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專欄】 陳奎德： 奧運拔河賽：1936 v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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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7日訊】 奧運會主辦城市雖已確定，漂浮在北京城上空的喧囂山呼雖已漸趨平靜，但奧會此舉的利弊得失之爭卻並未隨之而塵埃落定。
在關於北京應否獲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的爭論中，有兩個最常被提及的象徵符號：1936年希特勒德國主辦的奧運會和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
反對者以1936年的符號相比擬，指出，一個蔑視基本人權，封鎖新聞，在六四與問題上至今仍然嘴硬，拒不向國民道歉的政權，倘獲得國際社會接納爲2008年奧運會主辦國，則是中共向國際社會的良知和記憶力作戰的一場勝利，它不啻是向北京政權傳達了一個錯誤的資訊，就象1936年奧會姑息納粹德國一樣，將給世界帶來災難。
而贊成者則認爲，通過籌備和主辦2008年奧運會，再加上進入WTO，在雙重力量的作用下，將不得不更加向世界敞開，衆多的遊客、記者和運動員將蜂擁而入，網路將滲透到中國的各個角落，新聞封鎖將愈來愈難，在在迫使中共當局的行爲不得不有所收斂，有所顧忌,使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都愈益鬆動、活躍、公開,從而更深入地融入國際社會。正象1988年韓國的先例一樣，主辦奧運會成了國家民主化的起跑點。因此,希望北京獲得2008年主辦權。
看來，上述兩種說詞似乎都言之成理，致使聞者無所適從。
不過，在筆者看來，上述兩種前景都不是必然的，並沒有那種「如果……，就……」的歷史必然性。最後的前景取決於我們自身的努力和抗爭的程度，取決於許許多多國內外的偶然事件和條件，而這些事件和條件是我們現在完全無法預見的，更遑論去控制操縱它們了。雖然今天的中國與1936年的德國以及1988年的韓國有些許相似之處，但絕不等同於其中的任何一個。中德兩國雖曾同爲極權主義國家，但第三德國當時正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上升及鼎盛時期，當時其政權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充滿狂熱與自信；而中共現在對自己的官方意識形態已沒有了任何信心和底氣，共産極權正在蛻變爲當年韓國式的威權主義，但韓國當年卻並沒有披共産主義這一張皮。至於中國與德、韓兩國的國情歧異種種，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了。
因此，就連國際奧會也坦率承認，他們同意北京主辦2008年奧運，無非是在下賭注。他們希望借這一把賭能促進中國的良性演變。但賭博者，前景不確定也，他們也知道是不能保證實現其期望的。筆者看來，與其去仔細推演和過度闡釋北京獲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的未來後果，不如去考察北京當局是否努力去參與國際社會的各類活動、各類競爭。實際上，參與行爲的本身就是對中共的一種制約方式。因爲北京當局既要參加，就不得不掙「表現」，不得不受到國際遊戲規則的制約。一旦進入過程了，它就要接受國際「修理」，就要竭力表現得它是國際大家庭的合格成員，是世界村的「乖孩子」。這就誕生了一種無形的趨迫力，迫使北京當局遵守國際公認的規範和具普遍性的標準，修正自己的行爲方式，從而減少對中國人的禍害。
當然，中共也企圖通過其參與來影響國際社會。問題是，何者的精神與物質影響力更大？是全球的「北京化」，還是中國的「全球化」？答案是不言可喻的。就基本的概率而言，可能性較大的歷史後果是：國際社會「修理」了北京當局，使北京按國際社會的音樂跳舞，而不是世界按北京的節拍翩翩。其實，這正是促進中國的行爲方式演化的重要機制。
倘若不健忘，當記得八年前北京第一次申奧，在投票前夕，當局突然釋放了魏京生等三位政治犯。而後來申奧失敗，北京並未知悔改思過，並未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的歷史。由此可知，單憑推理，這個問題是沒有確定答案的。
有鑒於此，筆者感興趣的關鍵，是「申奧」的那個過程。至於結果，則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並不值得過分在乎。雖然，有時那也是微妙的：圓夢太易，則助長驕氣，不思悔過，不利於行爲改良；圓夢太難，則導致泄氣，破罐破摔，同樣無助于改良行爲。總之，高度藝術地維持國際社會與北京當局的那種微妙的互動遊戲，防止把中國關閉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大體上恐怕是有助於中國和平演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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