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淦 : 遇羅克，我心中的豐碑 — 泣讀《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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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8日訊】
│「有一天弟弟對姊姊訴說了心中的煩悶，姊姊說﹕『媽媽、 │
│ 爸爸反右時只顧自己痛快，說了幾句真話，害得我們跟著受 │
│ 罪。』一旁看書的羅克插話道﹕『不要責怪父母。他們說真 │
│ 話有什麼錯？我看他們說得太少了。整個社會上說真話的人 │
│ 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說真話，不說假話，就不會有這種不 │
│ 平。何況即使真是父母錯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擔責任。』」 │
│ │
│ ──摘自遇羅文《我家》的第二章《東四北大街 │
│ ５１９號》第10節《「血統論」無處不在》
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從報上「認識」了遇羅克，他就成為我心中的一塊豐碑。今天，讀了他的胞弟遇羅文以血淚書寫的《我家》，我更加堅信﹕遇羅克果然不愧是思想解放的先驅！你看，上面這段兄、妹對話發生在「文革」之初。其時其境，誰人有羅克那樣深刻的思想境界？誰人敢將那樣深刻的思想勇敢地坦露出來？
1970年3月5日，以一篇《出生論》震撼北京、震撼的遇羅克，獻出了他那27歲的年輕生命。他的家庭也一直在痛苦的深淵中掙扎──全家6口人倒有4口人6次與牢獄結緣，一直過著如同噩夢般的日子，蒙受著那不斷降臨的恐怖與災難。長子被害，作為「右派」的生身父母，不但不敢在人前表達自己的哀傷，甚至不敢寫信明明白白地告訴遠在陝北插隊的另外兩個兒子，而只能用一個女性化的名字作暗喻！
「父親只用『霞走了』三個字述說他痛失愛子的事實，這是我們分別前約定的暗號。可憐的父親甚至不能在信裡發洩下難過的心情，恐怕壞人看見了會加害我家的每一個人。
「我和弟弟失聲痛哭起來……在這荒涼的山溝，在這巨山的腳下，在一眼殘破的土窯洞裡，我們只能用悲慟欲絕的哭聲，來悼念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敬愛的哥哥。」
我知道，封建社會有更殘酷的刑罰，如五馬分屍、滿門抄斬等。然而，不知有沒有因親人被處死而痛哭、祭奠，從而被扣上「不與朝廷保持一致」的罪名，受到牽連的？我想，即使有，也不會很多吧？而
我們所經歷的「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階級立場」問題足以構成一個可怕的罪名，誰敢掉以輕心？而在「血統論」的巨大陰影下，親屬間的牽連幾乎無所不在。那時的「冤獄遍
地」絕不是誇張之詞。由此我想﹕誰也不能否認，中國的人權，比之30年前，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遇羅克的鮮血，畢竟沒有白流！
現在，能說的真話比以前多得多了，敢說真話的人也比以前多得多了。這也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然而，另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們現在不但離遇羅克所期望及為之奮鬥並流血犧牲的「大家都說真
話，不說假話」的目標，仍差著一大截；而且，還有一些比較敏感的話題，也是不說或少說為妙。說了或說多了，即使是真話，保不準還會惹上什麼麻煩。
30多年前，遇羅克向「無處不在」的、被作為主流意識的血統論挑戰，實質上也是向政府的權威挑戰。結果是﹕他以「反革命罪」被槍決了。如果放到現在，他向另一種錯誤的主流意識挑戰，或者他錯誤
地向一種主流意識挑戰，他顯然不會因「反革命罪」而被槍決了，但是會不會作為「顛覆政府罪」而被判刑呢？愚昧如我，實在難以把握「言論自由」與「顛覆政府」之間的界限。為了這張嘴的另一個功能
──吃飯功能──，也為了「全軀保妻、子」，只有「免開賤口，少說為妙」了。
遇羅克，遇羅克，面對著你這座高聳入雲的豐碑，更反襯出我的自私、怯懦與渺小。顫抖的心在閱讀你這座豐碑時，儘管流出了滾滾熱淚，然而，這能洗刷我的悲憤與羞愧嗎？
願上帝寬恕我。
原載《民主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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