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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濤: 劊子手,你們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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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8日訊】 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新書《黑色檔案》,文字不多,但豐富、 彌足珍貴,向我們揭露了納粹迫害、殘殺600萬猶太人的全部過程。 在翻閱此書時,我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識的東西,就好像一個孤獨的散 步者,在傍晚看到自己憂傷的影子在黑暗中可怕地一點一點消失一 樣。

本書前言中寫到,「1919年秋,30歲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館裡發現自己『非凡的口才』和『隨時抓住可供利用的集體下意識』的能力民族是希特勒手裡的工具,他要調動、集合、領導日耳曼民族去清除所有的猶太人,建立起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元首的世界秩序。」

我記得從小的時候,「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元首的世界秩序」 就是我們的理想。我們就在這樣的宣傳下,舉起右手加入了「紅衛 兵」、「少先隊」,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又加入了「中 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又半信半疑地聽黨組織的代表向我們講述共產 主義理論,從「三忠於、四無限」到「英明領袖的華主席」。直到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槍炮聲,才終於把我們從「可供利 用的集體下意識」的惡夢中驚醒過來。可怕的是,這種「可供利用的 集體下意識」還在繼續,有時變成可供「互相利用」,比如歌曲《春 天的故事》,比如新整風運動「三講」、新的獨裁理論「三個代表」 等等。

過去一直不明白一個道理,就是一個希特勒怎麼有如此大的本領讓一 個國家的人民為之瘋狂。現在不難理解,當「集體下意識」不論被誰 利用,其結果都是一樣的,比如的「文化大革命」和後來的「清 除精神污染」等一系列政治運動。

本書前言中寫道,「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人們經常會讀到這樣的報導﹕一場暴雨使成千上萬50多年前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的遺骰暴露在一座小山坡下。」

2000年4月29日晚,青年思想家余杰在西北大學講演時,有青年學生 不解地提問﹕「為什麼要揪住文革不放?」,余杰回答說,文革雖然 已經過去20多年,但是對文革的清算遠遠不夠。許多歷史史料正慢慢 地向人們揭開文革的真象。

余杰拿出他寫的一篇尚未發表的文章《我們有罪,我們懺悔—兼答余秋雨先生〈答余杰先生〉》說,學者王毅在《「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寫道﹕

「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自8月27日至9月1日,凌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份子』及其家屬共同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腐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的暴行。僅在廣西宣武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腐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見《北京文學》1998年第9期—余杰原注)學者徐友漁在《「文革」的起因》一文中也談到﹕「在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有一位性格多愁善感的女學生郭惠蘭以『愛看18、19世紀描寫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小說』的罪名遭到批鬥,她憤而服毒自殺。而同班的紅衛兵『齊衛東戰鬥組』稱?陛y反動學生』,警告醫生不得搶救。而醫院居然也停止搶救,將她移入停屍間,致使她幾天以後死亡。就在同一班上,一個姓王的學生親自帶領紅衛兵去抄自己的家,而且親自動手將自己的母親打死,而原因不過是她母親以前是小業主。」

余杰說,「我們的日常生活並沒有同暴力、血腥以及殺戳脫鉤。恰恰相反,我們的日常生活依然深陷在其中,因為我們有意識地忘卻了暴力、血腥和殺戳。」「我們在描述『文革』和其他曾經發生在我們的

生活中的悲慘事件的時候,持一種完完全全的局外人的態度。」

《黑色檔案》編者在前言說「一場暴雨使成千上萬50多年被納粹屠殺 的猶太人的遺骸暴露在一座小山坡下。」問題在於,當這樣的暴雨真 正來臨的時候,我們會報以什麼樣的態度呢?我記得,余杰在西北大 學講到上述事實時,對於我來說確實有如雷電擊中心扉、有如岩漿在 黑暗中噴發般震撼。但仍聽見個別學生在說風涼話﹕「余杰的講座, 也就是這些內容,沒有什麼新東西」。我不知道,他們所說的「新東 西」,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

《黑色檔案》中寫道,「1933年5月10日,上千名納粹黨徒和青年學生舉著火炬,遊行到柏林大學對面的菩提樹下廣場,梵燒了2萬多冊圖書。按納粹宣傳部部長戈培爾的要求﹕所有『非德意志的作品』都

在焚燒之列。其中包括科學家愛因斯坦、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作家托馬斯.曼和茨威格等人的著作,珂勒惠支等畫家的作品。」焚書作為人類文明史上的恥辱事件古今中外屢見不鮮。僅僅在幾十年前,中國焚燒的書籍、砸碎的藝術品、破壞的建築文物又何止萬千!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人,其書不但被燒毀、查禁,連人的肉體也要被消滅掉。同樣是《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2輯中介紹說,有位叫王申酉的青年人僅僅因為在日記中、在寫給女友的書信裡談了些批評思想獨裁,批評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等觀點,「沒有結社、也沒有把他的主張付諸政治活動,僅僅因為思想、因為他的前頭腦裡產生了與當時統治者不致的思想,於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該文說,「中國人不是天生沒有思想能力,而是最杰出的思想者,竟然被推上了斷頭台!」

看罷《黑色檔案》此一節內容,我想說的是,將思想和思想者推上斷 頭台的罪魁禍首中,「宣傳部長」們定然脫不了干係。

我不知道別的國家、別的政黨的「宣傳部長」充當什麼樣的角色。但 納粹德國這位宣傳部長就好像一個陰魂不散的魔鬼,至今還在我們頭 頂上盤旋,隨時準備伸出它那雙猙獰的利爪,從我們的頭腦中、胸腔 裡抓出一個它們所認為的「異端」來,再利用它們所掌握的獨裁的國 家專制集權,對產生這個「異端」的肉體進行無情的折磨和殘酷迫 害。據了解,目前仍有幾千名持不同政見者關在中國的許多監獄裡, 備受非人的煎熬。而同時,這些「宣傳部長」們所代表的政黨的權 力,正牢牢地監控著人們的舌頭、日記本,還有出版社和新聞機構。 猶如希魔的化身,無數個「戈培爾」在注視著我們,焚燒我們內心的 思想。

我想知道的是,若干年以後,會有多少個「宣傳部長」出身的人,對他們所曾經當過的這個神聖角色感到懺悔,並勇於將那些醜惡的內幕公之於眾呢?也許會有人辯解說他們是無辜的,只不過是在自己的工

作崗位上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也並沒有直接參與一些重大事件的策劃和組織活動。但正如余杰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家戈德哈根在《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一書中指出,許多瘋狂殺害猶太人的納粹刑警,並不是看起來凶神惡煞的惡魔,而是德國的最普通不過的老百姓。「他們像水珠一樣存在於德國的大街小巷中。他們是商人、是學生、是老師、是工人,甚至還有在公司當過秘書的美麗少女。邪惡的意識形態毒化了所有的人,毒化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對此,余杰說,當談論「文革」成為一種巨大的禁忌的時候,發生下 一次殘酷程度將超越「文革」的可怕事件的溫床就形成了。

余杰因寫了一篇《余秋雨,你為什麼不懺悔》而引起了一場關於「文 革」真相的糾紛、關於罪與悔罪的爭論、關於人性與良知的思考,最 根本的是對知識份子人文精神、健全人格的強烈關注。我希望我也能 夠也寫出一篇《宣傳部長,你為什麼不懺悔》的精彩文章來。如果我 寫不出來,我相信,肯定有人會把它寫出來。

《黑色檔案》中有一張照片,強烈地震撼著我的心。這幅圖片的說明 寫的是﹕一個猶太青年被迫挖下活埋自己的坑。照片上那個猶太青年 面對著自己已挖好的坑,低著頭,默不作聲。也許,他正在做最後的 祈禱。但是,這種死亡方式肯定使他感到絕望。今天,我們只能從他 的背影和他背後納粹份子手中的長槍,來感嘆那段不幸的歷史,來慶 幸自己不在現場。納粹德國共屠殺了600萬猶太人。這個被迫挖下活 埋自己的坑的青年,只是一個死亡的縮影。但正是這個死亡的縮影, 讓我們感到集權主義對人的殘酷迫害。

書中說,戰後,納粹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猶太人不約而同地遵守「緘 默的密約」。許多倖存者以「親眼看到周圍的人都死去,唯獨自己活 下來」的負罪感,投入新的生活,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為了保護孩 子的心靈不受傷害,許多倖存者家庭不讓他們的後代知道那段慘痛的 歷史的一絲一毫,形成一種獨特的「沈默的壁壘」。而戰後的一代人 則要求他們的長輩們負起「回憶的責任」,徹底揭露納粹種族滅絕的 罪行,使那場慘絕人寰的悲劇不再重演。

還得引用余杰的話。他說,「在德國和俄羅斯等國度裡,歷史的書寫早已走上了正軌,罪人都受到了相應的懲罰或者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在中國這一切還完全沒有展開。我們應當以更大的勇氣和耐心,來面對我們的傷痕、我們的恥辱。」因此,我們有必要、有義務來要求我們的長輩們負起「回憶的責任」,來徹底揭露自1949年以來的歷次殘酷的政治運動,對中華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還真象於人民,讓我們時時刻刻清醒而安全地活著,而絕不會「被迫挖下活埋自己的坑。」

值得慶幸的是,已有許多人開始著手做一些這方面的工作。正如《老 照片》第13輯中李子旺在《真的是在懷舊嗎》一文中所說的,「一個 極權者是絕不願意看到大量社會紀實照片的產生和傳播的。如果大量 的社會紀實照片在媒體上廣泛傳播—即使是經過嚴格挑拔的紀實照 片—將對極權社會的基礎造成嚴重的威脅。許多對極權者不利的信 息將不可避免地為人所知;許多為公眾精心編織的謊言將難以立足, 對於極權者來說,對信息的掌握和控制是必須的。可是,《老照 片》系列圖書廣泛流行的觀點,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其意味著中國社會 在正常化的道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同時,困擾我們社會的‘集體失 憶症’也將有緩解乃至治癒的可能。」

(2000.6.4)

原載 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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