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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7日訊】 1.《南方周末》地震

2001年六四前夕，當代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幕終于降臨：在民眾中覆蓋面最廣，影響力最大，以大膽揭露社會真相和堅守民間立場而著稱于世的大型周報《南方周末》爆發政治地震，几乎全軍覆沒。廣東省委省政府以“經濟損失巨大”為由，一再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署請示匯報，并開展了一系列私下斡旋。討价還价的結果，總算保住了這塊“報業第一金字招牌”，然而，遵照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嵐清的指令，《南方周末》主編1名，副主編2名，副刊部、新聞部主任各1名被撤職處分。另有待證實的消息稱，該報部門以上的負責人均遭撤換，此外還有一批記者被除名。

因為前所未有的換血（去年初，《南方周末》創辦主編江藝平也因類似的問題被撤職），編輯部人人自危，陷入混亂。年僅27歲的新主編倉促上任，召開數次編務會議，均無法确立日后的新聞方向。但從5月31日出版的報紙看，《南方周末》已由原來的24版縮減為20版，所謂“負面報道”銷聲匿跡，而以江氏“三個代表”定音的陽光新聞一統天下。這表明獨裁政權一旦惱羞成怒，就可以踢開任何形式的社會監督，踐踏自己制定的憲法，徹底扼煞言論与出版自由。

2　中宣部的紅頭文件

根据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正式下達的紅頭文件，《南方周末》遭此橫禍的罪狀有：?嚴重違反新聞紀律，在2001年4月19日寫作版上，整版發表了四川著名民運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与《中國青年報》資深記者盧躍剛的《關于＜中國底層訪談錄＞的對話>>，該文透露出六四情緒，對党和社會充滿敵意，并公然吹捧已被明令查禁的反動書籍，借所謂“底層人”之口，編造謠言，誣蔑和歪曲社會主義歷史和現實，別有用心地提出“無權勢者無歷史”；?在同期頭版、二版、三版，推出《張君案檢討》，以探討重大犯罪的社會原因為由，為犯罪分子開脫罪責。妄圖一筆抹煞湖南省委和公安干警在破獲罪案，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中的功績，并且認為張君等人鋌而走險、危害社會是無路可走，是環境造成，是“他們被推到社會邊緣”。此文發表后，造成極大的混亂，許多党員干部和群眾致信有關部門，對《南方周末》在中央統一布署的“嚴打斗爭”中的立場提出批評，認為社會主義的輿論陣地應該弘揚正義，痛斥邪惡，這是大是大非問題；?在同期解密版上,整版發表歪曲歷史，引起思想混亂的文章：《青春墓地埋葬重慶文革武斗》，為造反派鳴冤叫屈。

文件認為，3篇有嚴重政治問題的長文在同一期報紙均作為重點發表，肯定經過精心策划。特別是前兩篇，都披著學術外衣，不約而同地大談“底層”“邊緣”。仿佛每個被拋到“邊緣”“底層”的人（而且這种人占社會的絕大多數），都可能成為第二個，第三個張君，殺人越貨，危害一方，最終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文本證明”，同一期寫作版還節選了《中國底層訪談錄》中的《人販子錢貴寶》，錢貴寶与張君一樣是農民，一樣因貧窮，因生存環境的惡劣，及其它社會原因而被迫犯罪。

3.言論管制的日常細節

《南方周末》東窗事發，互聯网，以及民間私下的与猜測甚多，但在公開的媒體上，卻不見一個字的報道。這种掩耳盜鈴的治亂方略，同毛時代的下放与大批判，鄧時代的反自由化運動大相徑庭，因為喪失了精神領域的權威，以及民主、人權、言論自由的世界性潮流對國門的沖擊，江時代“獨裁气短”，只能采取黑箱指令，俗稱“卸掉關節”。在大陸媒體呆過的人都知道，每個星期，甚至每天，均會接到來自上面的五花八門的指令或者批評，很多時候是打給主編的一個電話。稱自己是省里的，市里的，或者中央的，然后指出某年某月某日某版，發在什么位置的文章，有時為新聞、消息，甚至某一句話的提法，有悖于中央精神，有政治錯誤，不利于社會穩定等等。主編洗耳恭听后，旋即將在會上傳達，提醒大家小心避開雷區，以免集體下課。除了這种黑社會式的直接了當的遙控、恫嚇，中央和地方也通過傳統的下文，有時一個星期下達的多种文件里，不能報道的禁區多達几十上百處，比如工人下崗，街頭鬧事，黑社會報复，教會活動，某國企的內部情況，某本書的宣傳，某個名字，某些敏感的引起人們情緒波動的字眼等等。今年元旦，發表文告，其中有最后“圓滿”的提法，于是“圓滿”一詞一度被明令禁用。

要實施這种日常細節化的新聞、出版管制，從中央到省市的宣傳出版管理机构均設有党性極強的讀報員，每天專門逐字逐句地檢查，然后圈點有問題的文字上報，像《南方周末》這种發行上200万，黃金時期甚至突破300万的大報，從下至上，每天至少有几百老布爾什維克在進行文字過濾，因此每年接到的“黃牌警告”不計其數，部門主任至主編所作的“深刻檢討”也不計其數。好在廣東近十年一直是中國大陸新聞最開放的省份，是對外的窗口和引資的招牌，《南方周末》一再利用省里和中央某种微妙的人事關系，得以發展，可花在勾兌關系上的“黑箱資金”卻一直是未知數。

除了上述管制細節，媒體負責人也經常應召進市、省或北京開會，听取對新聞出版違禁事件的處理結果。去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非法出版”讀物和北京的改革出版社“非法出版《新官場秘笈》，都屬轟動一時的新聞。為了配合中央部署，對前者的處置

有關人員判刑并處罰金，出版社停業整頓

允許正面見報；

而對后者更為嚴厲的處置

作者、書商判刑并處罰金，出版社社長、總編、責任編輯撤職查辦，取締出版社則不准媒體泄露一字。

類似的興師動眾，今年四月份也有過。以出版世界當代名著而聲譽日隆的廣西漓江出版社，因推出學者何清漣的專著《我們仰望星空》而被停業整頓，險遭滅頂之災；湖北的《今日名流》因發表了社會賢達李慎之、戴煌、方方等十人聯名關注河南一冤案的公開信而被取締，《書屋》等一批人文社科雜志被嚴重警告。需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這一系列文化打壓均屬秋后算賬，法輪功讀物与《新官場秘笈》更是几年前的舊書，當時法輪功正風行，誰也沒想到它日后會成“邪教”。

戴晴等學者認為，《南方周末》此次換血，標志著獨裁者的言論鉗制進入了更加精密的時期，這种暫時保留媒體外殼，更換內部關節的控制方法，將被推廣成一种秘而不宣的日常行政手段。筆者曾与《南方周末》一位資深編輯交談，他說，“《南方周末》在國內的影響，相當于《紐約時報》在美洲大陸，我們擅長對社會敏感問題進行追蹤報道，并且有深度，有代表性。一個新聞工作者如果有起碼的良知，不与丑惡同流合污，必然會得罪一批權勢者，他們自以為掌握了對歷史和現實的生殺大權。”他還說：“這只是一個借口，因為上面整肅《南方周末》的動机由來已久。如果這次僥幸過關，肯定會有下一次。況且他們找的借口也比較勉強，我們怎么知道老威（廖亦武）是民運分子？他頭上又沒刻字，六四過去這么多年，當局還是如此敏感，只能說明政權的虛弱。”他還透露，由于讀者好評如潮，違禁的三篇文章曾被報社內部評為當月好新聞，有關編輯還拿了獎金。

4　百分之一的新聞真實

因置身事中，這位編輯的話有一定情緒色彩。如果我們把目光放開，就會看到世界末日的硝煙滾滾而來：法輪功天安門 ” 自焚 ” ，石家庄大爆炸，張君案，成克杰、胡長清巨貪案，廈門走私案，沈陽政府与黑社會勾結案，四川資陽、宜賓黑社會火拼，网絡犯罪，乃至最近的《天安門文件》中文版在海外推出，上台的合法性受到質疑，等等。中國真是個新聞大國，《南方周末》的報道，說實話，還不及每天發生的轟動級新聞的百分之一，可就這百分之一的敏感的真實，說不定就會成為專制大堤上的一道裂縫，將逐漸深入，并在某一天引發洪水泛監。作為對《天安門文件》海外版的應對，中共除要求地方廳級以上，部隊師級以上干部輪流觀看官方內部紀錄片《六四大事紀》，以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外，江澤民還重點宣布“反五毒”，即台獨、疆獨、藏獨、法輪功和民運，其中民運、法輪功又是“重中之重”。

輿論的放与收一旦上升為江山社稷是否穩固的高度，《南方周末》的命運就注定了。据中宣部文件透露，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為四川省新聞出版局。他們在發現本省的民運分子上報的同時，又接到成都市國家安全局的敵情通報，于是性質不同的兩個机构先聯手查驗省內文化市場，搜繳《中國底層訪談錄》并集中銷毀，然后上報北京，狀告《南方周末》与出版《底層》一書的長江文藝出版社。于是，中宣部与新聞出版署在半個月內三次下文兩家違禁單位，并在全國范圍嚴查并銷毀《底層》。兩家單位的負責人還被招到北京，深刻檢討嚴重錯誤。在《南方周末》換血之際，出版社還等待著上面的最后文件，除銷毀禁書帶來的巨額經濟損失外，停業整頓在所難免。出版社某編輯說：“只要不全面換人砸飯碗就謝天謝地了。”

看來，告密者的“斗爭技巧”已相當圓熟，一上手就抓住了“民運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這一關鍵詞，触痛了被《天安門文件》鬧得寢食不安的中共最高權勢者的神經。

5　廖亦武其人其事

廖亦武，詩人，80年代名噪一時，是所謂新詩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因在89年六四凌晨創作、朗誦、錄制抗議慘案的長詩《大屠殺》，以及創作和組織拍攝電視片《安魂》，而被中共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煸動罪”判刑四年。出獄后妻离子散，生活無著，曾一度淪落到社會最底層，靠在酒吧吹簫賣藝渡日。廖亦武在一份自傳里寫道：“由一個詩人墜入犯人，又由一個犯人墜入這個社會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是人生的失敗者，所以他們的聲音、智慧、敘述歷史的方式，甚至血淚都被取消了　　在這一點上，政治、文化、經濟精英們，詩人、作家、學者們与當權者達成了默契或共謀，‘贏家通吃’不僅僅是商業法則，也成了其它領域的法則。廖亦武所做的工作就是按照他所特有的方式蠻干，搜集底層見證，并把這些東西一點點匯集，最終瓦解權勢者的法則。”

從字面上看，廖亦武的文化角色已經由吶喊的詩人轉化成底層見證者，“我是個人行為，与民運組織沒關系。”他寫道。卻忘了自己因坐牢而被打上了民運分子的烙印。況且，廖亦武從來不是個逆來順受的人，當安全部門老是找他麻煩，扼斷其謀生的崗位与渠道時，他就只有不計后果地抗爭。從1995年開始，他多次參与要求政府平反六四、推進民主的請愿；而在1998年六四發出的《致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公開信》，則為他在民運与西方輿論界贏得了廣泛的名聲，文中寫道：“克林頓先生，當您在這個月下旬抵達具有千年蒼桑的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您是否敢于像35年前的肯尼迪總統那樣，宣布您也是北京人？是證人？死者？或政治囚犯？

“如果您僅僅為大國間的交易而來，那么，當我某一天站在白宮前的時候，我將宣布我是美國人，是反對派，是出賣理想的克林頓的犧牲品。”

1999年六四，天安門慘案十周年，廖亦武不顧安全部門的再三威脅，接受了自由亞洲電台的采訪，并朗誦了寫于十年前六四凌晨的長詩《大屠殺》，作為對沉冤多年的亡靈的悼念。這個朗誦作為特別節目，在六四前后播放了兩周，六四當天，重复播放了四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以上是廖亦武与民運有關的大概事跡。此外，他還數次以個人名義對警察的迫害提出抗議，難怪他要感嘆：“在中國，我几乎是与警察打交道最多的文人了。”

6　以文犯禁之路

廖亦武是地下出版的老手，80年代就因出地下詩刊，一再与公安部門打交道，有“記錄在案”的前科，出獄后，故態复萌，出過《知識分子》兩期和一本《古拉格情歌》，此外，還出有黑磁帶与黑光碟，主演過黑電影。他同朋友談到：“我終生追求的是言論与出版自由，能夠鑽空子，冷不防正式一回當然過癮，如果鐵板一塊，沒縫隙可鑽，就只有把稿子收回來，自己印，免費發出去，圖個阿Q的精神胜利法。”

帶著鑽空子的蠻勁。從1999至2001，廖亦武先后与不明底細的書商或出版社合作，正式出版了《沉淪的圣殿　　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漂泊　　邊緣人采訪錄》以及《中國底層訪談錄》。三本書均被查禁，并且都有安全部門的直接插手。

《沉淪的圣殿》問世于1999年5月，首版1万五千本，悄悄發放到市場，僅管出版姿態低調，但事隔一個多月，仍被國家新聞出版署全面查禁。在一党專制的國度，查禁一本書本不算新鮮事，避過風頭，大家或許就忘了，可偏偏此書給讀者留下的印象難以磨滅，乃至于同年１０月，被全國最大的民營書店席殊書屋（有30多個連鎖店，近20万讀書俱樂部會員分布于各地）的首屆書評會推為“中國1999年度十大好書”之一。由于這一殊榮經讀者投票，70多名思想文化界的專家集體推荐，因此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反響，一致認為“乞今為止，這是研究朦朧詩和地下文學最權威的著述”。廖亦武為了完成這本書，單槍匹馬作了大量的搜集、采訪、整理，因此其中關于收藏家趙一凡，關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關于白洋淀地下文學的傳播，關于《今天》及民主牆時期的資料，等等，都是首次在國內公諸于世。編者執意要還原歷史，所以在書中，令人震駭地多次出現徐文立、劉青、劉念春、魏京生、周舵、芒克、北島、趙南、李南、周眉英、陳邁平、馬德升等民運或异議人物的名字、大量史料、及民主牆時期的民刊和照片。廖亦武認為，他并不是要有意犯禁，為當局的政敵樹碑立傳，而是尊重歷史原貌，“這是編歷史類書籍的常識，否則沒法弄。”

《沉淪的圣殿》為當局所不容，當在“情理”之中，出版單位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長、總編均遭撤職，而將“反動書籍”評為“十大好書之一”的席殊書屋也險遭滅頂之災。又是這個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嵐清批示：將《沉淪的圣殿》這樣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東西評為“十大好書”，是預謀的，背后有勢力支撐的集團行為，必須嚴查嚴辦。

席殊書屋的网站停辦，面臨吊銷執照的危机，席殊以全體員工的名義向上面一再書面匯報、檢討，并且將讀者、專家的選票与結果一一展示，證明這一事件純屬偶然。最后，某席殊之幕后人物出面，找到曾經是江澤民上司的較為開明的汪道涵，方通過私下渠道平息了事態　　然而席殊總部已搬遷，決定縮小規模，長達兩月的擔惊受怕，已使席殊經濟損失達數千万人民幣，元气盡傷，至今心有余悸。而作為主編的廖亦武，被中宣部列為不准出書的重點對象，先后三次被北京和四川的公安机關傳訊審查。

1999年9月，廖亦武同二渠道書商合作，化名老威，借用他人身份證件，再次出版了《漂泊　　邊緣人采訪錄》，這是《底層》的節選本，學者任不寐認為：“這不僅是生活狀況的底層，而且是話語權利的底層，是被這個時代的作家所遺忘的‘另一個中國’。”

《漂泊》剛出就引起關注，書評如潮，三個月中再版五次，各地報刊更是竟相連載。但好境不長，國安局和新聞出版署聯合調查了出版單位中國戲劇出版社，旋即，《漂泊》被全國禁售，印刷此書的書商被通輯，印厂被封，書版被毀，存書被沒收。

面臨取締的危險，戲劇出版社被迫賴帳，竟謊稱《漂泊》是盜版書，并在《新聞出版報》上登出“嚴正聲明”，方僥幸過關。然而“正版書”又在何處？書商在外流亡了几個月，連喊冤枉：“沒想到國家出版社也耍無賴！”

讀者更想不到的是,在“底層采訪”過程中，盡管廖亦武隱匿其身世，卻一直受到特別關注。1999年2月27日，廖亦武結婚大喜的日子，警察竟以“非法采訪”的名義拘留了他，并沒收了他的大部分手稿。廖亦武這些年所遭遇的困境，是絕大多數海內外文人難以想象的，他在一篇文章里寫道：“沒有任何安全感，不可以相信任何人，像一條狗，咬死一塊骨頭就不松口，哪怕人們攆你，詛咒你，用棍棒痛擊你，也要与骨頭同歸于盡

“寫了這么多年，我撐不下去了，有時兜里只有几塊錢，連門都不敢出。想越境逃跑，卻不知道為何逃跑。我到語言不通的地方能干什么呢？繼續寫《活下去》？當然用不著把寫好的稿子東塞西藏了，用不著面對警察死撐到底了，因為誰能懂？

“時刻記住誰也救不了誰，你在孤軍奮戰。中國沒有哈維爾，沒有索爾仁尼琴，既使有，也早被消滅了。因為沒有朋友，沒有珍惜他們思想与才華的人，大家內心都害怕，僅管也寫些頗具正義感与良知的文章，卻在個人行為上，心照不宣地恪守某种官方尺度。連西方來的文化、藝術大師接見的也是中國作協安排的可靠文人，雖然在形式探索上，這些文人可能屬于先鋒派

“地下文學傳統自生自滅，因為國際漢學界被官方當紅的文人所壟斷，連馬悅然也喝了蒙汗藥，著魔似地推荐所謂鄉土作家。他哪知道中國早沒有沈以文時代的鄉土了，連農民都墮落了，撒謊、賣人、連眼皮都不眨。”

7.一部書的奇跡

這种類似控訴的文字雖然令人心顫，但事實卻證明了廖亦武作為文化游擊戰士的机智和頑強，因為2001年1月，他化名老威再次出版了《中國底層訪談錄》60人本，上下冊，40多万字，雖然這仍不是70余人的全本，但在獨裁大國已堪稱奇跡了。

近几年，我總是在北京的一些地攤上，看見若干港台版禁書的盜版，其中有《中國太子党》、《叫父親太沉重》、《秦城春秋》、《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江澤民和他的幕僚們》、《王丹回憶錄》、《徐文立獄中家書》、《魏京生論民主》，等等，品种繁多，价格几元至几十元不等。一獲諾貝爾獎，成都馬上就有《靈山》盜版，30元一本，后來印得太多，就降到8元，甚至5元也能到手。据說盜版書商一旦查獲，肯定判重刑，直至槍斃，然而為什么盜版，特別是“反動書”的盜版屢禁不止？

這完全是利益的驅動，如同販毒，風險再大，也有人鋌而走險，并且前赴后繼。廖亦武認為，同盜版相比，他的書風險小得多，看來，自由思想在中國大陸唯有同金錢結盟，才能得到最廣泛的傳播。

《中國底層訪談錄》輾轉了十几家出版社，均無人敢接招。長江文藝社當時的心理同盜版商頗相似：這肯定是各階層讀者都能進入的長暢書，風險大，利潤就高。

出版社選擇新年前夕出書以降低風險，所作的宣傳也僅僅限于在地方報刊發些書訊。但《底層》這樣不可多得的“抓人”的書，一旦投放市場，必定會引起社會反響。在《南方周末》事件之前，已有《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北京青年報》《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圖書商報》《文化時報》《當代》《中華文學選刊》《讀書》《母語》《天涯》《北京晚報》等50多家媒體重點評介《底層》，地方雜志擅自節選書中篇章或連載的，更不計其數，一時間，“關注底層”成了熱門話題。3月4日，北京國林風圖書中心召開了《底層》讀書講評會，錢理群、沈昌文、白燁、丁東、雷頤、摩羅、余杰、任不寐、徐曉、岳建一、李輝等30余位文學、社會學、歷史學、生物學、新聞學專家、教授和學者到會并作了發言，首都20多家新聞媒體現場采訪，數百名讀者旁听并踊躍提問。

主持人為馮小哲，大名鼎鼎的被禁思想雜志《方法》主編，他一再提醒大家為《底層》多披几層“學術外衣”，但知識分子們壓抑多年的憤懣，均借《底層》朝外噴射。著名文學評論家白燁說：“我們現在的新聞沒法看，新聞聯播三分之二是領導人開會，去哪儿考查，全是些沒有的廢話。也不調查一下我們的真實感受。國內報紙也基本上是關注怎樣過好小日子，各种各樣的說法，卻很難看到我國真實的一面。所以，老威這本書，已超出一本書的意義，非常值得讀者，特別是新聞工作者去閱讀，并體會作者的寫作態度，把真真實實的新聞，真真實實的社會現實告訴我們，因為作為公民，我們有知情權。”北京大學生物教授姚仁杰說：“我覺得這本書的意義還在于，不管你怎么封殺，民間的聲音是壓不完的，人是殺不絕的，總還有后繼者，為什么？因為像書里描寫的那樣，生活是殘酷的，不人道的，把所有的一切全給你剝奪光，但是，人們依舊活過來了，恥辱地活過來了，還要說話，舌頭還沒被割掉。”

据參加過書評會的某記者描述：“局面越到后來越不好控制，大家搶著發言，矛頭對准官方，把主辦單位嚇坏了。后來大伙見天色已晚，又移師京郊的大覺寺，以盡其興，這時作者老威才出來与大家見面，吹簫、呼嘯，并朗誦了紀念亡靈的詩。全場鴉雀無聲，繼而肅然起敬，繼而揮淚与鼓掌，很多人都上台講話，由衷地贊賞老威。這個光頭的流浪漢，不知所措，就与搖滾樂手何勇合作了一首《陽關三疊》，老威吹罷兩疊，然后柱簫長吟，余音回繞，淚水把嗓子都堵住了。”

8.知識分子的根本權利

在中共心臟地帶舉行异端色彩如此鮮明的活動，居然沒出問題！這的确令許多人后怕，有人認為是法輪功幫了忙。但一周之后，情報還是抵達了有關部門。于是新聞出版署派出稽查大隊，把位于北京大學附近的國林風總店搜了個遍，并勒令停業檢查，上交所有參加會議者的名單及發言記錄。“今后舉辦任何活動，”稍后下達的文件道，“都必須報經主管部門批准。”

追查尚未結束，全面銷毀《底層》的指令則已下達，接踵而至的就是2001年4月19日的《南方周末》事件。

一個作家公開出版的所有著作均遭查禁，這在當代出版史上也屬罕見，所幸的是，官方應對類似“文化事故”的措施總處于置后，這就給自由思想進入市場，以打破意識形態的一党壟斷提供了空間。廖亦武認為：哪怕存在一絲縫隙，也要嘗試鑽過去，漸漸，縫隙就越來越寬。“我們應該把更多的真相告訴更多的人，本名不能用了，就用化名；化名也禁了，再想其它法子。知識分子最根本的權利就是言論，因种种危險而自動放棄話語權利，就取消了自己作為人活在世上的理由。”

六四之后，曾經改良心切的知識界對一党專制徹底絕望了，流亡海外，隱匿書齋，投身商海，拒絕合作，但苦悶的心結一直糾纏著。這些年，我們經歷了若干《東方》《方法》等精英刊物的停辦事件，書的查禁也成為屢見不鮮的景觀。有多少人為此付出過代价？其中的操作細節又如何？我想，恐怕不亞于一部文化戰爭史。可惜，隨著時間的無限推移与淡化，這將成為永遠的謎團。

現實使我們失去了哈維爾式的樂觀和理想。因為禁書在海外的出版也相當困難，那些精明的商人們，一直等待著廉价收購。而大陸符合官方口味的熱門書（雖然有些先鋒技藝上的爭議）也是漢學界競相翻譯、“研究中國文學”的熱門書　　對于中國和前東歐、蘇聯，海外在文化和藝術上顯然采取了雙重標准。

在這里，我對在夾縫中出版禁書的單位和人表達敬意，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异端因之而面世；我還對《南方周末》等媒體表達敬意，僅管付出了代价，但對抗的信息得以大面積傳播，并且不會由此划上句號。

禁書永存。(2001年6月于中國北京)

轉自<<博訊>>(//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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