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凱旋：沒有人權的主權非常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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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8日訊】 下面我要講講我的一些讀後感，以反駁一些網友對人權與主權的錯誤觀點。我要說：沒有人權的主權非常殘忍！如果是這樣的主權，我絕不會捍衛！
一九八六年，文革結束十周年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英國作家喬治-奧維爾的名作《動物農莊》。讀罷之後，最初産生的強烈衝動就是：將這篇小說譯介給國內讀者，或許能爲人們提供一個反思歷史的參照物。兩年後這篇小說終於得以在上海一家雜誌發表，結果並沒有引起任何反響。這本出版於半個世紀前，譯成中文不過六萬餘字的小書在國外早已是家喻戶曉，老少皆知，先後被譯成三十九種文字，至一九七二年僅英語本銷量就已達到一千一百萬冊。
而在一個最應受到理解的國度，它卻遭到未曾預料的冷落。驚異之餘頗有點說不出的無聊。當時的情形是，西方的各種思潮，尤其是個人意識的解放正風靡大學校園，學者們也正熱衷於對東方文明的文化批判，沈浸在把社會又一次劃分爲精英和非精英中。對當時大多數人而言，小說揭示的主旨顯然是過於明曉而淺顯，因而也就不值得一談了。書籍的確有它自己的命運。
這是一篇政治寓言小說，以隱喻的形式寫革命的發生以及革命的被背叛，自然還有革命的殘酷。一個農莊的動物不堪主人的壓迫，在豬的帶領下起來反抗，趕走了農莊主；它們建立起一個自己管理自已的家園，奉行“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原則；兩隻領頭的豬爲了權力而互相傾軋，勝利者一方宣佈另一方是叛徒、內奸；豬們逐漸侵佔了其他動物的勞動成果，成爲新的特權階級；動物們稍有不滿，便招致血腥的清洗；統治者需要迫使豬與人結成同盟，建立起獨裁專制；農莊的理想被修正爲“有的動物較之其他動物更爲平等”，動物們又回復到從前的悲慘狀況。明眼的讀者自可看出，此書不屬於人們所熟悉的那種蘊含教訓的傳統寓言，而是對現代政治神話的一種寓言式解構。
對於書中所揭示的革命後一切都沒有改變，以及操縱語言歪曲真理的現象，人們盡可持不同看法。事實上，此書自經出版，對它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頓過，社會主義國家自不待言，西方國家的知識界也是衆說紛紜，右派認爲它是抨擊蘇聯社會主義，左派認爲它也抨擊了西方資本主義。使我感到震撼的是，書中描寫了無數次殺戮，這些殺戮一次比一次殘酷，一次比一次不可理喻。在一九五四年英文版的前言中，伍德豪斯在談到這些殺戮時用了這樣一個評語— “毫無目的的殘酷”。
這使我想到已經過去的文化大革命。
要說殘酷，自然非文革莫屬。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文革的殘酷程度即使稱不上空前，也排得上前茅。通過一九八零年特別法庭的審訊，林彪、四人幫在文革中的種種陰謀，他們利用權力殘酷迫害他人的罪行早已昭然於天下。迄今出版的大量文章和書籍證明，在對這夥人的揭露方面，整個國家從上到下都是不遺餘力的。
今天，人們公認的看法是，林彪、四人幫所作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有緣由的，即爲了搞亂國家，以便亂中奪權。因而對他們來說，文革中發生的一切“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他們需要這樣，他們不這樣倒是不可理解的。但問題恰恰在於，如果我們僅僅把這一切歸罪於這夥野心家的政治陰謀，甚或僅僅歸之於上層的權力鬥爭，我們就很難理解文革中出現的普遍的瘋狂和荒誕，我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將依然會停留在簡單的水平上。
有朋友曾說，文革是一筆巨大的遺産。他說這話時是指在若干年後，對文革學的研究將養活許多吃學術飯的教授、副教授們。此言也許不妄，然而我總覺得有點輕鬆和可怖。
對於那些經歷過十年文革的人來說，這不只是一段記在紙上的冷冰冰的歷史。顯而易見，文革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道德人心各方面對我們民族性的暴露和檢驗是徹底的。說到底，文革是一場億萬群衆積極參與的歷史運動，二十多年前的人們投身其中的狂熱並不亞於今天年輕的追星族和搖滾歌迷，而且他們還被時代賦予了前所未有的肆意發泄的權利。從大量揭露的材料看，除了林彪、四人幫直接插手的事件，許多針對普通人的駭人聽聞的迫害都具有底層的自發性（尤其在文革前期），或毛澤東曾經所稱的“痞子”性。這就不僅是少數幾個壞人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大範圍的問題了。
這裏，我想舉兩個事例。
據一些出版物披露，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紅衛兵在公安局的配合下，對北京大興縣的“四類分子”進行批鬥打殺，從一個大隊發展到四十八個大隊，在三天時間裏，共有三百二十五名“四類分子”及其家屬被殺害，年齡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其中被滿門殺絕的二十二戶。
另一個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七日，湖南道縣曾發生由社隊幹部組織的濫殺無辜現象，共有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被用槍殺刀砍、沈塘活埋、投洞繩勒等手段殺害，其中“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占絕大多數，年齡最大者七十八歲，最小者僅十歲，此外還有三百二十六人被迫自殺。
此刻，在引用這些近乎枯燥的數位時，我感到生命有如蒿草的脆弱和輕賤，我很難從數位中想象他們在臨死時的恐怖神情，他們最後一刻的活生生的感覺。這兩件事例之所以特別令人驚心，是因其中所表現的殘忍顯得是那樣沒有道理，那樣如同一場殺人遊戲。
從受害者一方看，他們有別於被迫害致死的“走資派”或武鬥中死亡的兩派群衆 ，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就被打翻在地 ，成爲社會的最底層，大多數人此後被剝奪了基本的政治權利，一直安分守己，規矩度日。作爲一個個體，他們並不對政權構成任何威脅，甚至也無能力得罪任何人，這一點當時的人其實都很清楚（真正對政權構成威脅的倒是無休止的政治運動 ，這一點後來的人也總算清楚了）。但即使如此 ，社會仍是容不得他們，文革中這些既無反抗能力更無反抗意志的人還是被剝奪了生存權，連初生嬰兒都不能倖免，成了那個時代的祭品。
這樣的事例在當時尚不知凡幾，迄今披露出來的不過是冰山的一角。讓人不解的是，即使是爲了鞏固專政，從肉體上消滅這些與政權的鞏固已沒多大關係的人也是毫無必要的，然而事實還是發生了。從迫害者一方看（也包括那些參與殺戮的普通群衆，如此規模的殺戮當然不會僅僅是幾個“壞頭頭”所爲，由於法不治衆，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而無法追究，他們中大多數人今天應該還好好活著），無論是一些基層掌權者，還是普通的群衆，參與這種殺人遊戲並不能使他們自己獲得名利，光耀門庭，時至今日仍很難令人明白，對於這些基層群衆，如此的殘酷究竟有何意義？能達到什麽目的？是出於愚昧？恐懼？抑或是出於隨大流？但無論出於什麽原因，在他們個人都是毫無意義的，除了可能産生的一時的快感外，他們從中什麽也得不到。沒有必要沒有意義說明目的的虛妄。中國歷史上緣於政治鬥爭的殘酷多矣，但像這種借“階級鬥爭”的名義，大規模有組織地針對底層民衆而又毫無目的的殘酷，卻無疑是文革的一大特色。
文革期間有一條著名的語錄，“世界上絕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條語錄以其獨斷論的話語方式，曾鼓舞了千百萬人投身運動，在鬥爭中沖衝殺殺。但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文革中所表現出來的恨事實上大多是無緣無故的，甚至於連恨都談不上，有時僅僅是由於殘酷能給人帶來快感和自我的確立，所謂“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唯其如此，這種殘酷才顯得特別可怕和荒誕，直指人心。
記得有一年冬天，在我兒時生活的山區小城，唯一的中學校裏早已沒有了往日朗朗讀書聲，人去樓空，幾個留在學校的十四五歲少年無事可做，突發奇念，想知道核桃樹（當地盛産的一種樹）葉的味道，按今天的說法，即想找點樂子，他們把關在“牛棚”裏的幾個老教師叫出來，讓他們爬在地上，口含樹葉，然後問他們苦不苦，回答自然是一叠連聲的不苦。也許是覺得無聊 ，學生們又讓老師叫自己“爺爺”，仍然是木然地叫，狂然地笑。對這些老師來說，這種孩子氣的惡作劇或許要比在大庭廣衆面前坐噴氣式 ，陰陽頭 ，戴高帽，銜稻草好受一些，但他們內心的災難卻是一樣的。有時候，在輕佻的折磨中有著比嚴肅的迫害更爲恐怖的東西。
歲月漫漫，記憶曆久彌新。因爲在這些學生中，就有我一個。儘管我當時尚小，只是在旁觀看，可那種情景使我一直難以忘懷。我一直在思它的內蘊，想弄明白它對我所具有的意義。今天聽起來這就像卡夫卡的故事，無論迫害者還是受害者，大家都明白他們（自已）是無罪的，但雙方卻配合默契，因爲沒有目的，所以整個過程帶上了幾分戲謔，就像大興、道縣事件中那些參與者一樣，是不會太認真地打人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我愈來愈相信，對我來說，唯有這件小事才代表了文革的實質。這或許也算一種“文革情結”吧。
今天，視文革爲一處礦藏，幾輩子也挖掘不完的人，大概爲數仍是很多的吧。惜乎正如有的論者所指出，儘管文革已過去了二十年，至今我們對文革的研究尚處於原初階段，很少見到真正深刻而有見地的文章，有些話至今尚不能說 ，而能說的往往又是將昔日的兇殘化爲一笑 ，諸如書店裏、小攤上那些記述文革的奇聞逸事。這種情形隨著時間的推移已變得越來越明顯，迅速的集體下意識遺忘，有意無意的掩飾，讓人不免感到遭遇如此劫難的民族是否真的活該。
不錯，以文學爲例，揭露和控訴文革的小說、詩歌、電影、回憶文章、紀實作品等可謂卷帙浩瀚，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至少也說明了人們在不斷思考，但傷痕文學基本上是站在絕對的善惡分明的立場上，將一切罪惡全部歸之于林彪、四人幫，控訴其別有目的的殘酷。尤其讀敍述老幹部遭受迫害的文章或作品（這類文章和書籍是目前最多的也是最易出版的），悲憫之餘，我常常會想，如果不是那麽多掌權者同老百姓一樣在文革中慘遭迫害，引起舉國上下的一致反對，有誰知道文革還會被定性爲一場浩劫，而不是完全必要的某次運動的“擴大化”呢？還有誰會注意到大興縣、道縣那些冤死泉下，連名字都不會留給後人的普通人呢？
反思文學似乎將人們導向了更深層次的思考，由此産生的文化熱至今不絕如縷，但將一切歸之于民族的文化傳統，詛咒黃河文明的延續，如八八年那部風靡一時的電視系列節目所揭示的，則又使人有厚誣古人放言空談之感，讓古人爲我們承擔罪孽終究不夠磊落。其實，即使封建的帝王也至少明白“家天下”的道理，不會毫無必要地把一個“莫非王土”的國家搞亂，以迫害子民爲治國偉績。在這個意義上，文革與傳統文化無關，甚至也與封建意識無關。今日之大言言談文化優劣者，大抵皆類於這種鑿空之論。
我覺得，在文化比較問題上，與其總是求異，不如求同，看看同一時期別的國家有無相同的情景。要比也不能與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東亞國家比，道理很簡單，試問有幾個紅衛兵讀過四書五經？如果按照湯恩比的法，以文明作爲 “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單位” 來考察歷史，那就應當看到，傳統文化早在本世紀中葉就已産生了一個相當深刻的“斷裂”，彙入了一種新的世界文化。在被羅素所稱的這另一個文化圈裏，儘管語言和習俗不同，但在歷史命運、社會心理、政治意識等方面，卻大抵是相似的。就我們國家如何才能更順利地步入現代化而言，對這一世界文化的長處和弊端進行研究，似乎要比研究傳統文化的影響更爲切題。
在我讀過的書中，有兩本曾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一本是捷克作家昆德拉的《爲了告別的聚會》，一本是俄羅斯作家索忍尼辛的《癌征病房》。兩書都向我們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革命是否一定會變質？歷史運動與殘酷是否必然一致？這種殘酷對人類到底有何意義？
昆德拉的小說處理的就是一個關於殘酷的主題：一個曾遭受過政治迫害的男人誤把毒藥給了一個不認識的女人，當他得知後，他並無任何良心上的不安，而是一走了之。書中的情形，如受父母牽連的孩子被剝奪入學權利，街道退休老人組織干涉他人的私生活，看病要托關係走後門，以及人們說話的用語 、口氣 ，都是我們所熟悉的。那個男人在思考這樁行爲時，拿自己與《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相比，他發現自己的謀殺十分輕鬆，“沒有任何動機，從中什麽也得不到”。這句自白與書中那些孩子把貓的舌頭割掉，用釘子釘進眼窩的細節，正是小說的點睛之筆：他們不由自主地採用了生活中所熟悉且暢通無阻的行爲方式。
索忍尼辛的小說敍述的則是另一個殘酷的事故，主人公爲治療癌征從流放地來到一個城市醫院，他被捕完全是由於莫須有的原因，“有點象兒戲”，但卻因此改變了他的一生。書中有一個細節，主人公出院後去了動物園，看到獼猴籠內空空如也，說明牌上寫道：“由於某遊客毫無意義的殘忍行爲，致使住在此處的一隻獼猴雙目失明。那個狠心的人竟將煙末子撒入獼猴的眼睛。”主人公爲此悲憤莫名。小說結尾，主人公躺在列車的行李架上，腳尖懸在過道上空 ，全書的最後一句話是他的內心獨白—“平白無故”。
兩部小說都以相似的細節，揭示了歷史暴虐的毫無必要和人性邪惡的不可理喻。如果說這也屬於政治文化的範疇，那麽，文革與此是相似的。除了給迫害者帶來自視優越的快感之外，它的殘忍的唯一意義就是毫無意義。這種殘酷已成爲二十世紀人類活動最重要的特徵。
認爲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是建立在直觀經驗的因果律和效用論之上的常識。有了這常識，動機才能成爲犯罪學的基礎。如果一旦世上都是毫無動機的謀殺，把我們的思維與現實聯繫起來的因果律就會失效，任何健全的司法制度都將陷入一籌莫展的境地。在這個意義上，文革給人們提供了一個研究犯罪心理學的絕佳題目。
事實上，人類在殘忍這點上並不比動物更進步，人與人之間許多仇恨和殘忍都是無緣無故的，在許多方面往往超越了因果律的範疇。正如昆德拉在同樣一本書中借主人公的話所說，“所有的人都暗暗希望別人死。”“如果世界上每個人都有力量從遠處進行暗殺，人類在幾分鐘內就會滅。”他的話或許過於陰暗，好在法律是論迹不論心的，至少由於害怕懲罰，更重要的是由於不必非做不可，那種毫無目的的暴行才不會輕易付諸實現。只有在受到保護和鼓勵的前提下，人性的邪惡才曾被釋放出來，製造出盲目的仇恨和殘酷。
在我們曾經有過的政治文化中，無疑有著某種釋放殘酷的機制。如我們所看到的，正是文革爲這種悲劇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北京大興縣慘案的同一時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紅衛兵致敬》，指出：“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 推論起來 ，這裏的“吸血蟲”和“人民的仇敵”是指那些早已馴服、毫無權利的最底層人，而不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想要鬥倒的各級“走資派”。時至今日，人們仍能從這中間嗅到血腥的氣味。
當最高統治層發出號令，任何無緣無故的仇恨和渲泄便都被賦予了階級鬥爭的充足理由和不受懲罰的法律保證，大興、道縣那些無辜者既然可以毫無目的地出於對領袖的愛被公開殺戮，那些少不更事的孩子對自己老師的施虐就更是可以理解的了，他們的戲謔不過是對當時社會政治行爲的一種模仿罷了。
回首三十年前事，亦如風雨亦如煙。徘徊於荒草萋萋的往事之中，我感到一種無處憑吊的悲哀。三十年前發生的一切依舊像淤泥堵塞在胸口，使我難以呼吸。就爲了一個虛妄的目的，有必要在歷史的祭臺上獻出那麽多毫無意義的犧牲嗎？也許這就是《動物農莊》中的動物們最後縈繞在心頭的無聲的詢問。
爲什麽？
06/27/2001 13:11於[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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