑吳祖光﹑李陀﹑冰心﹑宗璞﹑張潔﹑吳組湘﹑湯一介﹑樂黛雲﹑張岱年﹑黃子平﹑陳平原﹑嚴文井﹑劉東﹑馮亦代﹑蕭乾﹑蘇曉康﹑金觀濤﹑劉青峰﹑李澤厚﹑龐朴﹑朱偉﹑王焱﹑包遵信﹑田壯壯﹑王克﹑高臯﹑蘇紹智﹑王若水﹑陳軍等33人共同署名的致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的“公開信”。“公開信”全文是﹕“我們得悉方勵之先生于1989年1月6日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後﹐深表關切。我們認為﹐在建國40週年和五四運動70週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將會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同時也符合當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公開信”的日期是﹕1989年2月13日。
1995年吳祖光參加了由許良英﹑林牧﹑王丹等人運作發起的又一次重要集體呼籲5月15日有45人聯名的﹐致江澤民﹑喬石的寬容呼籲書﹐全名為﹕《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參加者中有88歲高齡的核子物理學家王淦昌先生﹐91歲高齡的老作家樓適夷先生﹐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幾所著名大學的知名院士﹑教授和江棋生﹑楊海等“深受過不寬容之害”（許良英語）的進步青年。
1997年3月﹐吳祖光在全國政協的一次小組會上﹐要求政府為六四事件平反。吳祖光說﹐這一震驚海內外的重大事件主流是反對腐敗﹔事件是由原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等一批官員向鄧小平謊報軍情所致。因此﹐已涉及腐敗案的陳希同應當被判處兩次死刑。
1998年﹐吳祖光參與了著名的“九人呼籲”﹐即3月5日的《為政治和解及民主改革致國人書》公開信簽名人﹕
吳祖光 名戲劇家﹑前全國政協委員﹔
金蕘如 名政論家﹑前香港《文彙報》總編輯﹔
方勵之 名物理學家﹑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
劉賓雁 名作家﹑前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蘇紹智 名政治學家﹐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所長﹔
陳一諮 名經濟學家﹐前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長﹔
于浩成 名法學家﹑前公安部群眾出版社社長﹔
郭羅基 名哲學家﹑前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教授﹔
吳國光 名評論家﹑前《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
據一位參加簽名的知名人士介紹﹐該建議書由一名法學家起草﹐經過政治學家及歷史學家的修改﹐前後修改了十多稿。林牧先生近來特別說到知與行的關係問題﹐按他的三階段論﹐他認為當代中國正處於知易行難﹑知緩行急的階段﹐倘無踐行覺悟﹐中國將出現災難。吳祖光先生沒有討論這些﹐但他與林牧等先生一樣﹐用其不間斷的理性行為﹐用新術語講就是非暴力抗爭（一位美國專家總結出190餘種方式）﹐國湧﹑楊海和我等“二流堂”後生﹐則直接稱之為公民性行為﹐以與李慎之先生的公民意向在實踐層面呼應﹑嫁接﹗
9位知名人士中﹐吳祖光是唯一生活在大陸的﹗坦率地說﹐如果不是9人﹐而是90人甚至900人﹐而且是國內的知識界名人佔了多數﹐那就很有些公民氣象了﹗這就是我開頭說的吳祖光是我們的人格楷模的一條根據。謝泳一篇短文的隻眼獨具﹐那就是他的《普及吳祖光》。謝泳說──
“……我覺得今天應該普及吳祖光。……吳先生是敢說真話的人﹐自然命運也就坎坷。近十幾年來﹐按說經過苦難的吳先生應該學會應付我們面臨的這個世界了﹐但吳先生不學﹐也不屑於學﹐一直保持了知識分子天然的對社會進步承擔的責任。……吳先生令人肅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種對正義﹑對公道的被人漠視敢於挺身而出的知識分子品格﹐可以想見﹐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識分子﹐都能像吳先生那樣﹐敢於路見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種什麼情形?撇開具體的事情不談﹐在今天這樣的環境裡﹐誰要責備吳先生的行為﹐我真懷疑他的良心哪裡去了!我是敬重吳先生的﹐吳先生的不妥協﹐絕不是一般的固執﹐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對公道的維護……”
──原載(www.china-spring.org)(//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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