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政客的光芒掩蓋了知識分子結社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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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8日訊】 這年頭已經很少有人會提起孔老夫子了，更絕少有人還會覺得孔老夫子可能和現實扯上任何一點點關係。
這其實倒是件好事。因為抽離，我們也許可以比較客觀公平地理解、評價這位活在西元前6世紀的歷史人物。客觀公平的呈現中，也許反而看出他的生平他的主張，對於現實的鑑照作用。
一定要抽離到相當距離，我們才能明白，孔子的思想哲學裡，蘊藏著一個嚴重的矛盾。活在春秋的亂世裡，一方面聽聞晉楚爭戰帶來的殘酷破壞，一方面目睹魯國魯昭公的權力旁落，被季氏明目張膽地僭奪，孔子的生命基調是義憤地，而對治現實中的亂象，他所提出來的辦法，就是回復周初的封建秩序。
孔子對周初的文化，尤其對周公，極其尊敬、推崇。那是他能想像的最美好的世界。而且因為這個美好世界依托於一個歷史黃金時代上，所以它不是空想、不是烏托邦，而是確確實實存在過、可供追溯回歸的。孔子說他自己「述而不作」，因為他的理想是重建周初秩序，他用的教材也就是周初遺留下來的典籍，他只解釋、增補這些既有的典籍，不需要另外去創造自己的學說。
嚴重的矛盾在：如果春秋時的中國真的可以讓時光倒流，孔子的夢想真的能夠實現的話，孔子這個人、這樣的角色卻是不應該存在的。在孔子不斷鼓吹、推銷的那套周初秩序裡，根本不能容許孔子這樣的人！
中國知識分子的道統
孔子最大的創舉，也是造成他和真正周初秩序格格不入的，在於用原本屬於貴族獨占壟斷的知識與技能，拿來教導不具貴族身分的人。他根本就不在乎誰是貴族誰不是。除了這種「有教無類」的革命性態度之外，他還創造出了在此之前，中國社會裡根本沒有的一種行業——老師。環繞著老師這個角色，還誕生了新的師生關係，孔子與他的眾多學生們組成了一個奇特的團體，發揮了一股奇特的力量，這股力量完全不在舊有封建規範中。換句話說，孔子和他的學生們，從舊的封建身分體制裡游離出來，以所持有的知識為其最重要的身分來源與謀生工具，他們雖然口口聲聲要求回復理想的周代封建結構，然而事實上他們自己同時是周代封建結構最大的破壞來源。
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起源。這個傳統後來還自我強化成為「道統」，好幾次與皇帝所代表的絕對權力隱隱相抗。然而在歷史長流中，不管他們集結在什麼名稱的旗幟下，不管他們用怎樣的語言呈現他們的理想，從孔老夫子那裡遺傳下來的矛盾，一直如不散陰魂般包圍著中國知識分子。他們一直在夢想創造一套最安定最平靜的永恆秩序，在這套秩序裡，萬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從此不必再變動了；他們卻沒有仔細思考，如果這樣的秩序真的出現了，第一個找不到位子、甚至是唯一找不到位子的，就是知識分子。他們追求的理想，是他們自己存在的最大敵人。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知識分子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不斷去思考現狀以外的可能性；他們和其他人最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把眼光拔離開現實，想像現實以外、不切實際的想像完美情境。如果理想實現了，亦即是理想等同於現實，那還要知識分子幹什麼用？
在中國歷史上，我們一再看到掌握有絕對權力的「政統」，如何藉著混淆理想與現實的關係，來拉攏、甚至馴服知識分子。一種方式是訓誡知識分子，只有在現實體制裡，才能實現理想。你想恢復三皇五帝的太平盛世，那怎麼能在書房裡先用腦袋胡思亂想呢？你當然要依循既有的管道取得足夠的權力，然後使用權力來改變社會。另一種方式是像康熙皇帝那樣，自己努力學會儒生知識分子所使用的那套理想語言，而且有足夠天分可以講這套語言講得比一般知識分子還生動、還好聽。於是他搖身一變不只是「政統」的領袖，而同時身兼「道統」的領袖，「聖君」出現，現實與理想都由「聖君」一併代言，知識分子還有什麼發言與活動空間？
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沒有走出這組矛盾。西方知識分子的傳統雖然沒有那麼樣歷史悠久，然而他們沒有花太久的時間，就跳過這個矛盾，找到了更準確的自我定位。
這個定位，可以用米爾思（C.W.Mills）的話講得最清楚：
「只有少數人依然有足夠能力抗拒、打擊刻板印象和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而獨立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正屬於這群人。近代傳播工具以見解和才智的刻板印象吞沒了我們，因此新鮮的感受現在包含了有能力持續地揭穿、粉碎那些刻板印象。」
薩依德（Edward Said）在《知識分子論》一書中引用這段話時，作了以下的解釋：
「知識分子屬於他們的時代，被資訊或媒體工業所具體呈現的群眾政治的代表簇擁同行；愈來愈有力的媒體流通著形象、官方敘述、權威說法（不只是媒體，而且是要保持現狀的整個思潮，使事情維持於現實上可被接受、批准的範圍內），而知識分子只有藉著論辯這些形象、官方敘述、權威說法，藉著提供米爾思所謂的『揭穿』或『另類版本』，竭盡一己之力嘗試訴說真話，才能加以抵抗。」
西方知識分子的特權
在書中別的地方，薩依德講得更戲劇性些，他認為知識分子永遠是特權、權勢、榮耀的「圈外人」，「永遠處於不能完全適應的狀態，總是覺得彷彿處於當地人居住的親切、熟悉的世界之外……無休無止，東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來，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來。無法回到某個更早、也許更穩定的安適自在的狀態。」知識分子「由於按照不同的正規生活，所以並沒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種招致不安穩的效應；他掀天動地，震撼人們……」
明白地講，西方知識分子不負擔提供一個最終、永恆秩序的責任。他們吃了秤鉈鐵了心，就是要做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社會為什麼要容忍知識分子、容忍他們用「圈外人」的身分不斷發表讓別人也安穩不下來的言論？因為每個社會都靠著許多複雜、專斷的刻板印象在運作，這些刻板印象保證了大家各有各的領域、各有各必須遵守的規範，可是一來刻板印象不等於事實；二來刻板印象會淤滯社會的活力，所以我們需要有人不斷地提示事實，不斷打擊刻板印象。
西方知識分子可以純粹就是提醒、警告、就是無窮的批判與打擾。他們的位置永遠在平穩秩序的對面、永遠在刻板印象對面，所以也就不會有建構一個理想弔詭地取消了自己的奇異矛盾產生。
在台灣，我們到底還受多少中國傳統影響，是一個引發連串爭議的大題目，也是一個很難得到比較確切答案的大問題。不過我們能夠比較明白的是，台灣並未表現出真正深層受到西方風氣西方傳統浸潤改造的跡象。
一個明顯的例證是：即使是對中國傳統最不認同、最具敵意的一群知識分子要結社發揮力量，他們仍然不願也不敢單純做為西方式的「不安穩效應」。他們一邊提出「監督」的想法，另一方面卻又希望自己能夠安定民心、穩定政局。
孔子以降難解的矛盾
只有從這種思考模式的析解，我們才看得出來為什麼知識分子結社，竟然邀請主政的政治人物致辭，還因此被政治人物搶盡了鋒頭，一般大眾渾然忘記了原本結社的意義與企圖。也正是在如此諷刺的後果裡，讓我們再次看到源起自孔子的那股難解的矛盾。
認為國家政局是由少數幾位政治人物的合縱連橫來掌控，這本來是媒體想當然耳去塑造的刻板印象。這本來是知識分子應該去論辯、去揭穿、去提出另類看法的敵人。然而不願只扮演反對性的批判角色，想要插手正面的政治力量運作，卻使得我們的知識分子，反過來成了幫忙建構起這個刻板印象的主要舞台與宣傳焦點。
這裡面包含了多少矛盾與諷刺？
──原載《新新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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